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類貢獻最大的一種動物，沒有它，人類的發展不會如此迅速
自古，馬與人的生活就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古人也常以“馬到成功”，來形容對一個人的祝福。在古代，交通運輸是特別的不方便，但馴化的家馬卻可以輕鬆的作為人們的運輸工具，併為作戰、貿易提供畜力，由此，馬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們之間的融合，更促進了文化和技術的交流。在一些地區，家馬甚至可以為人們提供奶、肉等蛋白質食物，以增強人們身體所需要的營養，因此，馬到成功就有着另一種含義。
從考古學家的角度研究，“馬到成功”實際上代表着中國家馬的馴化史。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馬匹都是經野馬馴化而成的，目前歷史上關於馴服野馬最早的記錄便是哈薩克斯坦發現的柏台遺址。根據專家的判斷，這個遺址大約是在5500多年前形成的，裏邊還發現了許多的馬骨以及馬骨工具，甚至，在陶片上還發現了殘留的馬奶脂肪酸，這些利用馬的骨頭製作的工具，以及飲用馬奶的痕跡，都直接説明了那時候的柏台人已經馴服野馬了。其實，中國的家馬可能是從中亞傳過來的，中國境內迄今為止發現的馴化家馬的最早歷史證據，便是如今位於甘肅省永靖的大何莊遺址。該遺址距今約4000多年，而同樣發現馬骨的玉門火燒溝遺址及秦魏家齊家文化墓地卻要比這個遺址晚1500多年，因此根據這兩處遺址的時間，便能證明甘肅的青海地區是當時家馬從中亞地區傳入中國的必經之地。
如今河南偃師商城遺址以及小雙橋遺址等都是位於黃河中下游的早商遺址，但這些遺址中卻沒有發現任何的馬骨，但在河南安陽的晚商都城遺址中，卻意外的發發現了馬骨，可以説馬匹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出現比較突然，僅在這個遺址的西北方向就挖掘出了100多個馬坑，而每個坑中埋葬的馬匹數量不同，最多的可以達到三十多匹，最少則只有一匹。位於陝西西安的老牛坡遺址以及山東省滕州前掌大遺址也屬於商代晚期，裏邊同樣發現了車馬坑以及單獨埋葬馬匹的馬坑。這些遺址中出土的馬骨，無疑為研究中國家馬的傳播和起源提供了更好的信息，動物考古學家對這些馬骨進行了測量和形態觀察，並進一步研究了它們的病理現象，測算和分析了這些馬骨的DNA和碳氮穩定同位素。經過他們綜合的分析和研究，考古學家發現這些馬骨確實屬於家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還揭示了一種中國全新的家馬利用方式。
在最早發現家馬馴化遺址的中東地區，考古學家研究了這些馬的掌骨以及在陶器中的殘留物後發現，這些家馬不僅被人類騎乘和駕馭，還肩負着為人類提供馬奶的作用。在我國新疆地區發現的石人子遺址中，同樣出土了一些馬骨，專家在研究後發現，這些馬的脊椎部位都有病變的跡象，所以推斷這些馬可能是因為人類的騎乘行為所致。在距離該遺址不遠的蘇貝希墓地中則出土了一些馬鞍實物，都是由皮革製成的，馬鞍內還填充了鹿毛，下邊則墊了氈墊。該墓地遺址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這也説明早在戰國及西漢時期，新疆地區就已經將馬作為了重要的日常使役動物。由於考古證據的缺失，導致如今的考古學家很難推斷出更早的家馬利用方式。
從殷墟車馬同葬的場景來看，家馬在晚商時期的作用顯然與駕車有關，且殷墟中出土的車馬坑都是兩匹馬拉一輛車，而商代典型的馬車規制便是“二駕”。在西周的灃西張家坡遺址中發現了四馬拉一車的情況，可見當年武王伐紂，四馬戰車在作戰時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才能一舉滅商獲得勝利。在古代，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就是這個國家國力的代表，而馬和戰車就是戰爭中主要的力量，古時候，四馬拉一車被稱作“一乘”，因此常常用“千乘之國”、“萬乘之君”來形容那些軍事力量強悍的國家。由此，也可以看出，家馬在古代不僅具有強大的戰鬥作用，更是一種實力的象徵。據《周禮·夏官》記載：“馬八尺以上為龍”，家馬從先秦時期開始與龍這樣神化的動物聯繫在一起，可見，馬的精神內涵早就超過了它的功用價值。當然，馬的精神內涵還表現在它隨葬的作用，在殷墟西北崗發現的馬坑，共有數百具馬匹隨葬，如此宏大的隨葬規模，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王權的尊貴，由此可以推斷出，馬匹在殷商時期與固化的等級制度就有緊密的聯繫。
然而，馬匹在墓坑中的隨葬形式也不盡相同，當時在殷墟發現的馬匹都是被整齊擺放在馬坑之中，而在山西發現的西周遺址除了整齊擺放的馬匹之外，還發現了許多亂七八藏堆放的馬匹，由此就可以看出商人和周人迥異的墓葬風格和文化傳承。馬在古代的實用功能和象徵含義，與文化和經濟的發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正因為馬的重要性，古代社會才十分重視馬的飼養和馴化。馬與其他家養動物的馴化相比，雖然其出現的時間比較晚，但馬在後續的飼養環節中卻衍生出了許多複雜的制度和技術，因此，馬在中國是非常受到重視的。根據史料記載，秦國的每一任國君都非常重視養馬，秦人的祖先就是世世代代以養馬為生的遊牧部落，這在秦穆公時期編著的《相馬經》中便有着很多的記載。該文獻中提到，伯樂將馬按照品種、毛色和體型進行了劃分，並同時對馬的各個部位的尺寸、形狀和比例進行了總結和歸納，總而提出了判斷良馬的方法，從那以後，基本上各個朝代都有許多關於養馬及相馬的文獻典籍。
除了可以參考文獻古籍之外，一些考古遺址中同樣可以為研究古代養馬技術提供實物證據。如：陝西臨潼的秦始皇陵，考古學家在它的東側就發現了一組埋有大量木製戰車和陶製馬匹的陪葬坑，其中一號陪葬坑中的拉車馬匹都是閹割後的公馬，而二號陪葬坑中的馬都披着馬鞍。從這些陶製品的製作細節中就可以推斷，當時人們拉車更偏好於閹割過後的公馬，因為其不會發情，所以在拉車的過程中可以更好的駕馭，但也因為這樣閹割的公馬太過温順，因此不適合做戰車的畜力，不過人們還是會飼養一些未閹割的公馬，將其留作戰馬使用。總之，家馬雖然在人類歷史上被馴化的時間比較晚，但它卻為人類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人類生產生活中最重要的畜力和食物。家馬的出現不僅標誌着人類作戰能力及運輸能力的顯著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還加快了全球文明的交流和互動。參考資料：【《周易》、《漢書》、《史記·秦本紀》】
從考古學家的角度研究，“馬到成功”實際上代表着中國家馬的馴化史。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馬匹都是經野馬馴化而成的，目前歷史上關於馴服野馬最早的記錄便是哈薩克斯坦發現的柏台遺址。根據專家的判斷，這個遺址大約是在5500多年前形成的，裏邊還發現了許多的馬骨以及馬骨工具，甚至，在陶片上還發現了殘留的馬奶脂肪酸，這些利用馬的骨頭製作的工具，以及飲用馬奶的痕跡，都直接説明了那時候的柏台人已經馴服野馬了。其實，中國的家馬可能是從中亞傳過來的，中國境內迄今為止發現的馴化家馬的最早歷史證據，便是如今位於甘肅省永靖的大何莊遺址。該遺址距今約4000多年，而同樣發現馬骨的玉門火燒溝遺址及秦魏家齊家文化墓地卻要比這個遺址晚1500多年，因此根據這兩處遺址的時間，便能證明甘肅的青海地區是當時家馬從中亞地區傳入中國的必經之地。
如今河南偃師商城遺址以及小雙橋遺址等都是位於黃河中下游的早商遺址，但這些遺址中卻沒有發現任何的馬骨，但在河南安陽的晚商都城遺址中，卻意外的發發現了馬骨，可以説馬匹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出現比較突然，僅在這個遺址的西北方向就挖掘出了100多個馬坑，而每個坑中埋葬的馬匹數量不同，最多的可以達到三十多匹，最少則只有一匹。位於陝西西安的老牛坡遺址以及山東省滕州前掌大遺址也屬於商代晚期，裏邊同樣發現了車馬坑以及單獨埋葬馬匹的馬坑。這些遺址中出土的馬骨，無疑為研究中國家馬的傳播和起源提供了更好的信息，動物考古學家對這些馬骨進行了測量和形態觀察，並進一步研究了它們的病理現象，測算和分析了這些馬骨的DNA和碳氮穩定同位素。經過他們綜合的分析和研究，考古學家發現這些馬骨確實屬於家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還揭示了一種中國全新的家馬利用方式。
在最早發現家馬馴化遺址的中東地區，考古學家研究了這些馬的掌骨以及在陶器中的殘留物後發現，這些家馬不僅被人類騎乘和駕馭，還肩負着為人類提供馬奶的作用。在我國新疆地區發現的石人子遺址中，同樣出土了一些馬骨，專家在研究後發現，這些馬的脊椎部位都有病變的跡象，所以推斷這些馬可能是因為人類的騎乘行為所致。在距離該遺址不遠的蘇貝希墓地中則出土了一些馬鞍實物，都是由皮革製成的，馬鞍內還填充了鹿毛，下邊則墊了氈墊。該墓地遺址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這也説明早在戰國及西漢時期，新疆地區就已經將馬作為了重要的日常使役動物。由於考古證據的缺失，導致如今的考古學家很難推斷出更早的家馬利用方式。
從殷墟車馬同葬的場景來看，家馬在晚商時期的作用顯然與駕車有關，且殷墟中出土的車馬坑都是兩匹馬拉一輛車，而商代典型的馬車規制便是“二駕”。在西周的灃西張家坡遺址中發現了四馬拉一車的情況，可見當年武王伐紂，四馬戰車在作戰時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才能一舉滅商獲得勝利。在古代，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就是這個國家國力的代表，而馬和戰車就是戰爭中主要的力量，古時候，四馬拉一車被稱作“一乘”，因此常常用“千乘之國”、“萬乘之君”來形容那些軍事力量強悍的國家。由此，也可以看出，家馬在古代不僅具有強大的戰鬥作用，更是一種實力的象徵。據《周禮·夏官》記載：“馬八尺以上為龍”，家馬從先秦時期開始與龍這樣神化的動物聯繫在一起，可見，馬的精神內涵早就超過了它的功用價值。當然，馬的精神內涵還表現在它隨葬的作用，在殷墟西北崗發現的馬坑，共有數百具馬匹隨葬，如此宏大的隨葬規模，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王權的尊貴，由此可以推斷出，馬匹在殷商時期與固化的等級制度就有緊密的聯繫。
然而，馬匹在墓坑中的隨葬形式也不盡相同，當時在殷墟發現的馬匹都是被整齊擺放在馬坑之中，而在山西發現的西周遺址除了整齊擺放的馬匹之外，還發現了許多亂七八藏堆放的馬匹，由此就可以看出商人和周人迥異的墓葬風格和文化傳承。馬在古代的實用功能和象徵含義，與文化和經濟的發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正因為馬的重要性，古代社會才十分重視馬的飼養和馴化。馬與其他家養動物的馴化相比，雖然其出現的時間比較晚，但馬在後續的飼養環節中卻衍生出了許多複雜的制度和技術，因此，馬在中國是非常受到重視的。根據史料記載，秦國的每一任國君都非常重視養馬，秦人的祖先就是世世代代以養馬為生的遊牧部落，這在秦穆公時期編著的《相馬經》中便有着很多的記載。該文獻中提到，伯樂將馬按照品種、毛色和體型進行了劃分，並同時對馬的各個部位的尺寸、形狀和比例進行了總結和歸納，總而提出了判斷良馬的方法，從那以後，基本上各個朝代都有許多關於養馬及相馬的文獻典籍。
除了可以參考文獻古籍之外，一些考古遺址中同樣可以為研究古代養馬技術提供實物證據。如：陝西臨潼的秦始皇陵，考古學家在它的東側就發現了一組埋有大量木製戰車和陶製馬匹的陪葬坑，其中一號陪葬坑中的拉車馬匹都是閹割後的公馬，而二號陪葬坑中的馬都披着馬鞍。從這些陶製品的製作細節中就可以推斷，當時人們拉車更偏好於閹割過後的公馬，因為其不會發情，所以在拉車的過程中可以更好的駕馭，但也因為這樣閹割的公馬太過温順，因此不適合做戰車的畜力，不過人們還是會飼養一些未閹割的公馬，將其留作戰馬使用。總之，家馬雖然在人類歷史上被馴化的時間比較晚，但它卻為人類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人類生產生活中最重要的畜力和食物。家馬的出現不僅標誌着人類作戰能力及運輸能力的顯著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還加快了全球文明的交流和互動。參考資料：【《周易》、《漢書》、《史記·秦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