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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視頻裏我説到了日本為何痛失了互聯網風口，經濟持續不振20年。就有一位網友啊，在我的視頻評論區留言了，説：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世界第一。（意思是説日本很牛，沒有我説的這麼差。）
他這個呢，雖然説的不準確，但也的確差不多。準確地講呢，是日本在21世紀以來，獲得的諾貝爾獎僅次於美國，世界排名第二，在近18年間，共有18人拿到了諾貝爾獎，反觀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日本的這個成就的確是很驚人的！
那麼問題來了，日本18年18人獲諾貝爾獎，為何經濟發展卻連續20年原地踏步呢？有的同學可能要問了，你怎麼知道人家日本經濟發展不好的，人家不是一直過的比我們還好嗎？這個，經濟發展怎麼樣的事，不是我憑感覺來判斷的，大家可以查GDP的數據啊。我這麼説，對於知識界來講，他們是認同的。
好，那麼我們今天就來具體嘮一嘮這個話題，請大家小板凳搬好咯。
日本關於諾貝爾獎的事，其實是在21世紀初的時候，也就是説在2000年開始的時候，日本政府就做好了這項規劃，原來的規劃是説要在未來50年至少要拿到30個諾貝爾獎的。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日本這近20年來到底是哪些人拿到了什麼獎。
其實從諾獎誕生開始，日本歷史上一共就有27人獲獎，其中有兩人出生在日本，但現在已加人美籍。25人當中，其中物理獎9人，化學獎8人，生理學醫學獎5人，文學獎2人，和平獎1人，大家可以看到，在諾貝爾五大獎項中，日本都佔全了，唯獨後來增設的經濟學獎日本人尚未問鼎過。
即便是這樣，據説日本在2000年前被諾獎評委會忽略的預備獲獎者就有多達近10人，可見，如果諾貝爾獎真的沒有“黃種人歧視”的話，日本的獲獎人數更多。對比國內來看，我覺得日本用驕傲來説分量都不夠了，簡直應該是很傲嬌了。
以下2000年以後的日本諾貝爾獎獲獎情況：
先來看物理學獎：
2002年，由來自東京大學的小柴昌俊獲得，獲獎理由是：對於天體物理學、特別是宇宙微子檢驗有卓越的貢獻。
2008年，由來自名古屋大學的小林誠和益川敏英以及來自東京大學的南部陽一郎三人共同獲得，獲獎理由是：發現小林－益川理論與CP對稱性破裂源自粒子物理學的貢獻。
2014年，由來自名古屋大學的赤崎勇、天野浩以及來自德島大學的中村修二三人共同獲得，獲獎理由是：發明高亮度藍色發光二極管，帶來了節能明亮的白色光源。
2015年，由來自東京大學的梶田隆章獲得，獲獎理由是：發現中微子振盪現象，並因此證明中微子具有質量。
下面是化學獎：
2001年，由來自京都大學的野依良治獲得，獲獎理由是：手性觸媒之不對稱合成研究。
2002年，由來自東北大學的田中耕一獲得，獲獎理由是：活體高分子同定與構造解析手法的開發。
2008年，由來自名古屋大學的下村修獲得，獲獎理由是：綠色螢光蛋白（GFP）的發現與生命科學的貢獻。
2010年，由來自北海道大學的鈴木章和來自東京大學的根岸英一獲得，獲獎理由是：發現根岸耦合反應。
2019年，由來自大阪大學的吉野彰獲得，獲獎理由是：開發鋰離子電池。
接下來是生理學或醫學獎：
2012年，由來自神户大學的山中伸彌獲得，獲獎理由是：誘導多功能幹細胞。
2015年，由來自東京大學的大村智獲得，獲獎理由是：發現了治療蛔蟲寄生蟲感染的新療法。
2016年，由來自東京大學的大隅良典獲得，獲獎理由是：發現細胞自噬的機制。
2018年，由來自京都大學的本庶佑獲得，獲獎理由是：發現負性免疫調節治療癌症的療法貢獻。
好，普及完這些基本知識，我們還是回到正題，那麼日本科技看起來這麼牛，為什麼事實上在2010中國經濟總量趕超日本後，日本的GDP就一直在原地徘徊呢？制約日本經濟發展的因素到底又是什麼？戰略企劃槍手綜合了多位專家的觀點並結合了自己的思考，發現答案其實也很簡單。
首先，諾貝爾獎的頒佈，獲獎者年齡都比較大，大部分獎勵的是獲獎者在20-30年前就做出的貢獻，有一個統計説，諾獎的獲獎者年齡基本是在65歲-75歲這個年齡段，他們的成就都集中在幾十年以前。諾貝爾獎的評委們不僅要看獲獎論文，更要看論文的某項發現或觀點在世界上影響有多大，以及落地和普及程度有多高。
日本的諾獎獲獎者，從年份看，他們的成果大多是在昭和（1926～1989年）時期，特別是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即便是最晚的獲獎者梶田及山中的研究成果，也是在平成（1989～2019年）早期獲得的，那時日本學界還尚能延續昭和時的風骨。
像中國的為數不多的諾獎獲獎者也是一樣，比如屠呦呦的研究成果也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而莫言的真正創作高峯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諾貝爾獎官方網站所截取的他的作品也是發表於1988年，也就是説諾貝爾獎雖然在今天頒佈，但是他表彰的一般是二三十年之前的研究成果。
而據一位長期在日本參與科研和工作過的專家，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陳言講述，日本的科研工作者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授學者，跟政府及企業沒有根本的利益關係，因此研究成果不一定落地到本國企業，也不一定能日本的企業和市場經濟帶來更直接的影響。
不同於邵和年代的是，在平成年代日本的研究者長期受制於政府機構，政府在教育經費上的投資每年都在縮減，獨立研究的成本高昂，導致日本博士人數和科研人數在減少，日本的一位教授也説道，“政府大概準備花100年時間，讓教育預算歸零。”
而另一方面，日本的體制又限制了研究人員在一線企業的工作機會，拿了博士學位更多的是選擇埋頭做老師，這讓日本的博士人數如同兩座大樓中種植的小樹，一直長不大。
而到了最新的令和年代（2019年起），日本學者變為“官員奴僕”的趨勢則愈加明顯，日本現有的大學為了爭搶有限的科研基金，對文科省態度極為恭順，文科省的一個小官員就足以讓大學教授、校長俯首聽命。這使得近20年來，日本學界真正有建樹的人越來越少，這些結果將反映在二三十年後，日本諾貝爾獎獲獎人數的後勁不足。
有一個最新的數據就很能説明問題，那就是英國某權威機構做的大學排名，在這份排名中清華大學排名全亞洲第一，力壓日本眾多大學，就在這份排名中，全球前200強的高校中，中國內地佔了七所而整個日本才佔了兩所。
所以，真相已經很明顯了，日本已經吃了很多年的老本，近20年來，無論科研成果的產出還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確已經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個強盛的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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