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4年開啓職業化改革至今，中國職業足球聯賽始終在面對“不夠職業”的拷問。新華社記者近日圍繞聯賽熱點問題進行了調研採訪，探究中國職業足球聯賽到底路在何方。
“股東借債”現象緣何而起？
2020年底，中國足協一紙通知，“俱樂部名稱非企業化”改革拉開帷幕。俱樂部名稱易改，難以改掉的是“企業聯賽”的實質。
多位足球界人士表示，很多企業投資俱樂部除了期望廣告效應外，同時也是為了從當地政府獲得“對價回報”（如商業和土地政策扶持、税收減免等）。一旦母公司無法獲得預期回報或經營不善，連年虧損的俱樂部就將成為犧牲品。
過於依賴母公司注資，使得職業聯賽出現了“股東借債”的現象——即母公司每年以借款形式將資金注入俱樂部，與俱樂部形成債務關係。據瞭解，各級聯賽有多傢俱樂部都以此模式運營，一旦母公司無法繼續注資，俱樂部多則揹負數十億債務，難以引入新股東。業內人士表示，這是極不健康的運營模式。
股東借債的形成有其特殊原因。多位俱樂部人士介紹，俱樂部是獨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俱樂部資金來源大部分為母公司税後利潤，俱樂部使用資金（如薪酬發放等）時還需納税，實際上形成重複納税，以借債形式注資可減少納税。
中國足協權威人士認為，股東債務已成為未來推進俱樂部股權多元化改革的一大阻礙。“股東債務實際是俱樂部經營虧損，不可能讓新股東進來承擔。這涉及到資產如何評估的問題，如果一刀切下去企業肯定會有反應，但不切這一刀改革就難以推進。”
原河南建業俱樂部是少數未採取股東借債模式的俱樂部之一。俱樂部董事長代紀玲介紹，由於俱樂部遺留債務問題較少，同時建業集團願意零作價轉讓股權並承諾承擔歷史債務，使得俱樂部能夠在今年初順利引入鄭州和洛陽國企注資，率先實現股權多元化，保障俱樂部穩定健康發展。
欠薪問題因何難解？
欠薪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足球發展的痼疾，也是中國足球“不職業”的具體體現。
為打擊欠薪行為，中國足協出台了嚴厲的“工資獎金確認表”制度。如果俱樂部不能如期提交所有球員、教練員、工作人員簽字的“工資獎金確認表”，俱樂部將被取消聯賽准入資格，但實施效果還是打了折扣。有些俱樂部先勸説球員簽字確認“已領取全額工資”，等准入完成後再來解決球員欠薪問題。
為何會有球員在欠薪的情況下選擇“領款”簽字？究其根本，是因為球員討薪的司法救濟途徑不暢，一旦俱樂部因無法完成准入而解散，球員們損失會更大。
體育法規定：“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仲裁。”
代理過多起欠薪官司的京師律師事務所劉正航律師介紹，在實際操作中如果俱樂部解散，不具備法律強制執行效力的中國足協仲裁委員會無法做出有效處罰。球員只能通過勞動仲裁或法院起訴討薪，但大部分情況下勞動仲裁機構和法院都以“體育法規定由體育仲裁機構調解”為由不予審理。在此情景下，球員欠薪案件往往會陷入“三不管”的境地。
劉正航建議借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運行機制，儘快成立具有法律強制執行效力的中國體育仲裁法庭。
煒衡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周明則建議，可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或頒佈司法解釋，為勞動仲裁機構和人民法院依法處理球員、教練員等欠薪、培訓案件提供相應指導依據。不過關於球員、教練員等註冊、轉會等身份問題屬於體育行業自治範疇，司法機關不宜介入。
財務平衡如何實現？
俱樂部過於依賴母公司輸血、債台高築的背後，折射了職業聯賽收支的嚴重不平衡。據統計，2018賽季，中超俱樂部的平均支出超過11億元人民幣，但平均收入不足7億元，年平均虧損超4億元。
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曾表示，要用3到5年實現財務平衡。“只有做到財務平衡，或者將來有盈利了，才會吸引更多投資人蔘與進來。”
2020年底，中國足協頒佈了新的限薪、限投政策，中超俱樂部每年支出不能超過6億元，國內球員年薪不能超過税前500萬元。節流是中國足協為推動俱樂部財務平衡邁出的第一步。多位俱樂部投資人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限薪限投令有效抑制泡沫，緩解了投資人面臨的資金壓力。
專家建議，在限薪限投令外，更應出台幫助俱樂部降低支出的可持續性政策，而這離不開地方政府對足球事業的扶持。東部某省體育局局長表示，有很多地方政府認為投資俱樂部是市場行為，對政府投入、介入足球不理解。
今年初，關於職業足球的“公益屬性”一度引發爭論。多名足球界人士認為，職業足球和職業聯賽有商業屬性，但同時也是公共產品，具有公益屬性。職業俱樂部更是城市名片，因此不能將職業足球簡單理解為市場行為。“如果只是普通公司倒閉，為什麼職業俱樂部解散會產生這麼大的社會反響？”
即使在高度市場化的歐洲足球聯賽，實現盈利的俱樂部也只是少數，政府給予俱樂部資源支持較為常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曾為足球制定税收優惠政策。據統計，歐足聯54個成員國或地區的673家頂級聯賽俱樂部中，有57%的青訓基地產權來源於政府，供俱樂部免費或優惠使用。2018年世界盃冠亞軍法國和克羅地亞的頂級聯賽俱樂部青訓資金來源中，分別有10%到33%來自政府投入。
在中國的職業聯賽中，多數俱樂部沒有屬於自己的訓練基地。“我們沒有基地，青訓隊伍甚至一線隊都在到處流浪。俱樂部即使有錢也很難單憑自己的力量拿地建基地，這都需要政府的支持。”某老牌中超俱樂部董事長表示。
據介紹，地方政府可通過以下途徑為俱樂部提供扶持，推動俱樂部可持續發展：制定針對性的減税政策和成績獎勵政策；免費或優惠提供場館和訓練基地；安保費由政府購買服務解決，減輕俱樂部負擔；提供青訓資源支持，解決球員入學學籍問題；出台有針對性的工會經費提繳政策等。
造血能力如何提升？
資深俱樂部管理人士鄭明博士表示，職業俱樂部的收入來源主要為“三費兩票”，即（電視和新媒體）版權費、廣告費、轉會費、門票和彩票。提升俱樂部商業開發能力需要時間，轉會費受限薪令影響，門票收入在疫情下基本為零，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突破的就是版權費和彩票。
在版權費方面，歐洲職業俱樂部的版權收益約佔俱樂部總收入的50%左右，而中超俱樂部2019年疫情前的版權收益不足收入的10%。由於受版權購買者資金困難的影響，中超聯賽2021賽季版權收入在3億元左右，處於近年來的最低點。如何提升聯賽觀賞性、增加版權收入，是中國職業俱樂部聯合會（職業聯盟）成立後的一大課題。
此外，“足改方案”中提出要“積極研究推進發行以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為競猜對象的足球彩票”，同樣受到足球界各方的關注。
上海申花俱樂部董事長吳曉暉説：“歐洲足球聯賽版權為什麼能賣出好價格，球場觀眾為什麼那麼多？我始終認為跟足彩分不開，足彩提高了聯賽的版權價值、球場廣告收入、門票收入等，是一個連鎖反應。”他表示，如果足彩收入能拿出幾個百分點分給足球行業，則俱樂部不僅會收支平衡，甚至會有盈利，這將降低俱樂部因資金困難解散或退出的概率。
彩票在日本J聯賽的發展史上佔據重要位置。2001年，日本開通專門競猜國內聯賽的足球彩票“TOTO”，彩票銷售額約11%返還體育團體，為俱樂部發展奠定了財政基礎。彩票發行也使得J聯賽在2001年的上座率提升了51%，極大地推動了日本足球聯賽的職業化進程。2013年，日本又推出帶有樂透性質的足球彩票“BIG”，成為日本最暢銷的公營彩票。
中國足球界權威人士表示，應保證一定額度的公益金返還給職業聯賽，才能更好調動各方積極性。多位足球界人士都持同樣的看法。
中國足球曾深受“假賭黑”的荼毒，發行以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為競猜對象的足球彩票關係重大，有關部門應做好風險研究，確保彩票發行工作健康、可控，同時惠及足球事業發展。
此外，母公司注入優質資產，也是不少受訪者提到的改善俱樂部經營狀況的有效手段。中甲聯賽成都蓉城俱樂部母公司為成都市屬國有企業興城集團，據俱樂部常務副總經理姚夏介紹，在集團協調下，俱樂部入股了興城集團旗下如砂石開採、二手車拆檢等優質資產和項目，將每年獲得的分紅作為俱樂部收益。此外，興城集團還積極推動蓉城俱樂部參與足球公園、運動康養中心建設等體育產業的開發項目，為俱樂部提升造血能力提供助力。
“這一方案在俱樂部成立之初就設計好了。俱樂部不能每年都全部依靠母公司注資，優質資產的收益能夠保證俱樂部的基本運營經費，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足協執委、成都足協主席辜建明説。
何時能實現俱樂部財務平衡？職業聯盟籌備組內部人士測算，隨着各項成本控制政策的生效和職業聯盟成立後市場開發能力提升，各俱樂部將在2027年左右實現財務收支平衡。如果足彩順利發行並保證一定比例的公益金返還俱樂部，這一目標有望在2024年實現。
職業聯盟還缺什麼？
成立職業聯盟被認為是推動聯賽市場化進程的關鍵一步。“足改方案”中明確設立的職業聯盟遲遲未能成立，一直受到輿論的質疑。建業集團董事長鬍葆森表示，這一變數對很多投資人的信心造成了影響。
“職業聯盟目前還是籌備組的形式，聽命於足協，也沒有存在感。這種情況下很難把市場的資源和價值發揮出來。職業聯盟應該能真正地管理聯賽，中國足協才能把精力放到國家隊、青訓和社會足球上去。”一位職業俱樂部投資人如此説。
“如果只是管聯賽競技方面的話，不需要職業聯盟，只需要一箇中國足協的執行局。聯盟成立標誌着國家給它市場化的一個地位，也是給所有的投資者和潛在投資者的一個定心丸。”
市場化運營的職業聯盟能否順利運轉也有待實踐檢驗。一名地方體育局、地方足協負責人表示，職業聯盟與地方政府、地方足協的關係還需進一步釐清。某中乙俱樂部董事長認為，未來的職業聯盟作為社團法人，在協調政府資源等方面能力較弱，跟地方政府打交道可能會出現問題，尤其是在相對不受重視的低級別聯賽中，這需要有完善的制度設計。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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