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特別是大數據技術的應用，給社會帶來了巨大進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數字技術的應用，革命性地改變了以往疫情防控的方式，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福祉。所有這些，也為數字技術的進一步應用增加新的動力。
數字技術的應用當然需要不菲的成本。其中，除了數字技術所涉軟硬件及其維護、更新以外，學習、培訓使用軟硬件的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這筆學習的費用，並非完全由技術開發及其應用者投入或者墊付，許多情況下是由使用者投入付出的。由此，就產生了數字技術或者其他技術的開發者、應（採）用者和使用者三者之間的微妙關係。這種微妙的關係主要體現在新技術推廣普及的成本如何均衡，而不是平均地分攤至三者，並在均衡的基礎上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顯然，如果將新技術開發應用至產品，開發者及應（採）用者最大的考量就是使用者是否肯為使用產品付出學習的成本。這個估量，實際上就是在對產品的市場前景進行分析。因此，新技術的開發者在開發新技術時，都儘量以最簡捷、最便於使用的方式將新技術的功能及其增益呈現在產品上，讓新技術產品越來越“傻瓜化”。
最近幾十年來，新技術產品所內含的技術越來越複雜，但其產品的使用卻越來越簡單化，“傻瓜化”的趨向越發明顯、明確。其中的市場考量及其內在道理再簡單不過。就像在“傻瓜”相機面世之前，有多少人願意為了拍張照片而去學習光圈、曝光、快門等一系列複雜的概念及其實際應用知識呢？這又在多大程度上打消了人們購買相機的意願？如果沒有新技術開發及其應用的“傻瓜”理念，智能手機的功能會像現在這樣豐富嗎？
不過，人們也看到，在消費品以外，某些公共產品供給及其服務，其新技術所呈現的方式，卻是不友好甚至極其不友好的，尤其是對老年人而言。這個不友好，首先是在應用新技術產品方面，以公共服務為目的採（購）用新技術產品者，沒有采（購）用或沒有要求技術開發者像開發立足市場的消費品那樣，將產品的功能“傻瓜化”地簡捷呈現；二是以極短的過渡期將作為公共服務手段的新技術產品普及化，從而迫使接受公共服務的人學習使用產品，強制或變相強制地將學習成本轉嫁至服務對象身上；三是加大那些學習困難或喪失學習能力的人申請服務救濟的成本，從而降低公共服務的質量和範圍。
當然，這種不友好，並不限於公共服務領域，在壟斷行業和壟斷領域同樣堂而皇之地存在。老年人就醫難、買票難、付款難，就是這種不友好的結果。在公共服務領域，這種不友好，其實也相當於弱化了被服務對象的權利。這些愈演愈烈的現象，必須得到重視及糾正。（作者：鄒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