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古代“高考”如何防作弊?

　　6月7日、8日是全國高考日，如今高考考場裏全是高科技的電子防作弊儀器。其實在古代，有一些耳熟能詳的古人也有屢考不中的遭遇，那麼古人高考又是如何防作弊的?

　　蠟燭等都曾被用作夾帶。

　　歷史上洗澡還曾是反考試作弊的重要方式。《金史》記載當時的科舉考試之前，考生們都要由不識字的士兵搜身以防作弊。後來有人指出，“搜檢之際雖當嚴切，然至於解發袒衣，索及耳鼻，則過甚矣，豈待士之禮哉!”遂向皇帝建議“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並得到許可。通過考前洗澡並提供製式服裝，既防作弊又不“虧禮”，真可謂有理有節。

　　代考

　　代考從唐代就有，歷朝歷代，愈演愈烈。古代最牛的“槍手”當屬與李商隱齊名的唐朝詩人温庭筠。温庭筠多次為他人做槍手代擬策賦，據《唐書》記載，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的那場科考，考官安排他坐在簾前考試，由考官直接監視。考試中，只見温庭筠奮筆疾書，不一會兒就交卷出場了。考官事後才知道，“私佔授者已八人”，温庭筠在他的眼皮底下已經順利幫八個人完成了試卷。“槍替”技藝可謂出神入化，但他也因為替考再次名落孫山。

　　為了防止代考，需要考生提供詳細的體貌特徵的履歷，進場前考官會根據履歷驗明考生的身份。但是代考作弊似乎亦沒有被完全杜絕。例如民國初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漢民，便是歷史上着名的代考“槍手”，曾在清末兩次代人蔘加鄉試，皆獲得中舉。

　　儘管各個朝代都在嚴打替考，但“槍替”之風並沒有減少多少，甚至圍繞替考，還出現了中介人。《江西省歷代文武科鼎甲考表》寫道：“有專以雙方作介紹為業者，則曰槍架。”

　　《中國考試管理制度》一書中有這樣的話：清代時由於替考普遍存在，各地相繼出現一些專門從事替考的槍手。廣東替考有所謂“一條葱”之説，從縣試到府試再到院試，一包到底，順天府還出現了專門聯繫替考機構的私局。

　　只要考試製度存在，作弊方法必然層出不窮。如今，各級考試部門也在絞盡腦汁，與各種新鮮的高科技作弊方法不斷鬥爭，正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在現代考試中，常會出現槍手、夾帶，甚至利用各種高科技手段作弊，常常令人防不勝防。可作弊並非現代人的獨創，自從考試製度誕生以來，作弊也就隨之出現了。由於科舉考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考試者一生的富貴榮華，中國古代的文人只有科舉一條路，“十年寒窗苦，一卷定終身”，在這座獨木橋上，每個人都得拼命，用真本事，也用歪門邪道，用各種方法作弊。最常見的作弊有三種：一是賄買 (賄賂主考官以獲取好成績)，二是夾帶(帶書或抄錄於隨身物品中)作弊，三是請人代考。

　　在古代，作弊防作弊與科舉考試相伴而生，不斷上演着貓捉老鼠的遊戲。

　　賄買

　　賄買考官是唐代科舉中最大的弊端，由於考生貴族官僚家庭的託請，科舉考試幾乎是有名無實，“請託大行，取士頗濫”。貴族官僚子弟基本壟斷了科舉，“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榜出，率皆權豪子弟”，沒有後台靠山的寒門子弟，即使是學富五車，才華橫溢，都很難考取進士。

　　針對這種情況，統治者也在想對策。武則天時代曾設立糊名的辦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減少批卷者認出撰卷人的機會，這一做法在宋代以後成為定例，甚至繼續“升級”，開始實行“謄錄”，就是讓專人用紅墨水再謄抄一個副本，給考官批閲，稱為“硃卷”，考生的原始考卷則稱為“墨卷”。這樣一來，閲卷考官便無法知道考卷是誰的，所以以暗號為關節的方法便“應運而生”。

　　北宋真宗時，朝廷剛剛制定了彌封、謄錄等一套防範舞弊的措施後，通關節的事情就發生了。被曝光的是翰林學士楊億，省試開考前，同鄉中打算應科試的一些人來拜訪他，希望能接受一些“考前輔導”。楊億一聽，頓時大怒，一邊説“丕休哉”，一邊往屋裏走。“丕休哉”三個字出自《尚書》，是一句罵人的話。有的人聽出來話外之音，凡答卷中用了“丕休哉”一語的，都錄取了。為了減少這種可能，自宋太宗起訂立了鎖院的制度。每次考試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為臨時委派，以便互相監察。考官接到任命後，便要同日進入貢院，在考試結束髮榜前不得離開;亦不得接見賓客。如果考官要從外地到境監考，在進入本省境後亦不得接見客人。賄買若然被揭發，行賄受賄者都可能被處死;而同場的考官亦可能被牽連受罰。

　　夾帶

　　賄買，不是每一個學子都能做得到的，寒門學子更是想都不敢想，夾帶便成了古代考試作弊最常見的手段。夾帶因為簡單易操作，成為最古老、生命力最強的作弊手段，至今仍長盛不衰。早在唐朝，夾帶經文這一作弊方法已經司空見慣。在唐代科場中有專門的稱呼“書策”：“挾藏入試，謂之書策”。在唐代科舉考場上，還有的考生偽造堂印，傳遞標準答案，也有的利用文房四寶夾藏抄錄有關的文章，真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前幾年，在西安半坡博物館和上海嘉定博物館聯合舉辦的“中國科舉文化展”上，幾件作弊用的寫本夾帶、麻布坎肩夾帶吸引了參觀者的注意。展出的一件麻布坎肩(類似如今的小馬甲)有50釐米寬、55釐米長，上面共有62篇八股文，總計四萬多字。1997年5月5日，微型《五經全注》在開封被發現，這套只有火柴盒大小但印有30萬字的《五經全注》，問世於清朝光緒年間，是當時科舉考場作弊的專用書，其內容包括了《易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左傳》五種儒家經書的全部內容及宋代儒學大師的詳盡註釋。

　　唐代的科舉考試已設有兵衞，以阻止夾帶作弊。宋朝起，考試在貢院內進行，貢院內考生之間是以牆壁隔開的，稱為號舍。考生不可以喧譁、離場，以防止傳話。但是夾帶經文這一作弊方法始終是屢禁不止，層出不窮。常見的方法有將經文藏在衣服鞋襪裏，或索性密寫在衣物、身體上。其他各式隨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

　　點評：古人為了擺脱貧苦的命運，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才成為真正的利祿之途。而這場古代“高考”也讓不少讀書人魂牽夢繞，上演了一幕幕人間悲喜劇。在這眾多考場失意的讀書人中，也不乏赫赫有名的文學家們。

　　揭歷史上古代的私塾為什麼不收女學生

　　公元十六世紀的末期，鼎鼎有名的文化名人，頂級教授李贄，在湖北麻城龍潭湖芝佛院講學。他重視商業，主張發展商業，反對以孔子的觀點為唯一的是非標準，反對歧視女性，在文學上主張真情，反對矯揉造作。下面就和小編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從那個時代的意識來看，李教授是個説話很出格，而且行事也很出格的人，居然在自己的學院裏收女學生，有名有姓的有梅澹然，女尼自信、明因和善因等。不僅讓她們來聽講座，而且還跟她們書信往來切磋學術。

　　這在歧視婦女的封建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封建衞道士們痛心疾首，攻擊他有作風問題：“宣淫敗俗”，又侮辱他女學生的智商：“婦女見短，不堪學道。”

　　在信的開頭，李老師承認了封建社會的女士們確實有空間上的劣勢，常言道：女主內，男主外。李老師説：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女同胞們幾千年來大部分時間只能在家裏宅着，“夫婦人不出閫(kun)域，”那個時代的花木蘭畢竟是少數，而男同胞們拿着弓箭征戰四方(其實也未必個個拿刀動槍的在外面混，只是打個比方而已)。從這個角度而言，女士們看見的空間確實要比爺們狹窄，這個不用説。

　　然而，李贄老師筆鋒一轉，開始釐清：生活空間狹窄不等於見識短。李老師説，所謂見識短，不是説宅在家裏，只看見家裏和院子裏的東西，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所謂有遠見，也不是説你跑得遠，見得多。

　　演繹一下李贄先生的話，就是説：成天宅在家裏不等於你沒見識，成天在外面跑不等於你有見識。見識長短和你接觸的活動空間沒有太多的必然聯繫。

　　有遠見的人，則能超出自身侷限，甚至擺脱生死利害的限制，不僅如此，有遠見的人的眼光又是可以細分的，能照顧到事務的方方面面，甚至最細微的方面，“極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算數譬喻之域是已。”

　　這話雖然誇張，但總體意思還是對的。其實按照現代的觀點，就是説人既有宏觀眼光，又有微觀眼光。

　　從取向而言，見識短的人喜歡聽“街談巷議，市井小兒之語”，有見識的人卻不屑理會那些東家長西家短，帶有明顯情緒化的內容，“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

　　男子未必見識遠

　　李贄教授進一步釐清：人有男女之分，但見識長短沒有男女之分，“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見識有長短之分，但是如果要貼上性別標籤，説男子的見識就一定遠，女子的見識一定短，那就更加荒謬了。李教授進一步嘲諷説，現在有的女子，雖然在性別上受歧視，但是她們的見識足以讓當今的男子“羞愧流汗，不敢出聲”，這樣的女子是當年孔子周遊天下，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好人才。以此來看待大明王朝的女士們，豈不是很冤枉呢。

　　其實冤枉不冤枉，跟女士們本身一毛錢關係都沒有，害臊的，出醜的應該是這些有偏見的大老爺們。“冤不冤與此人何與，但恐旁觀者醜耳”。

　　李贄教授的意思就是，不管你歧視不歧視，女士們高超的智慧和眼光就擺在那裏，不會因為你們的歧視而少半分。

　　事實：上古時就有女性成為天下人榜樣

　　事實勝於雄辯，李贄教授雖然是十六世紀的人，但也懂得這個道理，於是他老人家舉例。

　　當年周武王手下有十個很有才能的經理人，其中就有女性――王后邑姜。可見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女性已經公開進入管理界。邑姜是誰呢?

　　這裏要普及一下，坊間一直認定她是傳奇人物姜太公的女兒，大家想要瞻仰她老人家的話，可以去山西太原的晉祠去，裏面的“聖母殿”供奉的就是她，當然，那是宋朝時的雕像，真容就沒法見着了。

　　女子自古就很優秀

　　再早一點，周文王的老婆：文母。這位女士精通民俗文化，流行三千年之久的《詩經》，就有她整理加工的成分在裏面。她還和散宜生等人被列為當時傑出的“四友”。

　　有了上古時候的傑出女性做榜樣，李贄老師就對當時一些封建衞道士發難。如果按照你們這些衞道士的眼光，我們偉大的祖先文母和邑姜，豈不成了見識短淺的人?我現在招幾個女生，之所以被你們刁難，被你們視為異端，就是因為你們囿於俗見，只想討那些歧視女性的市井小兒的喜歡。

　　你們討市井小兒的喜歡，那麼你們就是市井小兒。什麼是遠見，什麼是短見，你們心裏自己明白。家裏如果有邑姜文母這樣聰明的女孩子，真正是天大的喜慶，高興還來不及呢，這哪裏是你們這幫沒眼光的短視眼所能理解的。總之一句話，憑你們的人品，我很難跟你們解釋。

　　李贄先生又拿出眾所皆知的唐朝才女薛濤來説話。原產長安，在四川長大的薛濤女士，詩名滿天下，連當時詩歌界的大腕元稹都知道她的名聲。

　　關於元稹，這裏友情介紹一下，元稹老師可不是一般的詩人，他和白居易老師一起，在唐朝詩壇上掀起一股新的潮流：“新樂府運動”，他的名聲從此和白居易大師黏在一起：“元白”，李贄説他是“貞元(唐朝年號)傑匠也”，這樣的大腕是不會輕易佩服人的。

　　可是元稹這樣的大腕，偏偏為了能和薛才女切磋，居然打報告要求去四川上任。到四川后，薛才女寫了一篇《四友贊》給他，結果讓元稹老師很贊。

　　李贄認為，這樣的女性，應該讓我們佩服不已，而發起攻擊的衞道士們卻出於市井小兒的俗見，這種品位，這種眼光，實在是我李贄所不能理解的了，“則吾不能知矣。”

　　既是時代強音又是超時代強音

　　李贄老師很了不起，他在女權還不是中心話題的年代就提出了這個話題。他引發的話題，讓那個時代的思想，又多了一項輝煌。他的女權思想，是那個時代思想進步不可少的一項指標，因此，是時代強音;又是那個那個時代所不能包容的，它的驚世駭俗需要幾百年的時間來慢慢消化，因此，它又是超時代的。

　　李贄老師能在十六世紀寫出這封讓後來的女性都覺得温暖的信，不是偶然的。大明王朝，是產生王陽明的時代，是產生唐伯虎的時代，是產生李漁的時代，商業在繁榮，個體意識在覺醒，思想在昇華，關於婦女解放的呼聲當然不能缺席，而這個不缺席的使命就落在李贄的身上。

　　古代文人逛青樓：重在調情不屑男女關係

　　男人皆好色，文人也然，並非因為飽讀詩書就刀槍不入，不過，文人的好色帶有一點含蓄的雅趣。

　　一次，胡適的朋友在他家聚會，徐志摩抱來一大堆德文色情書，大家爭着看。胡適説：“這種東西，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一張牀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繡鞋，牀前一隻貓蹲着抬頭看帳鈎，還算有一點含蓄。”看看，明明是好色，還希望擁有無窮的想象。

　　還有，陳獨秀在北大教書時好逛八大胡同，他與高君曼同居，得意地寫信給蘇曼殊，説：“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詩賀我乎?”明明是非婚同居，一時竟還傳為佳話了。

　　也許因為陳獨秀一向反傳統，所以沒有人敢去呵斥他的不道德，要知道，在中國文化裏，色與德是對立的，好色者壞德，德高者戒色。然而，是人就有情慾，而“多情者必好色”，所以自有文章以來，有情趣的文章大多有情色文字。因此，“情色”在文人筆下就變得有些山隔水阻，曲徑幽篁，形成了雅趣。

　　文人或許是技癢，總想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事情寫出來。於是，我們讀到歐陽修寫的纖纖玉手：“玉指纖纖嫩剝葱”;白居易寫眼睛：“回眸一笑百媚生”;李白寫氣味兒：“一枝紅豔露凝香”;宋玉寫身高：“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還有秦觀，寫得更誘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

　　中國曆代娼風大盛，那是才子佳人欣賞與被欣賞的時代，李白、白居易、蘇東坡、秦觀、柳永等墨客騷人哪一個不是風月中人?吃花酒只是更增其一份瀟灑飄逸，也許，面對紅粉佳人的輕鬆能讓文人們找到更多的靈感與激情，試想，沒有了李香君，能有《桃花扇》?沒有了琵琶女，又哪來的《琵琶行》?

　　要知道，古代的文人在其聲色犬馬中，比我們現在想象中的要高級得多，雅趣得多。

　　過去的妓女講究色藝雙絕，不光靠一張臉取悦於人，有好顏色還要有好才情，文學修養是極緊要的標準之一，只有書香的薰陶，才上得“芳譜”的。讀晚清小説《花月痕》就知道，“十花品第”之第一名劉秋痕便是工崑曲、好讀書，文學修養極高的女子。而蘇小小的詩文，柳如是的才情，董小宛與戀人之間的唱和，無不充滿文學的韻味。同時，她們因為有豐富的人生閲歷，見識往往高人一籌，所以，妓女們多為才女，且多數是賣藝不賣身的。

　　而文人光顧青樓，那叫“狎妓”，重點放在調情上面，甚至只是純粹調情。柳永在《少年遊》裏就有一句“狎性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去年時”。“狎”與“嫖”的概念略有不同，“狎妓”的重點不在發生男女關係，而在於調情，而調情者，自然要雙方旗鼓相當，才情處於伯仲之間，才能調出味道，調出“性”趣。你作首豔詞，對方就必須彈首豔曲以示高下;對方跳支豔舞，你也應該要會打個鼓點助助興。若説飲酒對詩，作畫對弈，更是文人“狎妓”中的家常便飯。他們唱和詩酒雪月風花，琴瑟和諧要焚香沐浴，剪燭伴讀也要青春佳麗，只是品評賞玩一下女性美而已。

　　相比之下，如今的人根本就不懂好色，不僅缺乏欣賞的能力，而且缺乏耐性，缺乏調情的才情。以前的女人含而不露，是被旗袍包裹得嚴嚴實實之下的誘惑，就連當年的夢露裙襬也是往下掩的;如今的一些女人，能少穿就儘量少穿，裙襬都是往上撩的，甚至刻意走光，刻意搞出個什麼門來。

　　柳永已逝，井水邊處再沒柳詞;胡適客死孤島，芙蓉帳前沒有了繡花鞋，奈何?

　　古代妓女房中之術：男人無不成俘虜

　　在提到妓女這個詞的時候，似乎很多人都持着一種不屑的態度去看待她們。其實，不少妓女對文化發展，特別是性文化的發展，還是作出了大貢獻的。比如，本文所講的五位妓女，她們破解男人身體的性密碼，就頗有些文化的味道。

　　洞悉男人腰間的秘密

　　宋代名臣寇準曾感嘆説：“老覺腰沉重，慵便枕玉涼”，這句話無意間泄露了當時許多男人的秘密，即“腰”的秘密。有位名叫香蘭的妓女，似乎洞察了這個秘密，特別善於在男人腰間施展功夫，“蘭指弗過，客莫不癲狂”，一時間生意火爆極了。據《武林舊事》記載，香蘭不惑之年，依然保持了勾欄頭牌的身份，與其高超的“腰間”撩撥技術恐不無關係。

　　從性文化的角度來看，男人的肚臍以下到恥骨處，滿布着性感神經與觸點，它和大腦甚至有着不平常的激情連結。所以，妓女香蘭由此下手撩撥男人，會讓男人興奮地難以自持，直到因渴望而瀕臨決堤的邊緣。時間長了，男人焉能不感覺“腰沉重”?

　　吸吮男人的“飛機場”

　　唐人於鄴在《揚州夢記》裏敍述了這樣一個事情，説揚州妓女喜歡“珠翠填咽風流事，恣意朋客胸脯間”，這也是有説道的，並非空穴來風。男人輕輕啃齧、挑弄、百般愛撫女人那飽滿緊挺的雙峯時，內心會激起排山倒海的**的愛慾狂潮，女人同樣會在男人胸前的那兩顆小豆豆上做文章，獲得感官上的享樂。

　　王書奴的《中國娼妓史》裏，也有類似的記載，説唐代妓女多深諳此道，會採用許多種辦法讓男人胸前的兩個小豆豆硬挺起來。有的使用香料，也有使用丹藥、蜂蜜、果糖之類的潤滑劑，結合雙唇在其上輕拂、繞圈，然後再含住它，用力吸吮，讓它在温熱的口中溶化。

　　不但會吹“枕邊風”

　　古代妓女與客人之間，吹“枕邊風”是常有的事情，比如某妓女受人之託，求某客人辦事等等，這不奇怪。但是，許多妓女會利用客人的耳朵行撩撥之事，讓客人慾火焚身，這就很新鮮了。據《中國古代房內考》一書記述，西漢文帝時，洛陽某妓“擅耳技，巧舌如簧，或吹，或吸，嘗令(客人)血脈張也。”成語“巧舌如簧”是否出於此處，筆者不知，但這句話似乎跟性文化大有關聯。

　　不得不欽佩妓女對男人生理情況的深刻了解!事實上，對男人而言，耳朵確是點燃熱火的要塞，只是經常被粗心大意者地忽略罷了。根據研究，男人的耳朵比女人要敏感得多，它們絕對值得女人在共享雲雨時給予非凡的呵護與關注。對於男人的耳朵，女人的舌頭是唯一派得上用場的利器，先緩緩伸進耳朵內，再沿着其輪廓輕點舔吻，別忘了適時轉動舌頭，接着賜以微微呵氣，再以雙唇含住耳朵，用力吸吮(可別用力過猛)。

　　對男人的脖子要“狠點兒”

　　這句話不是我説的，而是唐代著名歌妓李端端説的。據説當時以寫俠士詩聞名的唐人崔涯，每將詩題於娼肆，不脛而走。他的譭譽，能令娼館或門庭若市，或門可羅雀。有一次，他寫詩嘲笑李端端，李憂心如焚，請他可憐，另寫一首好的，崔涯應允了，於是豪富爭到李家去。為了感謝崔涯，李端端使出渾身解數，相陪了數月，後作詩戲説：“崔郎文章利如刀，只是脖頸怕鴻毛。”看來崔涯的性敏感區正是在脖子上，被李端端搞得門兒清。

　　對女人的玉頸，男人也許輕柔細慢才會管用;但對男人來説，頸部的挑逗得狠點兒，否則就不吸引。最好用上整個嘴唇，用力吸吮，轉以間歇的輕咬，若再加上發聲嬌喘和低呤，女人的投入表現將使男人的慾望完全清醒，還有什麼比慾火焚身的女人更能引起男人的行動呢?李端端的探索，尤其寶貴。

　　解碼“雙球”，男人無不成俘虜

　　清代紀昀在《閲微草堂筆記》中，提到一個非常火辣的妓女，碰到任何男人，無論是在宴席上，還是在房間裏，她都會一屁股坐到人家身邊，然後俯下身來，雙手撫弄男人下身的“雙球”，鮮有男人不大呼“投降”的。這位妓女實在是位直接得不能再直接的人物了，無需鋪墊，目標明確：用最短的時間，把男人弄上牀。

　　男性雄風底下的那兩顆超級敏感的小球，恐怕是身體密碼裏最先不具保密性的密碼了，絕對是女人可以直接下手的目標。力道猛烈，男人會感覺疼痛，但古代妓女自然不敢過於“魯莽”，她們會將它們輕輕握在掌中，以手指輕柔撫弄，直到男人渾身酥軟無力，才用温柔的唇密集進攻，不消數分鐘，男人將馬上投降，化為妓女最忠誠的愛奴。

　　絕對奇葩!古代日本妓女“賣春”方式

　　日本，由本州、四國、九州和北海道等四個大島及一些小島組成的東亞羣島國家。日本的名意為“日出之國”。古代日本一直不滿意身為一個小小島國的地位。

　　公元607年，日本羽翼初豐，聖德太子致信隋煬帝楊廣説，“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國書”，表達不甘屈就小國地位、要對等交往的強烈願望。隋煬帝覽之不悦，斥之無禮，並遣使問罪。

　　日本原稱倭國，唐朝開元年間，史學家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記載：“武后曰日本”。武后乃一代女皇武則天也，“日本”一詞方正式出現。中國漆器經絲綢之路傳入西方，英文稱之為“JAPAN”，後來傳入日本大放光彩，因此，日本英文名也稱“JAPAN”，即中國漆器。

　　日本是一個色情業非常發達的國家，當然，並不只是今天的日本才有這樣發達的色情業。在古代的日本，色情業不僅有悠久的歷史傳統，而且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

　　據有關史料記載，古代日本妓院一般情況下被分為了三個級別。其中第一級叫做“大店”，是所有妓院中最高等級的一類;第二級叫做“中店”，相對“大店”雖然不及其奢華，但各方面的硬件設施在當時也算得有一定檔次;而到了第個三級的“小店”，從女人的服飾到場所的環境，以及服務特色，幾乎各個方面都與前面兩者有了質的差距。

　　在日本，能夠在這種被稱為“大店”中坐等嫖客的妓女並非滿地皆是，她們是出類拔萃的那種論姿色、才藝均佳的女子。客人想要相約大店妓女多數還要靠錢説話，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本，或許連見上一面都會很難。

　　“中店”內的妓女一般都是衣着華麗的。雖然沒有大店中的高貴，可以生意成交之間由客人“物色”，但是“中店”的妓女其價錢也不會很低。此外，“中店”妓女還有一個值得驕傲的地方就是可以得到一個寬敞高檔的房間為客人服務。這樣的條件也讓她們至少享受到了衣食無憂甚至是可以追求品質的待遇。

　　“小店”妓女是級別最低的妓女。在這種被稱為“小店”的妓院中，妓女只能夠隔着這種類似於籠子的房間任由嫖客挑選，環境不堪的種種表象也充分反映了當時日本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

　　據有關史料記載，在日本的歷史上，“賣春”制度最初確立於公元8世紀的奈良時代。當時皇宮中特設“采女部”，從各地募集美女。“采女”名為司內職，實則是一種官妓，如有外國使節來朝，則叫她們侍寢。

　　此外，還有一種“巫女”。“巫女”本來是演“神樂”、司祭事的女子，後來變成了妓女，因為日本古代的神社多設於交通和兵營的中心地帶，“巫女”住在神社周圍，和眾多的過客、士兵、遊民交往，就由“神妻”墮為“巫娼”了。

　　到了平安時代，出現一種叫“白拍子”的賣笑婦。“白拍子”原來是以歌舞為主、賣春為輔的妓女，和日本現代的藝妓頗為相似。和“白拍子”同時出現的是“傀儡子”，她們流浪各地，一面舞木偶、玩把戲，一面賣春，主要以平民百姓為賣春對象。

　　除了此以外，還有“桂女”、“湯女”、“長者”和停船場的“遊女”等不同形式的妓女。“桂女”主要為軍人服務，也叫做軍妓。“湯女”則主要在温泉場活動。“長者”是在驛路範圍內以來往過客為對象的妓女，如同路邊拉客女一般。

　　室町幕府時代是戰亂頻仍的亂世時期。上層階級耽於驕奢淫靡，而人民陷於異常的貧困。因此，一方面促使了公娼的繁榮，另一方面促使了私娼的產生。

　　私娼當時稱為“夜發”，都是下等妓女，夜間出沒街市，四處拉客，一時像雨後春筍般地湧出，大有壓倒公娼之勢。以前的“湯女”也從温泉轉入民間的浴室，投入私娼的隊伍，被稱為“搔垢女”。

　　在町人階級的支持之下，日本的江户時代出現了大規模的“遊廓”，“遊廓”是妓院集中的地方。具有代表性的，是江户的吉原“遊廓”，當時的町人文化就是以“遊廓”為中心而發展的。

　　德川幕府一面集中妓院，加強控制，一面極力地取締私娼，但是私娼不但不見減少，反而日益增加，尤其是“湯女”盛極一時。據《守貞漫稿》所載，江户時代，在日本的每個浴室都有“湯女”二三十人，她們陪酒、陪歌、陪浴，可以説是地地道道的“三陪女”。

　　公元1867年，二百多年的江户幕府時代結束，迎來明治維新年代。日本一方面向外擴張，一方面發展經濟，這也推動了“賣春業”的畸形繁榮。尤其在日本東京，賣春表現出它獨特的季節性：“春夏盛時，一月或有五六十席”，“妓於秋風一起，輒鎖户晦跡以去”，“柳橋之妓春夏則百餘，秋冬減其半”。春夏繁盛，秋冬衰落，形成了古代日本最奇異的賣春特色。

　　在古代日本，除此以外，更讓人不可思議的賣春特色要算妓女和嫖客之間必不可少的合同交易以及有關賬單的支付方式了，這在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美國着名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專門研究了日本契約賣春的形式。

　　她在自己的主要着作《菊與刀》中説：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個男人看中了，這時該男人成為獨佔她的主顧，並與妓院訂立契約後把她變為情婦。這樣的女人受到契約條款的保護。但是，一個男人可以不訂契約就把一個女僕或女店員變為他的情婦，這些“自願情婦”必然缺乏保護。

　　本來，“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徵。但魯思·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似乎並未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徵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指日本文化的雙重性，譬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

　　魯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20世紀初少數的女性學者，她以女性的獨特視覺觀察日本賣春行為，把日本文化的特徵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制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對於這些觀點，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

　　在日本傳統的倫理觀念中，女人地位低下，被“喜新厭舊”的男人“始亂終棄”的比比皆是，難以計數。因此這類契約既是男人獨佔女人的依據，也是女人自我保護的一種手段。在日本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大都不喜歡口頭的“君子協定”，即便是海誓山盟，倘若沒有文字清清楚楚地寫着的“紙上契約”，以後難以應付賴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