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互聯網技術發展重構着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網約車改變了出行格局，社區團購則對“菜籃子”產生影響，平台數據描畫出清晰的消費生活習慣……佔據優勢地位的平台巨頭，對個人生活影響極大。
2020年，國內外關於互聯網企業反壟斷的立法、執法監管不斷，平台經濟合規發展成為重要議題。2020年初公佈的《〈反壟斷法〉修訂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稿)》，增設互聯網經營者市場支配地位認定依據的規定；同年12月，相關平台企業遭反壟斷處罰；今年2月7日，《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發佈……都釋放出反壟斷強烈信號。
今年兩會，反壟斷成為熱議話題。多位代表委員從立法、數據規制、消費者維權等多方面提出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採訪時表示，互聯網巨頭利用低價傾銷排擠競爭對手，以最終“勝者”獲得高度的市場壟斷地位，將侵害中小型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建議打擊平台利用壟斷地位發起“價格戰”。
現狀：互聯網行業易快速形成壟斷地位
在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台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看來，數字經濟已成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等傳統經濟之後的新經濟形態。但是，他指出，數字經濟時代下，市場競爭的本質並沒有被改變，數字經濟時代下的商家容易形成壟斷優勢，其互相逐利必將導致壟斷的傾向。
對此，朱列玉也表示，互聯網行業因為自身行業的特點，很容易快速形成壟斷。
他談及了自己的切身體驗。“以前網約車剛出現時，有鉅額補貼，比出租車便宜好多，但當這個行業興起之後，發現網約車企業都合併了，而且費用有時還比出租車高。”
去年，不少互聯網巨頭佈局社區團購，資本“燒錢”擠佔市場也引發爭議。
朱列玉分析，平台大力補貼吸引用户使用社區團購APP購買生鮮，擠壓線下零售攤販的經營空間，一旦巨頭搶走生意，進城的農民就業機會和就業選擇受限，這將涉及民生問題。
“當社區團購產生新的行業巨頭，佔據壟斷地位的企業便會開始收割成果，價格會漲到與線下買菜一樣甚至更高的價格。”朱列玉説。
在朱列玉看來，這些互聯網巨頭在改變傳統的商業競爭環境和經濟規則，最常使用的一套商業競爭模式就是“價格戰”——幫助企業在短時間積累用户，其實就是低價傾銷排擠競爭對手，搶佔到儘可能多的市場份額。這種競爭模式下，往往最終“勝者”獲得高度的市場壟斷地位，對中小型經營者的利益造成侵害，最終損害到每一個普通消費者的利益。
對此，朱列玉建議，打擊互聯網巨頭利用壟斷地位價格補貼進行不正當競爭的行為。
難點：現有數據監管機制跟不上行業發展
壟斷背後是數據之爭。
“大型互聯網平台企業利用保有的龐大數據及用户場景黏性惡意阻礙其他市場主體發展，侵害消費者數據主體權利、公平交易權、知情權，各類限制競爭、不正當競爭行為屢見不鮮。”全國政協委員、重慶靜昇律師事務所主任彭靜認為，現代互聯網企業競爭的根基在於數據競爭。
大眾感觸較深的大數據殺熟、“二選一”等問題，在彭靜看來，與數據權屬不清晰、數據流動受阻有密切關係。
她在提案中稱，平台企業事實上獨佔用户數據，並利用生態圈黏性捆綁消費者，以“二選一”“屏蔽”“封禁鏈接”“流量劫持”“非法攔截”不公正平台協議等方式排斥平台商業經營者或其他平台企業。
而現有數據競爭監管機制存在監管機關缺乏協作聯動、互聯網平台企業合規體系滯後、監管措施跟不上數字經濟行業發展等問題。
立法建議：儘快制定數字經濟促進法
“現在已經步入數字經濟時代，中國是數據大國，很多技術走在前端，但是系統性的立法尚未建立，宏觀方面仍缺乏指導，很可能造成數字經濟畸形發展。”皮劍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他建議，儘快制定數字經濟促進法及其相關法律法規。從而構建數字經濟發展生態系統，打破制約數字化生產力發展和數字經濟生態系統建設的政策障礙和體制瓶頸。
彭靜則更聚焦於對加強數據競爭行為規制。她建議，加快個人信息保護法立法進程，在維護國家數據主權、企業合法數據資產權益前提下，在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基礎上增加數據可攜帶權內容，細化個人信息處理者必須履行算法説明義務的具體場景及其監督機制。
並且，針對金融、健康、教育、通訊、營銷等特定行業與領域，制定相關數據競爭監管行政法規，落實監管責任主體，釐清監管職責，整合監管資源，加強監管協同，統一監管尺度，形成高標準市場體系要求的互聯網平台監管組織體系；針對不同類型、不同技術經濟特徵的互聯網平台，分類設計監管機制和模式，實現分層次精準監管。
消費者維權：建議授權檢方提起反壟斷公益訴訟
除了立法保障的建議，朱列玉還建議從司法層面為消費者維權。
目前，我國反壟斷體系以行政執法為主，在訴訟制度方面對抗市場壟斷行為只能作為私益訴訟提起。他認為，這對於消費者和小商户來講，無論是證據收集還是訴訟負擔上，都無法與壟斷企業抗衡。
但在朱列玉看來，對互聯網侵害消費者的行為進行維權，又是確有必要的——“如果打贏了官司，勝利的不僅是某一個人，可能是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受益。”
因此，他今年兩會上帶來的建議之一，即是授權檢察機關對利用市場壟斷地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提起公益訴訟。
他解釋稱，檢察院是國家的公訴機關，代表着社會公共利益。《反壟斷法》的立法目的小到維護消費者利益、大到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與檢察機關維護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訴訟的法律定位不謀而合。
“檢察機關提起反壟斷民事公益訴訟，是對反壟斷執法力度不足的有益補充，且在人、財、訴訟能力方面都具備基本條件，也可以作為更具威懾力的機關來監督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執法，更好地保障消費者權益。”朱列玉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