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輕鬆過萬？當代中國藍領的工資究竟有多高？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時代數據”（ID:datagoo），作者：時代數據君，36氪經授權發佈。

996工作制、禿頭養生、內卷化競爭…互聯網上興起的各式話題幾乎涵蓋了白領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錯覺：白領就是城市生活的唯一主角。

但事實並非如此，根據公開資料整理，目前中國勞動人口高達9億，在這個龐大的羣體中，是1.2億人新藍領與2.88億農民工、約1億製造業藍領和8000萬建築業藍領一起構成了城市裏基數最大的打工人，是白領羣體的兩倍。

隨着2008年之後，中國的製造業面臨轉型，生活型服務業迅速崛起，藍領羣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相比起傳統印象中的流水線工人、貨車司機、建築工人等典型藍領，越來越多的年輕藍領們選擇成為美甲師、家政阿姨、網約車司機、月嫂、外賣小哥、快遞員……他們稱為“新藍領”，穿梭在城市各大角落，維繫着城市的流暢運轉。

但與社會對白領的關注不同，人們往往對他們知之甚少。

藍領工資不斷上漲，已經成為了近幾年的一大趨勢。

中國社科院一項調研顯示，互聯網在提升中低收入人羣收入方面作用明顯。而新藍領從事的大部分職業都大多因互聯網平台經濟而生。相較於過去的企業生廠工人、保安、建築工、餐廳服務員等典型藍領工作，在外賣、快遞等行業的新藍領們收入更加可觀。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9 年監測數據顯示，藍領羣體中佔比最大的新生代農民工羣體月均收入為 5850 元，比老一代高 896 元。其中，近 6 成月均收入在 5000 元及以上，比老一代高16. 1 個百分點，近 3成月均收入為4000- 5000 元，比老一代高6. 6%。

這也許與薪酬結構變化有關。據企鵝調研平台發佈的數據，與白領羣體相比，新藍領按固定基礎工資計薪的比例低14%，而按照勞動強度計薪的比例則高出19%。而所謂的勞動強度一般指的就是互聯網平台經濟中常用的計時或者計件。

區別於工業時代傳統的僱傭關係，對於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家政工、網絡主播、網約車司機來説，他們不再是每月拿着固定的工資，而是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和出色的表現賺取更高的提成和獎金，實現“多勞多得”、甚至月薪過萬。

不止是新藍領，隨着勞動市場的變化，典型藍領也正在變得越來越搶手。

國家統計局1月17日發佈的數據顯示，2019年末16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8.96億，比2018年末減少89萬人，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自2011年達到頂峯後已經連續八年減少，相比2011年峯值9.25億人，減少總量達到2860萬人，超過了澳大利亞國家的總人口數。

另一方面，高校的擴招也極大地減少了勞動力供給。1999年，中國大學開始擴招，這意味着越來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擁有大學文憑——無論是一本、二本還是三本，每年大量湧入市場的大學畢業生讓就業市場上的競爭越來越激烈。2020年，中國應屆畢業生人數高達874萬。然而對於一個讀了大學的年輕人來説，坐辦公室成為了一個白領，似乎天經地義。

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藍領變得越來越搶手，城市居民想要獲得保姆、月嫂、家政工人、搬運工、網約車司機等藍領的服務，則需要付出越來越高的價格——傳統將藍領工人視為“體力勞動者”社會底層的刻板印象，正在土崩瓦解。

但這樣的薪酬漲幅又似乎與我們所瞭解並不一致。畢竟最近幾年，快遞小哥、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等月入過萬的報道層出不窮。微博上#藍領月薪過萬#、#如何看待藍領月薪超過大學生#等話題屢屢衝上熱搜，隨便就能獲得過億閲讀量，“月入三四千的你收着月入過萬的快遞小哥送來的快遞”這樣的話術更是讓本就苦澀的社畜們留下羨慕淚水，紛紛表示要轉行。

但熱搜下的高贊評論，揭露了事實的另一面———他們是通過犧牲時間和健康的條件下，做着更高強度的工作，才能得到更多的工資。

⬆熱搜#如何看待藍領月薪超過大學生#下的高贊評論

例如剛剛過去的雙十一。交通運輸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雙十一期間（11月11日至16日），預計日均快遞業務量將達到4.9億件。這些包裹都由快遞員來送達。

某電商平台提供的數據顯示，2013年，送達1億個包裹需要9天的時間；2017年，時間被壓縮到2.8天。剁手黨們買得瘋狂，隨之而來的是快遞員們日夜奮戰的一週。

高強度的工作也極大得壓縮了藍領羣體的休息時間。數據顯示，與白領相比，藍領們的休息時間更加零散，超過半數的白領擁有雙休，而在典型藍領中這一比例為15%，新藍領僅有13%。

此外，隨着互聯網各大平台持續擴張，入行的從業者越來越多，競爭越來越激烈，藍領們月入過萬正變得越來越困難。鄭廣懷團隊在研究武漢平台工人羣體的過程中發現，月收入在一萬元以上的快遞員僅佔比3.28%，外賣員僅佔比2.15%。與此同時，53.18%的外賣和快遞配送員反映目前的收入並不能滿足家庭開支，僅有7.49%的人表示當前收入能夠完全滿足所有支出。

就在今年，疫情爆發，宅經濟火爆，快遞量大增。因此即使是在疫情最為嚴重的時刻，也有不少快遞員穿梭在大街小巷，堅持上班。但快遞小哥們的收入並沒有隨着派送量的增多而增加，反而少了。據央視報道，有的快遞員“每天都能派送200多單，早上六點就起來送到晚上，基本不休息。之前配送一單2塊錢，現在只有1塊2”。還有極端的情形，“7月，到手派件費已降至0.4元/件，扣除短信費、電話費後，一單隻能賺0.25元。”

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落差讓部分城市藍領崗位的流動性變得越來越高。

根據智聯招聘發佈的2019年白領春季跳槽調研數據，白領羣體普遍的跳槽頻率在1—3年。而藍領卻平均1年跳槽3次。

尤其是越年輕的新藍領，換工作頻率就越快。調研數據顯示，95後新藍領平均每3.4個月就會換一次工作，20歲以下的新藍領中有18.3%表示3個月以內就會換一次工作，而20歲及以上的這一比例是10.3%。

相較於上一代進城務工的藍領們，90後藍領大多從小跟着父母在城市裏面務工，耳濡目染城市生活，隨着技術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們的職業期望值高於老一代藍領，對薪資待遇、社會保障、個人發展等提出了多方面的訴求。

 與很多人對95後“年輕任性”的印象不同，95後新藍領跳槽更看重下一份工作的上升空間，其次才是考慮收入及福利待遇。而年輕人們的頻繁流動也側面展現了他們對當下工作的不滿與不安。

除此之外，“來去自由”的勞動關係也是藍領跳槽頻繁的一大原因。藍領行業的很多崗位往往需求量大，准入門檻較低。因此勞動者們十分很容易就能步入了該行業。

在網約車行業中，以滴滴快車為代表，車主只需要在官網上輸入基本信息，完成註冊，然後下載一個滴滴快車的司機端即可開始接單。網約車司機們不需要接受企業考勤等制度的約束和刮玻璃，甚至在法律上也並不構成勞動關係。因此即使哪天想不幹了，也造不成多大的損失。

這樣看似靈活性和自由度較高的勞動關係，不僅讓頻繁流動的人們無法建立起職業認同與安穩感，也保證了企業不需要為勞動者們提供更多長期的福利保障，通過藍領們的快速流動，就能總是能獲得“新人”來為其勞動。

數據顯示，10項基礎福利待遇中，新藍領擁有最多的為加班費，達到45.9%；只有30.2%的新藍領享受到基礎的社保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