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確診超160萬，死亡近10萬的時候，特朗普政府卻在別的事情上，忙得暈頭轉向。威脅台積電，目標直指華為。台積電，全名“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專門負責芯片的代工。什麼是“芯片代工”呢？我們手機和電腦中使用的芯片，一般要經過四道流程，設計、製造、封裝、測試。就像蓋樓房一樣，先設計出圖紙，再交給施工隊建造，之後進行裝修，最後檢查樓房是否合格。代工就是第二道流程，按照圖紙施工。
去年，美國政府點名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參加華盛頓的內部會議，當時外界不知道具體談了些什麼。如今似乎能猜出一些內容，台積電內部傳出消息，要把台積電最先進的一部分生產線，在亞利桑那州建廠。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管説，這事毫無懸念，劉德音沒有選擇，沒有決定權。
為什麼美國政府急着讓台積電在美國設廠？過去幾十年，他們去工業化政策執行的非常好，國內實業大部分遷移出去了，留下的都是虛擬經濟。工人沒了工作，社會不穩定，連口罩都生產不出來，政府現在要求這些製造業回來。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説，只要你們這些企業肯搬回美國建廠，搬家費政府全包。如果不回來怎麼辦？特朗普在推特上説了，如果福特、通用、寶馬、大眾、豐田這些公司不聽話，就要加徵重税。為了響應號召，2017年，郭台銘的富士康承諾投資100億美元，要在威斯康辛州建設工廠，特朗普非常高興，開工時特意趕到現場，説這是世界第八大奇蹟。三年過去，沒有出現奇蹟，只出現了遺蹟：工廠內裸露着混凝土地面和牆壁，建築材料散落在地上，沒有一台機器，沒有一個工人。
美國是半導體強國，芯片設計實力一流，但圖紙設計出來還得依靠台積電。芯片的代工，是世界上技術含量最高的一類代工，比代工服裝、組裝電腦要高多了。富士康也算是代工，但這個技術含量就低多了，只是組裝而已。技術含量高，就會引起美國的注意。蓬佩奧説：台積電搬到亞利桑那州後，保證供應鏈安全，高科技芯片打上“美國製造”的印記，這些芯片將被運用在人工智能、5G基站、F-35戰鬥機上。
台積電有多厲害呢？這家公司佔據了全球芯片代工市場的一半份額，排名第二的是三星，份額只有20%，英特爾雖然也有製造能力，但僅是自給自足。目前中芯國際正在努力追趕第一梯隊，14nm芯片技術已經用在華為的手機上。不過要趕上台積電與三星的5nm工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按照台積電與三星這樣的企業實力，也要有5-8年的時間。芯片製造最重要的設備就是光刻機，這也是卡中國脖子的技術，全球最高端的EUV光刻機，來自荷蘭的阿斯麥公司（ASML），但是它不賣給中國，因為美國不準。
美國政府覺得芯片我有就行了，其他國家只要準備好現金，排隊過來買就好。幾天之前，白宮發佈比以往更加嚴苛的禁令，不準華為用美國的軟件設計芯片，就算設計出來，也不準台積電用美國的設備，給華為製造芯片。華為有很強的芯片設計能力，但沒有製造能力，以往大部分圖紙都是交給台積電生產。沒有了台積電的代工，芯片研發只能是紙上談兵。雖然具備代工能力的還有中芯國際、三星等企業，但都不可避免地含有美國技術，只要有美國技術，就不準幫華為生產。
過去十多年，華為旗下的海思芯片設計部門，招聘了一萬多名工程師，給自己的公司設計高端手機芯片，5G基站芯片、人工智能芯片、服務器芯片。中低端的，基本上從高通、聯發科、三星等公司採購。任正非曾説：我們能做跟美國一樣的芯片，不等於説我們就不買了。換句話説，我們有飯吃，競爭對手也得有飯吃。但有些人就是想讓你沒飯吃。去年，美國政府不準華為買美國公司的芯片，這些被禁售的公司，抓住法律的漏洞，偷偷轉移到海外，繼續向華為供貨。這次美國政府急了，把所有的漏洞堵死。
剛得知這樣的禁令後，都很吃驚。照這樣發展下去，華為的員工連喝水、吃飯、出門都成問題。為什麼呢？因為飲水機、油煙機、汽車，要是被查到有美國技術，都用不了。這麼技術追溯下去，沒準對中國是好事，我們的四大發明也可以收專利費了。
為了讓盟友相信“中國威脅論”，美國政客編造了各種藉口。在今年2月份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80歲高齡的佩洛西説：各國在建設5G網絡時，應該遠離中國公司，他們在輸出“數字專制”。平日裏，與佩洛西不對付的蓬佩奧，也跟着幫腔：華為是中國情報機關的“特洛伊木馬”。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標準的對華鷹派，直接命令英國不要使用華為的設備。
中國企業真的是間諜嗎？兩個月前，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在演講中提到，如果美國不能削弱華為在5G領域的霸主地位，就有將主導地位拱手讓給中國的風險。他還建議，讓政府或財團通過投資，控制諾基亞和愛立信，建設美國的5G網絡。美國媒體平時掛在嘴邊的與伊朗做生意、網絡安全問題，一件也沒提。
史蒂芬·班農（Steve Bannon），曾經的白宮首席戰略師、總統的高級顧問，美國極右民粹分子，冷戰活化石，專注指責中國幾十年。他曾説，把華為從西方市場趕出去是第一步，未來要將所有的中國公司全部趕出去。作為麥卡錫主義堅定擁護者，他向特朗普提議，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敵人，在‘經濟戰’中不要妥協，用關税大棒幹到底。特朗普建議民眾向血管中注射消毒劑，班農什麼也沒説。只有提到中國，才能喚醒他復讀機一般的大腦，他説：武漢生物實驗室泄露病毒，中國對美國犯下了“生物切爾諾貝利”式罪行。之後，他登上央視新聞聯播接近2分鐘。
美國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是一貫的，明確的。中國的稀土產量佔全球的70%以上，美國是最大的稀土進口國。為了避免被卡脖子，美國防部正在起草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提議加大本土投資力度，擺脱對中國稀土的依賴。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就算是自己人照樣下狠手。2013年，斯諾登曝光“稜鏡門”事件，美國情報部門利用微軟、雅虎、谷歌、蘋果，監聽世界各國。政府派出FBI追捕，斯諾登向法國、德國、意大利申請政治避難，沒有一個國家肯接受，最終還是俄羅斯收留了他。可惜的是，阿桑奇，這位維基解密的創始人沒有如此好的運氣。因為公佈了美軍隨意掃射伊拉克平民的視頻，美國政府調用國際刑警全球通緝。去年4月，英國警方將阿桑奇從厄瓜多爾大使館中拖了出來，塞進了一輛灰色警車。這位全球人民眼中的“吹哨人”，如果被引渡回美國，可能面臨終身監禁，甚至死刑。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説：阿桑奇雖然是澳大利亞人，但不會得到任何特殊待遇。
美國政客拼命搜尋中國的間諜證據，至今沒有任何結果，而自己的黑料卻被揭露了。今年2月，《華盛頓郵報》刊文，半個多世紀以來，一家名叫Crypto AG的瑞士加密設備製造商，為世界各國提供產品服務，而這家公司背後的金主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借用Crypto AG公司的設備，監聽世界，連美國人自己都説，這是一場大膽的行動。
從威脅台積電，到絞殺華為，歐美人對東方的恐懼是有歷史根源的。去年，美國經濟學家大衞·戈德曼（David Goldman）在接受《世界週刊》採訪時説：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就像蒙古對巴格達的征服。1258年，忽必烈的兄弟，也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率領蒙古大軍包圍了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巴格達，軍隊中不光有蒙古人、突厥人、波斯人，還有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士兵，在統一的指揮下，攻破了城牆，末代哈里發投降後被殺。此後，便是殘酷的屠城，清真寺、宮殿、學校被焚燬。書籍被扔進底格里斯河，河水被染成墨水顏色長達六個月。
中國強大之後，就一定會西征，就像當年蒙古人的西征一樣。這種“黃禍論”妖魔化了中國，非常荒謬，但是在歐美非常吃香。實際上蒙古人的遊牧擴張文化，與中原的儒家文化完全沒有比較的基礎。在戈德曼們的眼裏，華為對內實行鐵腕統治，對外進行野蠻侵略，除了中國工程師，還聘請了一大批優秀的外國工程師，這相當於僱傭龐大外籍軍團了，全球調配資源，四處爭奪市場。戈德曼們還沉浸在他們狹隘的世界觀中，中國援建非洲的坦贊鐵路，亞吉鐵路、蒙內鐵路、阿卡鐵路，就是新殖民主義。也許只有拿着機槍掃射伊拉克平民，才能傳播自由民主的福音。
在經濟問題上，大衞·戈德曼的評論還是非常犀利的，他在《亞洲時報》上刊文指出：新冠疫情全球肆虐，而中國對東南亞的出口與進口一直在強勁增長，這反映了亞洲正在加速一體化。此前，反華急先鋒，美國共和黨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一直威脅要與中國脱鈎，切斷中美經貿、科技、人文等一切聯繫。大衞·戈德曼認為：現在看來，倒像是亞洲在和美國脱鈎。
西方國家一直認為中國是廉價商品的生產中心，衣服、鞋子、打火機由中國人包攬。拿八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這才符合他們的“常識”。如今，中國卻在向外輸出5G技術，他們警惕了。上一次西方對一門技術的恐懼，還是1453年，奧斯曼蘇丹帶着烏爾班巨炮，轟塌君士坦丁堡的城牆。中國的5G技術就是蘇丹的烏爾班巨炮，如何摧毀這門巨炮，美國人經驗豐富。皮耶魯齊的故事可能大家有所耳聞。他是法國阿爾斯通公司前高管，他以現身説法的形式，展示了美國的厲害手段。
阿爾斯通，1928年成立，是歐洲的百年企業，也是法國的工業巨頭，核電技術全球領先。這樣一家企業，卻在2014年被拆分，最重要的電力和電網業務被美國通用公司收購。在此之前，德國西門子和日本三菱重工曾出價，高出通用電氣幾十億美元，卻還是落選。
2013年，皮耶魯齊在紐約肯尼迪機場被逮捕。沒有任何理由，CIA就將他關進了監獄，利誘他做污點證人，指控阿爾斯通公司的違法行為。為了逼迫皮耶魯齊就範，獄警命令他當面脱光衣服，檢查他的下身有沒有藏匿違禁物品。整個調查過程中，美國司法部門的客觀公正，不知道到哪裏去了。
近40年的時間裏，美國利用《反海外腐敗法》長臂管轄，處置了一大批外國企業，獲得了大量的罰金。2008年到2014年，支付罰金超過一億美元的公司有26家，其中14個來自歐洲。阿爾斯通並不是歐洲第一家被美國拆解併購的企業，此前，歐洲的大量高科技公司都被美國兼併。每次這樣的併購行為，都能維持美國很長時間內的經濟增長。
華為會不會成為第二個阿爾斯通，我想不會。最艱難的一種假設，華為就算像諾基亞那樣，靠出售專利，也能活下去，只是日子過得苦點。手機業務下滑難以避免，但這不是根基，最重要的是確保5G基站業務的穩定。美國的禁令有120天的緩衝期，這段時間裏可以多囤積5G基站芯片。基站每年出貨量是百萬級別，而且不需要最先進的芯片製造技術，靠囤貨，可以滿足中短期需求，手機就不一樣了，每年是十幾億台的出貨量，而且芯片技術換代較快。如果這一塊被卡死，未來一段時間內，只能靠購買高通、聯發科、紫光展鋭的芯片維持。
沒有美國的技術，華為會不會失去芯片設計能力？這個暫時還不能直接下結論，華為內部自研的芯片使用的是ARM架構，這個架構是ARM公司提供的，這是一家英國公司，華為獲得了ARM V8永久授權，可以自己改進這個架構。另一方面，芯片設計要使用一些工具，就像做圖要用PS一樣，這類工具的通稱叫EDA，就是電子設計自動化軟件，國產企業的EDA軟件還不能滿足華為的需求，業內人士透露，華為內部已經在自研了。主要的問題還是，芯片圖紙設計好後，怎麼才能製造出來，國內外的代工廠都被美國長臂管轄了，除非中國下定決心研製自己的半導體設備。
中國半導體產業落後，是因為我們不想發展嗎？是國家沒有扶持嗎？顯然不是。國內曾多次制定國家計劃，扶持半導體產業，最後結果都不如人意。1953年，半導體已經被列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點攻關項目。此後由於國內和國外局勢變化，國家停止了投入。錢學森曾感嘆“60年代，我們搞兩彈一星，結果得到很多，70年代我們沒有搞半導體，結果失去很多”。改革開放之後，首先解決民生問題，直到1990年，908工程出台，我們國家才第一次對微電子產業制定計劃，但是推進速度太慢，與世界半導體技術水平差距越拉越大。如今，產業界再次發力，2014年，國家成立千億規模的集成電路投資基金，扶持中國企業發展，美國禁令之後，基金髮揮了很大作用，向國內芯片製造業注資，力挺中國半導體行業發展。
最讓我擔憂的還是美國，政客們為了撈選票，已經是為了反華而反華。科技公司一直在試圖説服特朗普政府，解除華為的禁令，讓它繼續使用美國的芯片，不然中國到時候真的完善了半導體產業鏈，自給自足，那就糟了。最近，我看到一位台灣科技媒體人寫的文章，他覺得華為禁令有幾個解決辦法：一是台積電申請美國許可，同意幫華為代工芯片；二是尋求更高級別談判，意思是中美之間達成某種協議；三是美國換一個總統可能就沒事了。我不是否認這三點可能性，但這位台灣媒體人把希望完全寄託在美國身上，顯然不靠譜。虛心學習是中國人優秀的品質，但我們從來不仰人鼻息，自力更生才是解決“缺芯”問題的最終途徑。
美國向來在全球推廣新自由主義，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投資、自由貿易。政府對於經濟活動，能不干預就不干預，取消一切政策壁壘。我在本週即將上線的另一個視頻裏，會提到一個小例子，在這裏我簡單地説一下，新自由主義的旗手，休克療法之父傑弗裏·薩克斯，參與了波蘭和俄羅斯的轉型，美國主導的IMF，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於這兩國援助態度截然不同。對波蘭十分寬鬆，甚至可以説是慷慨，最快的一筆援助，金額是10億美元，從申請到批准，只用了8個小時。而對於俄羅斯，援助則十分吝嗇，他們眼看着俄羅斯在經濟災難中越陷越深。薩克斯用了二十年才想通，波蘭可以成為北約在東歐的橋頭堡，而俄羅斯是敵人，冷戰的失敗者，就應該被碾過。美國對於華為的無理制裁，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華為已經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危險時刻。在霸權主義面前，一切主義都是工具。這個道理，我們不會用二十年才想通。
近日，外媒報道稱美國商務部正在更改出口規則，意圖打擊華為芯片供應鏈。當地時間5月18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了華為美國分公司首席安全官安迪·珀迪（Andy Purdy），後者表示，華為能挺過去，但很多美國人會因此失業。
主持人茱莉亞·查特利（Julia Chatterley）問道，斷供芯片對華為的業務有多大影響。珀迪回應説：“去年美國的“實體清單”限制美國公司對華為出口，讓華為損失了120億美元，但華為依然渡過了難關，去年總收益還有增長。儘管我們不確定結果如何，但我們會挺過去的。”
珀迪隨後指出，如果華為無法從美國公司進行採購，這反而將影響到美國的就業。
聽到這一回答，查特利追問道：“這不只事關美國的就業，更關係貴公司的存亡。”
珀迪坦言，毫無疑問這確實事關公司存亡，但他表示，美國有4萬到5萬個崗位，直接取決於300多家公司向華為銷售產品的能力，“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些想要通過打擊我們來打擊中國的人，可能沒有冷靜考慮過這對美國就業的潛在影響。”珀迪説，“雖然短期內我們會有損失，但最終我們會沒事的。”
在接下來的採訪中，查特利還拋出了華為協助黑客攻擊新冠病毒研究的“陰謀論”，珀迪則予以了反駁，並表示華為始終致力於打擊知識產權犯罪、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珀迪最後強調，華為對5G一直持透明、開放的態度，致力於推動5G標準完善，這個過程離不開美國政府和企業的參與，“我們可以共同努力，以透明方式應對風險的同時，從技術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