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引起了廣泛討論。文章揭示出美團、餓了麼等外賣平台在算法中剝削外賣騎手，規避為騎手提供勞動保障的責任等問題，因而招致許多用户消費者的批評。在文章引起輿論風暴的24h內，兩家平台就先後做出了自己的回應。
餓了麼的主要舉措是在App付款頁面添加“我願意多等5/10分鐘”的按鈕，並放寬騎手訂單超時所需要承擔責任的標準。美團則提出將在每一單給騎手多留出8分鐘的彈性時間。
儘管仍然有一部分輿論繼續指責平台的舉措是將矛盾的焦點轉移到了消費者和騎手之間，但大部分討論轉入更為狹隘的範圍，寄希望於涉事平台自身的有限改良，甚至落入消費者個體化操作的範疇。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這些討論是建立在不否認平台零工經濟的合理性這一基礎之上的。在這種討論閉環當中，零工經濟本身結構性的弊病被輕易放過。
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在主要數字資本平台的推動下，將領薪勞動者轉變為不穩定無產階級的零工經濟模式已經不分國界地在整個人類社會鋪展開來。可以預見，如果缺乏必要的社會行動干預，零工經濟將取代傳統的僱傭勞動成為主流的用工模型，越來越多人（包括大部分白領）的工作狀態也將接近外賣騎手，在勞動權益嚴重受損的同時卻陷入法律意義上無權可維的境地。
因而，解決零工經濟帶來的矛盾，實在是一個關乎全體勞動者未來福祉的國際性問題。近年來許多地方的政治機構、社會組織以及行動者都在探索破解困境的方案，從思路上大致可以劃分為約束平台、改造平台和建立替代性平台三種。瞭解這些進展對於我們認識到平台零工經濟的破壞性以及解決本土相關問題度會大有裨益。
約束平台：強制性勞動法規的出台
無論是國內的美團、餓了麼，還是國外的Deliveroo、UberEats，這些外賣平台壓制人力成本的主要辦法是不承認騎手與其存在正式的勞動僱傭關係，而傾向於將騎手認定為自僱者或平台上使用服務的用户合作方，從而逃避既存的勞動法體系給平台帶來的各種“約束”。
以美團外賣為例，平台上的騎手可以分為自營騎手、代理商騎手、眾包騎手和勞務派遣騎手四類。其中只有自營騎手直接與美團平台簽訂勞動合同，是美團平台旗下公司的正式員工。而通過分包的方式，代理商騎手勞動保障的責任被推給地方上與平台合作的代理商，不過在具體操作中地方代理商同樣可以不與外賣員簽訂勞動合同，而是簽訂勞務合同，因而平台騎手仍然很難認定勞動僱傭關係。儘管美團並未公佈自營騎手所佔所有騎手數量的比例，但這一比例很可能非常低。而早在2017年就有報道顯示美團在廣州、深圳、上海等城市連年進行自營騎手的大規模裁員，並用代理取代自營模式。據此可以推斷直營騎手的比例應該是連年下降的。
要知道，各國的勞動法是工人階級兩百年來在殘酷的勞資鬥爭中所爭取的成果不斷以成文法形式確定下來的產物。當勞動法被零工經濟架空、成為一紙空文時，勞動者自然也成為躺在案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了。這標誌着工業革命以來逐漸建立起來的僱傭勞動體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但大部分政府對此採取了曖昧態度，因為在利潤率長期萎靡的經濟停滯和下行階段，靈活用工可以在短期內提高就業率，儘管這些工作的質量對於勞動者來説可能大打折扣。實際上鼓勵企業用工靈活化，比如大量僱傭臨時工、實行勞務派遣以及將工作外包和分包，在1970年代以來一直是許多政府進行經濟改革的核心內容。從這一點來説，數字資本平台只是運用互聯網和計算機技術對這種“倒退”進行了包裝，並且更高效和徹底地推卸了責任。
到目前為止，儘管一些國家和地區（如英國）的法院在個別判例中將一些平台零工歸類為僱傭勞動者，但還沒有其他地區的法院能夠像美國加州最高法院那樣，通過一項專門的強制性法案來全面性地約束零工經濟平台。需要強調這種改變是在當地Uber和Lyft工人組織的多次行動要求下推動的。這一法案（AB5）從2020年初開始生效，包含一項測試來確定工人到底應該被歸類為“僱員”還是“獨立承包商”（“自僱者”）。根據這項ABC測試，只有用工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工人才能被視為獨立承包商，否則皆為僱員：
1、無論是根據合同還是實際上的工作表現，工人不受到僱用實體的控制和指導；2、工人從事的工作超出了用工單位的正常業務範圍；3、工人通常從事了獨自建立的貿易，職業或業務，且與僱用實體的工作性質相同。
按照這一測試的標準，Uber、Lyft將不得不將平台司機和騎手視為僱員，因而必須遵守最低工資標準，並按地方法律給予加班費、醫療保險和帶薪休假。並保證工人的集體行動權和團結權。
然而想要壟斷巨頭認輸並不容易。Uber和Lyft最初威脅如果嚴格執行這一法案，他們將退出加州市場，從而使得數百萬加州平台司機失業，並試圖一邊通過微調現有的程序讓勞動者看起來更像“獨立承包商”，以此規避法律。但當他們發現這些手段都不起作用、法院仍然在8月裁定平台違法時，幾家平台公司聯手投入了多達1.1億美元致力於在11月推動加州第22號提案的投票通過，以將平台零工重新分類為獨立承包商。
Uber的CEO達拉·科斯羅薩西
Uber的CEO達拉·科斯羅薩西（Dara Khosrowshahi）隨後在公開文章中為零工經濟辯護。他稱AB5法案會極大地影響平台司機的靈活性，其實他們大多數並不想成為全職的僱員。然而事實是，由於時薪通常低於地方的最低工資標準，許多平台司機不得不進行着全職工作。對於這些勞動者而言，在平台算法和監控技術的控制下根本無靈活性可言。而在一些統計數據中將平台勞動作為主要工作的勞動者比例高達72%。此外，一些平台零工採用多個平台接受工作指派，因而全部工作時長可能遠遠超過單個全職的傳統工作時長。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看到即便存在來自國家權力的強力約束，對零工勞動者的保障仍然充滿了阻礙。數字資本平台利用自己市場壟斷性的優勢脅迫法院，甚至綁架勞動者來為自己的利益做辯護。當然，AB5法案將直接有益於那些將平台勞動當作全職來做的工人，但由於無法改變平台內部的權力結構以及利益分配方式，平台無疑傾向於想辦法把成本轉嫁給勞動者和消費者。這裏並不是反對強制性勞動法規的出台以對勞動權益進行兜底，而是指出這一解決思路也存在的風險。
可以預見的是，由於平台勞工成為僱員，平台將進一步加強對勞工的管理，比如可能規定最低的工作時長，這將可能使得一些過去傾向於短期兼職的工人失去機會。平台也可能大幅減少工人的數量，通過增加工人的平均工作時長來彌補自己的“損失”。另一方面，消費者可能面臨漲價；由於司機的減少，使用平台的便利程度可能下降。因而，儘管平台會非常不樂意見到AB5這類法案的推行，但如果不得不接受，他們也有自己的方式來化解。
此外，還很難預見類似的法案是否能在更大的範圍獲得採納。如果各地方的平台零工無法形成集體的訴求，地方權力機關可能缺乏足夠的動力來推行保障勞動者的法案。
改造平台：算法民主化與社會團結
今天的數字平台實際上是聯結生產企業、勞動者和用户消費者等多方的中介。隨着雲計算、大數據分析和物聯網的發展，互聯互通的平台技術使得資本逐漸打通行業上下游以及不同行業和領域的邊界，資本越來越具有總體性。數字平台也越來越具有集成性，藉助中介地位可以演化出介入到各行各業乃至企業和個體的管理權力，從而扮演一箇中央樞紐的角色。這就產生了互聯網去中心化的口號與高度中心化的現實之間的矛盾。
而在這一過程中，最初算法只是為這種作為中介的聯結提供自動化解決方案的工具，卻演變為強制性的、不可違背的命令。是算法本身具有專制傾向嗎？答案顯然為否。而是平台資本在擴張的過程中，越來越具有壟斷性。當算法完全代表資本的意志對中介過程的各個環節進行自上而下的指揮，卻缺乏民主和開放的形成機制時，算法就成為資本專制主義的代理人。
因而可以預見，放任現有數字平台對算法的發展，我們所有人最終都將如外賣騎手那般生活在資本塑造的數字極權之下。而這一進程已經開始，當我們的數據隱私被平台任意地收集和使用，我們已經和外賣騎手受到監控的遭遇沒有本質區別。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是將算法民主化，這要求打破傳統公司制度的邊界，做到開放治理。
一種路徑是由來已久的自由軟件運動。這意味着平台將應用程序的技術算法上傳到數字公地（例如github）當中，供所有人繼續開發和免費使用。原有的應用程序將在志願者的貢獻中發展出許多版本分叉，用於適應不同地方的特殊性。而採用其中任何一個版本拷貝的人們都不會遭到知識產權訴訟。實際上，我們日常使用的大部分應用程序的許多基礎算法，都是由網絡志願者無償貢獻出來的——儘管這一點在程序開發界幾乎是一個常識，卻很少被消費者知道。
另一種路徑是在核心算法制定的過程中建立利益相關方的多方協商機制。
這意味着完善的自組織。以外賣平台為例，社會力量應該團結起來督促平台建立起一個算法民主協商委員會，至少包括平台股東/管理層代表、技術開發者代表、外賣騎手代表、用户消費者代表以及外賣商家代表。而這些代表都應該從所代表集體的自組織中產生出來，並定期輪換。而在一些地方，騎手自組織已經逐漸成形。
儘管在實踐中還缺乏成功的案例，但這一開放民主治理的靈感來自於區塊鏈社區的自治實驗、德國和北歐廣泛存在的勞資共決企業制度、政府——企業——勞動者三方協商機制、消費者道德運動以及參與式社會主義的主張。因而並不是沒有可以借鑑的資源。
此外，考慮到算法影響的不僅僅是外賣騎手，而是與平台發生關係的每一個集體和個體，因而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團結尤為重要。當輿論將矛頭紛紛指向餓了麼和美團等外賣平台時，我們看到他們只是將責任推卸給消費者，承諾對算法進行的改動，也並沒有保證外賣員待遇實質性的提高。而同樣作為勞動者、以996而聞名的程序員需要為修改算法而熬夜加班，並且不會有加班費。也許應該意識到，996和外賣騎手違章逆行是兩個相互促成的事實。作為社畜的白領與外賣員分享着類似的命運，共同在加速中喪命。
算法民主化的另一個有力依據在於，隨着數據和算法的累積，越來越多工作（包括許多白領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的自動化取代，比如會計師、程序員甚至包括新聞行業的記者和編輯——這意味着如果我們不將算法民主化，我們可能再也看不到《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這樣的報道。工作自動化本身並不是一件壞事，但如果缺乏對新的價值貢獻和分配機制和自動化工作倫理的討論，工作自動化就會造成大規模失業以及人類自主性的喪失。
最終，廣泛的社會團結應該使勞動者和用户消費者都能夠參與到平台的決策和管理中，在重大問題上有決定權。考慮到這次圍繞外賣騎手權益的社會討論對平台算法的改變起到了實際推動作用，可以把這次改變視為算法民主化雛形的一個實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學學者、記者媒體、用户消費者乃至半官方的地方消費者協會站在了一起。只是，我們如何把這種轉瞬即逝的輿論推動轉變為長久的穩定機制，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替代性平台：社區食堂與平台合作主義
大部分數字平台最初都是以“共享經濟”的面目出現在人們眼前的。但隨着規模的擴大，平台資本主義經濟最終往往違背了自己的初衷，並且有許多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我們也許都忘了，網約車平台最初誕生時，只是為人們提供友好互助的便利——孤獨司機尋找聊天同伴，順便賺點外快；錯過公共交通或着急趕路的乘客搭順風車（還記得“順風車”這個詞的本意嗎？）。短租民宿平台（如Airbnb）一開始則是為遠道而來的旅客提供本地土著接待的環境，但現在完全成為了商業化房屋短租工具，租客很可能見不到主人，而主人是以食租謀生的二房東。最初的情感聯結和社區聯繫消失了，人們之間重新變得陌生。
外賣平台同樣使食客和餐館經營者的生活很不相同了。便捷的外賣可以讓白領員工一直呆在工位上，即使是午休時間也仍然目不轉睛地盯着電腦屏幕處理信息。當然，這種現象首先是由於工作量超負荷，但外賣的確使不間斷的工作成為可能。不需要踩飯點的外賣也助長了飲食不規律，因而可能對健康不利。在這種關係當中，食客與餐館經營者也不再相識，彼此成為了屏幕上的文字和代碼。
也許在一些社區主義者看來，外賣未必是必要的。實際上，一些較大規模的企業和單位往往擁有自己的食堂，這的確使得外賣變得多餘。一些單位也傾向於把健康的食堂飯菜作為一種員工福利。但也存在另一種思路。今天在一些社區中仍然遺留着集體所有的食堂，儘管大部分時候這些食堂主要是向高齡退休的老人提供服務的，但一些留有餘力的食堂也被鼓勵向社會開放，例如臨近的一些白領就可以在這裏品嚐到物美價廉的飯菜。當然這樣的例子非常有限。但是否存在着籌辦社區食堂並藉此激活社區自治的可能呢？在籌辦食堂中創造出來的新崗位，也可以吸納以往的外賣騎手，併為他們提供更有保障和安全的工作。
而在印度孟買，有着130多年曆史的傳統外賣系統“達巴瓦拉”（Dabbawala）根本不依靠算法，而是通過外賣員在共同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套簡單編碼系統來保證配送的及時性和準確性。這套編碼系統僅僅是由顏色、字母、數字和其它簡單符號組成的，因而非常簡單實用。這讓達巴瓦拉在有80%的外賣員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情況下，可以做到99.99966%的服務正確率。更重要的是，這個系統採用了合作社形式來運作，每個外賣員都是平等的股東，共享合作社盈餘，並享受兒童獎學金等福利。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中，由於交通封鎖，許多來自農村的外賣員無法來到城市工作，因而缺乏生活來源。達巴瓦拉發揮了救濟保障的功能，為外賣員們提供物質援助。
“達巴瓦拉”外賣員
但是，採用數字平台技術並非沒有任何好處，也未必意味着剝削外賣騎手。在疫情期間，一些外賣數字平台藉助手機可以做到無接觸配送，因而受到的衝擊比達巴瓦拉要小。那麼，有沒有能同時結合平台技術與合作社的優勢的工作模式呢？一股平台合作主義的潮流在2014年應運而生，並在世界各地鋪展開來。這些行動者主張，借鑑現有平台技術以及業務框架，創建由勞動者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平台合作社。本質上這是一種去中介化的實踐，因而可視為根本性的顛覆。實際上，在資本平台興盛的幾乎所有領域，都已經有相應的替代平台合作社。例如地方性的出租車平台合作社出現在首爾、香港、特拉維夫、丹佛、費城、奧斯丁、蒙特利爾等多座大城市以替代Uber，這些城市的平台合作社完全由出租車司機自己運營和管理。歐洲則出現了Fairbnb合作社以替代Airbnb。相比Airbnb可能推高當地房價、瓦解社區以及逼迫本地企業破產的破壞性影響，Faribnb由於出租屋主人、客人、社區企業以及鄰居的共同所有和集體治理，以及將盈利繼續投入促進本地社區的發展，可以有效的避免負面影響。
Fairbnb網站
在外賣領域，這意味着外賣騎手將成為外賣平台的所有者，進行集體治理。例如在歐洲，已經出現了UberEats和Deliveroo的替代方案。例如在法國一個名為Coop Cycle的倡議行動開發了一款免費的開源外賣應用程序，以供各個城市的騎手根據本地需求對應用進行再開發，並創建自己的自行車外賣平台合作社。西班牙的LaPájara已經運行了兩年多，相比資本平台的產品，這家平台合作社在騎手、商家以及消費者之間允許更為寬鬆的協商，並且互相之間不設置以評分為基礎的排名算法。定價是通過騎手與商家之間的定期協商來完成的，消費者將瞭解自己的配送花費。LaPájara還非常關注工資方面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因而對女性騎手將支付比男性騎手多5%的配送費。
Coop Cycle 網頁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今年的加拿大。在蒙特利爾一款新的外賣應用程序Radish問世，同樣採用平台合作社形式。但Radish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將餐館和消費者也納入到所有者的行列，因而可以共同在年底參與盈利的分紅。而在多倫多，一名不滿於資本平台高昂佣金的餐館老闆與臨近餐館共同發起了Pizzeria Du。這家合作社目前打算僱傭外賣員並提供給他們保險。
在中國，儘管還沒有出現外賣平台合作社的實踐，但不同於餓了麼、美團的平台邏輯也有過短暫的實踐。“回家吃飯”曾是一款鼓勵社區鄰里之間利用家庭廚房提供食品互助的應用程序。由於配送距離較短，許多配送是由主廚者完成的，訂餐者也可以選擇上門自取或“堂食”（去領居家吃飯）。但是，平台也將一部分訂單外包給專門的外賣配送公司，而在激烈的外賣市場競爭中，這些配送公司能否避免對外賣騎手的剝削，其實同樣令人擔憂。由於缺乏對家庭廚房進行食品安全監管的能力，平台最終無法繼續。儘管這是一個失敗的案例，但是卻展現出社區家庭廚房的潛力——許多退休的老人願意藉助機會分享美食，順便賺取一些外快。如果在這些老人的支持下籌辦社區食堂，則不僅便利了食品安全監管，因而使得平台技術可以繼續利用，也可以創造出高質量的工作崗位，併為人們建立起真正的“附近”。
當然，平台合作社的主要挑戰在於，它必須與大資本集團進行競爭。而在資本已經佔據市場的情況下，如何通過宣傳等手段讓更多人接納自己的服務，這並不容易。而對於中國這樣在現階段尚缺乏合作社精神和經驗的社會來説，普及平台合作社的理念並促使更多人投入到實踐中，可以是我們着手去做的事。
尾聲
由此三種實踐路徑我們看到，相比數字平台假惺惺地添設幾個起不到多大實效的界面按鈕，現實中已經存在真誠得多的探索。但是，為什麼這些真實的案例在我們的討論中竟然完全被遮蔽了？我們如何突破環境所編織出的信息繭房，去打開社會的更多可能性？
時間是非常緊迫的。“平均每兩天都有一個外賣騎手犧牲在送外賣的路上。”一位外賣員在這場輿論風暴後的自拍視頻中提醒我們。他同時説道：“我們不需要廉價的同情。”所以，停止你小小的良心發現吧，多等幾分鐘，少點幾次外賣，並不能改變零工經濟的荒謬機制。只有當我們真正站在外賣騎手的受壓迫位置上，意識到我們與他們的共同命運，肩並肩去推動全體權益的實質性進步，我們才能建立起更理想的勞動環境，為我們自己與下一代人帶來真正的改變。
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