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感染率，零密接，零公共衞生事件，零投訴。在走出閉環第34天后，北京昌平區醫院內科重症醫學科主治醫師王蕾，走入了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北京市表彰名單。在北京冬奧會期間，王蕾所帶領的賽事服務保障組服務於北京若干家住宿保障簽約飯店之一。他的工作不在賽場上，服務的也並非是一線運動員，可在王蕾看來，在這裏，仍然能感受到拼搏與奮鬥的力量。
王蕾，昌平區醫院內科重症醫學科主治醫師。受訪者供圖
不是一線 仍要24小時值班待命
王蕾記得，進入閉環的日子，那是1月20日，他到達北京龍城温德姆酒店，擔任起賽事服務保障組的組長。這所酒店位於昌平，入駐的人員並非運動員。他所服務的對象是包括轉播方、新聞、電影工作者在內的一部分媒體工作者。“高峯期有500多人，我們的保障組需要負責入駐人員的疫情防控、公共衞生等方面的工作，對所有人提供醫療服務。”
賽事服務保障組共11名成員，王蕾是其中唯一的醫生。這項工作需要24小時值班待命，這意味着他需要白天在醫務室工作，晚上也需隨叫隨到。胃腸炎、牙周炎、胃炎、皮膚過敏是當時相對常見的病，最令人緊張的是感冒發燒，“有時還需要轉診，聯繫冬奧定點醫院。”把病人送過去還不算完，判斷轉診風險、隨訪，回酒店的隔離，這些程序工作也一樣都不能少。
比起日常的看病，核酸檢測是王蕾和他團隊最花心思的地方。原則上，北京冬奧閉環內人員需要每日進行核酸檢測，而媒體人們的工作一早出發，回到酒店常常是後半夜。所以每天晚上的十一點，是團隊最緊張的時候。當時，保障組沒有完整的入駐人員名單和聯繫方式，國外企業提供的人員姓名，還多以拼音呈現，“我們要通過系統督促查找當日沒有檢測核酸的人員，核對到了人，還要逐一通知，所以總需要花費時間。”
王蕾在閉環內工作了55天。對比進入酒店前的照片，王蕾身材眼見得瘦了一些，最明顯的是頭髮，一個多月沒理，長長了不少。
2月19日，患者因外傷縫合需拆線，醫生主動聯繫單位醫務科配備無菌拆線器材，避免了一次轉診。受訪者供圖
不敢懈怠 心裏的一根弦繃到最後一刻
3月16日，是王蕾離開閉環的日子。他還記得最後一天自己的心情，“心裏一點兒沒鬆勁兒，生怕有什麼我們顧及不到的事情，也怕在疫情服務上會出現什麼我們沒想到的漏洞。”沒到最後一刻，王蕾心裏的那根弦，還是繃着。
在醫院，王蕾工作的科室是MICU，也就是內科重症監護室。這是一個令人感到緊張的地方。這裏的每件事情都涉及生命，“哪一件事做的不及時，都可能會對病人的病情產生影響，所以我們注重每一個環節。”王蕾在這裏工作的每一天，都帶着對生命的萬分尊重。
“雖然不是時時刻刻在工作，可一旦到了病房、手術室，就要把很多事情拋諸腦後。”王蕾説。
在他看來，在閉環內的醫療保障服務和平時的工作並不一樣，閉環中沒有在病房中會面臨的“極致時刻”，這裏的醫療需求不再涉及生死，也少了太多的嘆息和遺憾。
而在另一角度上，從事兩份工作時的心情又是有相通之處的——王蕾説，他每時每刻都帶着敬畏，在醫院的時候是對生命的敬畏，在閉環裏，是對工作的敬畏，“這代表着我們國家醫療服務的水平，這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
2月28日，王蕾與同事上門查看患者情況。受訪者供圖
不遺餘力 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戰鬥”
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王蕾記起冬奧會期間，酒店裏曾經向自己求助的一位媒體工作者，“他是凍傷，手上有很嚴重的凍瘡，還起了兩個非常大的水泡。”王蕾猜測，對方或許是一名攝像記者，“手在户外放的時間長了，沒了知覺，可能自己都忘記了。”
這是一種在王蕾日常工作中很難接觸到的外傷，在治療的同時，還需要專業的大夫會診指導。很多次，王蕾叮囑對方，不要再在低温環境下長時間工作，“但其實勸也勸不住，他還是會日復一日地扛着設備去户外。所以作為醫生，也只能每天隨訪、打電話，看看傷口情況。”
在王蕾記憶中，他所服務的冬奧工作人員們，很多身體出現問題的原因都與那個階段的忙碌、熬夜和緊張的工作氛圍有關。“你就能感受到，不只是我們自己、為我們保障的同事、領導在全力以赴，還有所有參與到冬奧會上每個環節的人，都在不遺餘力地做着自己工作。”
事實上，王蕾清楚，自己的同事、團隊、志願者的家庭，在生活中也面臨很多實際的困難，“有的老人生病，自己是醫者，卻不能回家陪伴，有的家人需要做手術，這個時候，自己也無法陪在他們身邊。”
賽區裏是運動員的賽場，而在賽區外，為冬奧冬殘奧會服務、工作的人們，也在完成着需要單槍匹馬，且只屬於自己的一場“戰鬥”。
王蕾覺得，那意味着所有人不計較得失，以大局為重，為令人期待的順利、完滿、成功，貢獻着自己的全部力量。
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編輯 校對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