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thletic UK德國方面著名記者蜜石獨家專訪了拜仁隊長諾伊爾。
（以下為節選）
世界盃後你就飛回家了。
我們原定12月19日去冰島度假，之前我們沒時間。第一天，我坐在家裏感覺糟透了。我坐不住了，一開始我也不想看比賽，然後我受不了了。
所以我在第一天跑了10公里，第二天又跑了10公里。我注意到：這給了我動力。哪個門將連續兩天跑10公里？只有白痴才會那樣做，我不認識這樣的人。我年輕的時候有個外號叫“亢奮哥”，因為我總是忙個不停。騎自行車，打網球，我喜歡户外運動，需要接觸大自然。我就是這樣找到平衡的。
感性來説，被淘汰我實在是不太能接受，精神層面也受到了傷害。我意識到：‘這對我來説是一種治療。’其他人會找心理學家或知己聊天，我則會去跑步。
第三天，我去遠足，第四天和我最親密的朋友去滑雪旅行。我已經滑雪30多年了。這對我來説不是假日活動，就像去麪包店一樣。我們去了當地的山上，離這裏很近。你爬上斜坡，然後滑下去。我們稱之為“Schwabenrunde”(斯瓦比亞圓)，因為你不用為滑雪纜車付錢。
所以，就這樣受傷的？
積雪下面有東西擋住了我。我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時10到12公里，這不像去(奧地利滑雪派對舉辦地)Ischgl或Solden，在那裏你會在小屋裏喝幾杯杏杜松子酒，然後從山上跑下來。
當時我在的是我們當地的一座山，這是一次訓練，一次身心的重置。我在這條滑雪道上滑過無數次了，甚至一個人，通常這就是很小兒科的滑雪經歷。
當腿骨折的時候，你在想什麼？
首先，我希望不是很嚴重。我沒有祈禱，但我開始騙自己：‘沒那麼糟，也不是什麼大事。’
有些人能更好地應對疼痛，而那些從未經歷過疼痛的人可能會覺得更難。因為我在拜仁踢過很多比賽，所以我的閾值很高，我一直都是清醒的。我的朋友們(對我的反應)都很驚訝，當事情變得如此糟糕時。他們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但還沒有到那種程度。
你害怕你的職業生涯就此結束嗎？
沒害怕過。當我知道可以手術恢復的時候，就沒什麼好擔心的。我現在對醫學有了一點了解，你要告訴周圍的人發生了什麼，你需要手術。我非常激動，這真的讓我很感動。
你打電話給他們，對方説：‘別拿我開涮，你在哪裏？有人在背後説話嗎？’我説：‘是的，這些就是醫生。’
然後我就不能再説話了。我喉嚨哽咽，眼淚直往下流。我只是喃喃地説：‘叫隊醫來。’當我傷害身邊的人時，我很難受，我應付不了這些。
有沒有一種“我讓球隊和俱樂部失望了”的感覺？或者“他們現在不得不放棄我了？”
是的。不是在進急診室後馬上就感到這些，而是在手術後。我在WhatsApp羣裏發了張照片並道歉，我還打電話給管理層，向他們道歉，説對不起。我不是一個會躲起來的懦夫。我向他們解釋了一切，包括背景。
管理層的反應呢？
他們震驚了。起初誰也説不出話來，也許這就是他們對我有點保守的原因，我能理解。世界盃結束後，俱樂部也很難應對球員們的失望情緒。
那你內疚嗎？
從某種程度上，我的受傷給他們平添了很多額外的工作，我可能傷害了球隊，是的。我不想那樣。當烏爾賴希表現出色時，我是最開心的人，他頂替我的時候總是這樣。當索默加盟的時候，我告訴薩利們我對此沒有任何問題。
我認為我們有兩個出色的門將是件好事，而且我善於團隊合作，在拜仁發生的一切對我來説很重要。
我格局比較大，不只是想到我自己和我的痛苦等等。我有一個假期，我有一個工作，是球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俱樂部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希望俱樂部和球隊儘可能地成功。這對我來説是最重要的。
可奧利弗-卡恩説他對你對索默轉會的“反思”反應感到驚訝。
我認識揚很長時間了，我知道他是個好人，也是個好門將，所以俱樂部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對我來説有人在身邊，我不用擔心，這很重要。
不過，烏爾賴希也會做得很出色。但對我來説，這是很自然的反應，這就是我。當球隊和俱樂部成功時，我們都受益。甚至是我，拄着枴杖坐在家裏，我也能受益。
索默的轉會是一回事。但是説長期執教你的託尼-塔帕洛維奇的下課是完全不同的，對嗎？
那對我打擊很大。
誰告知的你？
俱樂部官員告訴我的，就莫名其妙地通知了我。託尼的事情也是，我一點也不明白。它真的把我打倒了。
你們既是親密的朋友，也是長期的合作者，所以更困難。
託尼一直是我們團隊的一員，每個人都這麼認為。他不是為我工作了11年半，而是為整個門將團隊，為教練組和俱樂部工作。
我們總是能夠把工作和私人生活分開。我知道這聽起來可能不客觀或不可信，但我真的能看出區別。對我來説，那是一個打擊——當時我已經倒在地上了。我覺得我的心都要被掏出來了，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經歷過的最殘酷的事情。
例如2011年，當你從沙爾克轉會到慕尼黑時，沙爾克的球迷咒罵你，拜仁的一些球星也不想要你。
那次也很殘忍，但我現在臉皮更厚了，可是現在發生的事情完全是另一個層面的東西。我們守門員組的每個人都被撕成了碎片，人們淚流滿面。
（虎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