這裏，我們主要來説一下最為神秘的“墨家”。墨子名翟，他的祖先本是貴族，奈何到了墨子這一代已經沒落，再不復從前的光環，出生時已與平民無異的墨子。墨子曾做過牧童，後來，還跟着父親學習了一些木匠活。正因為其早年的這些經歷，墨子也被人們稱作“布衣之士”。雖然，家道中落，墨子幼年還是接受了貴族必不可少的知識教育。《史記》曾記載，墨子曾是宋國大夫，可見，其應當是學識淵博之流。加之，其早年的農民經歷，墨子稱得上是最接近工農階級的士大夫。作為一名戰國初期的知識分子，墨子早年接受的文化薰陶，大多離不開儒家的“三綱五常”。雖然，他也認同儒學中的“仁政思想”，但是，卻對儒家過度敬畏鬼神的態度嗤之以鼻，認為：儒家推崇的喪禮過分奢靡。
在這樣的思想鬥爭下，墨子主動辭去了其在宋國的官職，轉而周遊諸國拜訪名師，以尋求更適合自己內心訴求的治國理念。當然，墨子此舉並非單純出於對工農的同情，他更希望通過遊學的方式，重建家族昔日的榮光，實現古代社會傳統意義上的“光耀門楣”。墨子在各地遊學的過程中，也曾師從儒者，潛心學習過《書》及《春秋》等儒家學説。但是，他在學習的過程中發現，儒家學説中提到的一些內容大多華而不實，根本難以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問題。出於這樣的考慮，墨子決定“背周道行夏政”，即捨棄儒學，構建新的理論體系。從價值理念來講，墨子基本認可儒家推崇的仁、孝、義、慈，兩者在仁政層面的追求大抵相同。但是，在具體走向及詮釋角度方面，墨子理論與儒學存在較大差距。另立學説之後，墨子便開始在遊學的過程中，抨擊諸侯國及儒家的暴政。當然，此舉也使得墨子直接擁有了一大批下層追隨者，墨子學派也隨之成為儒家學派的主要反對者。墨家宣揚“仁”政，其與同時期的儒家並列“顯”學。隨着墨家學派影響力的擴大，民間漸漸有了“非儒即墨”的説法。
墨家學派推崇實用主義，即：他的很多主張和想法都是基於現實世界的缺陷有感而發的。譬如：《墨子·魯問》提到的墨家十大主張，便是針對儒家喪葬禮樂奢靡的問題提出的。但這十大主張並不需要同時發揮效用，在墨子的理論中，統治者則需要根據本國國情針對性的選擇方案，若國家積貧積弱，就選擇“節用”；若家國混亂，則選擇“尚賢”。墨家的實用主義雖富理性，但是，卻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前後矛盾的問題。即：一些理論在提出時能夠解決問題，若一旦時過境遷，這種理論便失去了存在價值。墨家提倡的“兼愛”、“非命”理論剛好與儒家的“愛有等差”、“天命”相對立，墨子堅持的“民無終賤”、“飢者得食”等論點，則體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這裏，我們再來説一説墨子的主要思想。春秋戰國時期，周朝戰亂頻繁，民不聊生。而出生於這個時代的墨子，顯然，聽到了下層貧苦百姓的心聲，他提出的“兼愛非攻”理論，表明官紳貴族與平民百姓地位相同，人與人之間應當友好互助，國家之間應當追求和平，統治者自己則要“節用”，如此，才可國泰民安。墨子思想的另一大特色則是“天志明鬼”，他認為：上天兼愛所有貧苦百姓，若有統治者擅自違逆天意，他便會受到鬼神的懲罰。由此也可推知，墨子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的，這一點與儒家對鬼神敬而遠之的態度不太一樣。當然，若統治者能夠勤政愛民，他便會受到上天的封賞，這種思想與西方君權神授的理論極為相似。並且，墨子還有着“尚同尚賢”的思想，尚同是要求百姓與天子皆上同於天志，上下一心實行義政。尚賢則包括選舉賢者為官吏，選舉賢者為天子國君。墨子認為：國君必須選舉國中賢者，而百姓理應在公共行政上對國君有所服從。
墨子在科學技術方面也頗有造詣，他提出的“宇宙同一論”中，則認為：天地萬物都是統一的，而其中的個體，則都是其組成部分。除此之外，墨子對物理及數學也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還提出了許多的定義和理論，對後世影響極大。鮮為人知的是，才華橫溢的墨子還十分擅長機械和兵器製造，相傳，他的工匠技術與木匠祖師魯班不相上下。作為出身工農階級的思想家，墨子在重視生產實踐的同時，極為看重教育。他認為：教育應當量力而行，注重因材施教。而為人師表者，則應當講清楚事物的所以然，以實踐為本，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在墨子看來，“教育”應以“除天下之害”為目的，如此才可“興天下之利”。墨子所推崇的“人人平等”及“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時至今日都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説，他提出的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更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除此之外，墨子也重視環境和教育對於人性形成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著名的“素絲説”，認為人性如素絲，“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以素絲和染絲為喻，形象地説明環境、教育對人性形成的重要性。所以，他強調“染不可不慎也”。從“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出發，墨子主張以“兼士”作為教育的培養目標，通過他們去實現賢人政治等等。參考資料：【《淺論中國古代史上的五大思想流派》、《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