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樓女子的從良之路

  對娼妓從良,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值得玩味:

  一種觀點是讚賞從良,認為從良是妓女迴歸正統社會的最好方式。如明代詩人洪應明,就曾表達過對晚年從良的妓女的寬容:“娼妓晚景從良,一世煙花無礙;貞婦白髮失節,半生辛苦俱非。”這種基於傳統道德與社會穩定的寬容贏得廣大風塵女子的強烈認同。

  江淮名妓徐月英《敍懷》曰:“為失三從泣淚頻,此身何用處人倫。雖然日逐笙歌樂,長羨荊釵與布裙。”即使夜夜笙歌、錦衣玉食,但也抵擋不住做“荊釵與布裙”的誘惑,足見從良的決心有多大。而《金雲翹傳》中的王翠翹更是以自己的悲慘遭遇,現身説法從良的必要性:“人生最苦是女子,女子最苦是妓身。


  為婢為妾俱有主,為妓死生無定憑。我今翻成皇天哭,一字吟成萬結心。寄與青樓多嬌豔,乘早抽身出火輪。莫待冷落門前日,淚灑西風泣斷魂。”既然青樓如此黑暗,命運如此悲慘,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

  另一種觀點則反對從良,主要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認為一旦為妓,便終身留下了污點,即便從良,也難見容於正統社會;二是妓女乃天生的水性楊花,雖然從良了,但骨子裏的風流勁卻絲毫不會減少,保不定哪天就會給丈夫戴頂綠帽子,敗壞了夫家的名聲。


  如《九尾龜》中就曾説過:“無奈上海這些做倌人的,骨相天生,萬不能再做良家婦女。這班倌人,馬伕、戲子是姘慣了,身體是散淡慣了,性情是放蕩慣了,坐馬車,遊張園,吃大菜,看夜戲,天天如此,也覺得視為固然,行所無事。

  你叫他從良之後,怎生拘束得來?再如良家婦女,看得‘失節’二字是一件極重大的事情;倌人出身的,只當作家常便飯一樣,並不是什麼奇事。

  就是那一班情願從良的妓女,偶然見了一個俊俏後生,便由不得背地裏私通款曲,這不過如家常便飯之外,偏背了一頓點心,算不是毀名敗節,卻輕輕的把一頂綠頭巾暗暗送與主人公戴在頭上。”這樣的説法倒也並非妄斷。


  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以上觀點僵持不下,難於判斷。那麼,妓女到底要不要從良呢?實際上,它涉及到是真從良還是假從良的問題。

  顧名思義,真從良是妓女真心想脱離苦海,老老實實做個良家婦女,相夫教子。這類妓女往往對從良抱有美好的幻想,希望能找屬於自己的愛情,與相愛的人廝守一生,像杜十娘、紅拂女、莘瑤琴便是其中佼佼者。

  真從良的妓女擁有三種可貴的品質:對愛情的執着追求,金錢觀念的淡漠,對傳統道德與倫理的恪守。首先,她們對愛情的認識高人一籌。


  一方面,她們久處風月場中,見慣了世態炎涼與人心叵測,故而不願芳心輕許,“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臨池柳,者(這)人折了那人攀,恩愛一時間”,對愛情懷有本能的排斥;另一方面,正是因為經歷了青樓的黑暗與爾虞我詐,她們企盼獲得一份真摯永恆愛情的願望變得更加強烈。

  對她們而言,愛情是人生一切希望所在,一旦幻想破滅,便幾乎喪失了生存的勇氣。杜十娘之所以怒沉百寶箱,投江自盡,便是因為她惟一珍視的愛情化為了泡影。


  其次,真從良的妓女對金錢並不迷戀。當男方為她們贖身時,她們不會漫天要價,甚至分文不取。如曾與王韜結為知己的花魁狀元姚容初,追求愛情至上,不要男方一分錢嫁入男方作妾。

  當鴇母向男方索取高價時,她們會站在男方這一邊,與鴇母作堅決的鬥爭,甚至將“體己錢”拿出來讓男方為自己贖身。《賣油郎獨佔花魁》中,花魁娘子莘瑤琴便曾與鴇母鬥智鬥勇,使其被迫讓步,其後更是掏出私房錢讓一貧如洗的秦重為自己贖身。


  即便男方窮困交加,但為了與心愛的人長相廝守,她們寧願忍受貧窮的折磨,甘作紡紗織布的家庭主婦。對她們來説,精神的滿足絕對大過物質的誘惑。

  第三,真從良的妓女對傳統道德與倫理恪盡職守。她們深深明白,既然真心做良家婦女,便須規規矩短,遵守三從婦德,不得越雷池一步。

  這其中包括拋棄從前打情罵俏的交際花生活,安心在家相夫教子;杜絕衣着上的胭脂膩粉與奇裝異服,素衣潔面。總之,要想融入主流社會,非得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可。


  那麼假從良呢?正好與真從良相反,指的是有的妓女根本不想從良,從良只不過是她們博得同情,聚斂錢財的一個美妙幌子。假從良者有兩個鮮明的特點:首先,從良以後依然貪戀着煙花場上的風流,過不慣平庸無聊的家庭生活,因而免不了偷情私奔之事發生;《九尾龜》中,妓女金朋蘭嫁入杭州黃大軍機的長孫公子黃伯潤為妾。

  這位黃公子年方二十,正妻亡過,尚未續絃,性情極是温和,眉目也還清秀。家財鉅萬,門第清華。至於服食起居,更是一呼百諾,要一奉十。

  論起來,這金月蘭也該自家知足,跟他過了一生,倘或生得一男半女,怕不是一位誥命夫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金朋蘭竟然與人私奔,偷偷跑到上海,重樹豔幟,令黃伯潤顏面掃盡。


  其次,從良的目的在於獲取昂貴的贖身費,並且還可以雪中送炭,以解及時之需。近代上海著名的四大金剛之一林黛玉,“風流放誕,雄才大略”,頗有歷史上的名妓風範,一生曾從良無數。

  據《清稗類鈔》記載:“林屢適人而屢下堂,所嫁者不可以數計。其自稱適人曰浴。蓋舉止豪邁,易負鉅債,至無可彌縫之時,即以適人為避地之計,使代償其負。已而不安於室,出理舊業。及逋負又多而不得償,用復作前計。此所以謂之浴,蓋自謂得水而污垢悉去也。”

  作妓時揮霍無度,從良後有人買單,林黛玉的計策並不高明,何以一干男人趨之若鶩?關鍵還在於林黛玉魅力太大的緣故。由此看來,假從良也須一定的資格,並不一定要很漂亮,但足夠的風流媚態,傾倒眾生是必不可少的。


  不過,假從良的妓女畢竟只是少數,對多數妓女來説,從良是改變她們人生命運的絕佳機會,因而出現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場面便不足不怪。可惜,等她們費盡心機拼過獨木橋時,卻發現橋這邊的風景並不獨好。

  擺在從良妓女面前有三大難題:一道難題是如何獲得男方家庭成員尤其是正妻的認同,第二道難題是如何面對丈夫的喜新厭舊,第三道難題如何應對因年齡差距而派生的一系列問題。

  一般説來,從良做妾者最難相處的是妻妾關係。妻子作為家庭的守護者,對妾的“侵入”懷有天生的敵意,因而會處處刁難,時時滋事。


  曾當過花榜狀元的姚蓉初,嫁入男方作妾,可惜為正妻所不容,先是斥罵羞辱,繼而拳腳相向,無奈之下姚只得重返妓院。《清稗類鈔》中桐廬人袁昶,與秦淮妓情深意篤,納為小星。但迫於正妻薛夫人的壓力,將小妾安置在一個小院子裏,勿使外出。

  又擔心薛夫人加害於小妾,遂派親兵把守庭院,不讓他人進入。每天上班,他都要將院門的鑰匙交與自己的門生汪某,命令他不得將鑰匙交與夫人。一次,薛夫人打聽到丈夫揹着自己納妾,怒氣衝衝地找小妾算帳。來到門口,薛夫人向汪某索取鑰匙,好開門去教訓小妾。


  汪某倒盡忠職守,堅決不放薛夫人進去,並在門口“大義凜然”地説道:“我在這裏,除了袁老師外,任何人不許進入!”要不是汪某對師傅的忠心,只怕那小妾又少不了一頓羞辱打罵。當然這還不是最殘忍的,更有甚者,某些殘暴的正妻會致小妾於死地。

  除了害怕正妻的臉色,從良做妾者還時刻擔心丈夫的喜新厭舊。做過嫖客的男人,大多具有“喜新厭舊”的“優良傳統”,即使娶進家門,也一樣會在外面尋花眠柳,從良者依然改變不了獨守空房的命。《古詩十九首》便曾記錄下一位獨守空房的少婦的慨嘆。


  對一個女人來説,“昔為倡家女”便已是不堪,奈何更不堪的是“今為蕩子婦”,人生在世,不堪如此,還有比這更沉重的打擊嗎?從良做妾者,在家庭中本來就勢單力薄,全靠丈夫給她撐腰,如果連丈夫都移情別戀了,她在這個家庭裏的地位便岌岌可危,很可能遭遇被遺棄的命運。

  此外,從良做妾者還要提防因為年齡原因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通常情況下,娶妓回家的男人,年齡普遍偏大,而女方年齡尚小,男方大女方二三十歲並不鮮見。

  明末清初的錢謙益,娶柳如是為妾時,柳如是23歲,尚在青春年少,錢謙益卻已是59歲的垂垂老人。晚清狀元洪鈞,娶賽金花為妾時,洪鈞早已過天命之年,而賽金花只是一個16歲的豆蔻少女。


  這兩對夫妻,男女雙方相差30多歲,屬典型的老夫少妻,如此問題就來了,一旦丈夫過世,沒有依靠、沒有地位的妾該如何在夫家立足呢?錢謙益死後,錢家族人欺負柳如是孤單一個,霸佔家產,造謠生事,逼得柳如是以死明志。

  洪鈞死後,賽金花馬上便被洪家趕出家門,甚至連隨身的首飾都不讓她帶走。無奈之下,賽金花回到上海,住在九江路彥豐裏內,化名曹夢蘭,重操舊業。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當靠山轟然倒塌,她們的好日子便走到盡頭,恩愛沒有了,錢財沒有了,連生計都成了問題。

  像上面提到過的姚蓉初,曾經做過花榜狀元,後嫁沈楞嚴為繼室,但不到兩年沈病死,姚隨之被沈母趕出家門,流落街頭,淪為乞婦。10年之後,當王韜再次見到她時,舊時風度一掃而盡,令人相見不相識。


  很多人豔羨於妓女的從良,以為她們從此可以過上舒心的日子,揚眉吐氣地做人,可惜這卻是圍城之外的幻想,當不得真。

  歷史上從良的妓女,除紅拂女、莘瑤琴、董小宛等屈指可數的幾個擁有好的歸宿外,其餘幾乎都是悲劇。所謂“花無百日好”,再豔麗的花終究有凋零的那一天,更何況這朵花本來就生長在污泥濁水中,出身不好呢?

  《九尾龜》的主人公章秋谷説:“譬如一樹名花,種在那水邊籬落,臨流照影,姿媚橫生,你就天天的載酒看花,暫時領略,也未嘗不妙,何若一定要傷根動葉,把他移到家中?雖然錦帳雕欄,殷勤愛護,卻是離開了他自己的託根之地,未免水土不宜,雨露不潤,眼看着那一株可愛的名花不由的葉萎花落,漸漸的憔悴起來。


  這還算是好的,更有硬硬的折了一枝,把他供在花瓶之內,天天相對,愛惜非常,卻過得不多幾天,依然枯死。假使花能解語,你問他可是願意的麼?大抵上海的倌人,只好把他當作名花嬌鳥一般,博個片時的歡樂。若定要將他娶到家中,就免不得要殺風景了。

  從古以來,煮鶴焚琴,蹂香躪玉,煞是傷心,這就是這班妓女嫁人的小影。”如此看來,妓女從良,竟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衚衕?


  中國妓女起源:齊桓公用女俘滿足齊國男人性慾

  因為妓女這個行當,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悠久的,而我們熟悉的秦始皇,其實他的母親也是一位妓女。這本書後邊還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妓女形象,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在這裏給大家做一下關於妓女問題的研究。

  妓女的研究

  前年我看了一部香港電影叫《性工作者十日談》,這部電影很想表現妓女的一些職業特點,及她們生活的狀態。但是這部片子並不成功,原因就是它並沒有能説清楚產生這個行業的背景,還有它為什麼會屢禁不止,它的社會根源到底是怎麼樣的?而不弄清楚這些問題,單單拍出一部電影來,就顯得很單薄了。


  其實,最早的妓女是為宗教服務的,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倫王國就出現了妓女,在漢摩拉比王(公元前1750年)當政時,神殿裏除了男祭司、傭僕、工匠外,還有不少很受人尊敬的女祭司,她們通常來自優裕的家庭,她們是居於“神”與“祈禱者”之間服務的“聖職妓女”。

  公元前5世紀希臘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描寫巴比倫神殿裏的妓女時説:“每一個當地的婦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須去神殿裏,坐在那裏,將她的身體交給一個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個男人將銀幣投在她的裙上,將她帶出與他同卧,否則她不準回家,女人沒有選擇的權利,她一定要和第一個投給她錢的男人一同睡去。


  當她和他共卧,盡到了她對女神的職責後,她就可以回家。”所以,在古代西方做妓女並不是種恥辱,而是一種像成人禮的儀式。

  在我國,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的妓女起源於殷商的女巫,並把那個時代稱為“巫娼時代”。

  但是,我個人認為,在中國和西方的妓女起源問題上是有着本質的不同的。因為史書與宗教典籍中找不出一條關於殷商女巫賣淫的確鑿材料,這點和西方不同。


  中國最早的妓女,實際是戰俘和奴隸。《史記。匈奴列傳》中,就有“夏桀蓄女樂、倡優”的記錄。此後,王孫公卿都有在自己的府中養大量的女子的習慣,一來是為了淫樂,二來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地位。《周禮》上提到的“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其實都是指供帝王淫樂的女性。

  這種妓女統一被稱作官妓,但是我一直認為官妓並不是傳統意義上妓女,其實她們是奴隸,和其他奴隸不同的是她們的工作只是獻身和獻技而已。


  到了春秋齊桓公的時候,我們熟悉的管仲改變了這一切,他單獨把妓女列為一項職業。

  《戰國策。東周策。周文君免士工師藉》一文中,寫了這麼一段話,“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閭”是門的意思,齊國常常在宮中以門為市,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在齊桓公的宮中,一共擁有七個做性交易的市場和七百多個倚門而站的妓女。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妓女和交易相聯繫的記錄。從這裏看,關於妓院的記載要比西方早上五十多年,在這種事情上,泱泱中華,也絕對不輸給外夷。而這個“天才”想法的創始人,就是被孔子和諸葛亮奉若神明的齊桓公的大管家管仲。

  清朝的褚學稼説:“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現代學者黃現璠著的《唐代社會概略》也持有這種觀點。以上不僅證明了這些女人不但成了交易的商品,而且她們還要把自己性交易所得的一部分交税,這是一種典型的性服務合法化。


  看來管仲背上這個不光彩的發明記錄是在所難免了,我在第一卷的《齊桓諸妻不如管仲一妾》的文章中詳細説了管仲這個人物,不要以為他腦殘,故意搞出了這麼個妨礙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產物來,恰恰相反管仲很優秀。

  首先説,管仲並不是一個眼光很差,人儘可妻的男人,他的小妾婧是個多麼聰明美麗的女人啊,這還只是管仲的一個小妾而已。所以説,管仲開辦這種營生,並不是為了性慾的需要,其實他是有着很深層次的考慮的。


  《韓非子。外儲説》上説:“桓公見民行年七十而無妻,以告管仲。對曰:‘臣聞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宮中有怨艾,則民有老而無妻者。’桓公:‘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桓公之伯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


  在齊國有很多男性沒有納禮的資本,娶不起媳婦。許多男子又因為無處發泄性慾而苦惱,另一方面,由於齊桓公和管仲的連年征戰,獲得了大量的女性奴隸,這些女奴也需要安置。

  而這樣的性服務交易場所的形成,滿足了兩方面的要求,男性可以找到心儀的女性(價錢肯定比納禮要低得多),而女性也可以憑藉服務得到報酬。這一來,社會上有些男子無妻的矛盾緩和了。


  而發展國內的經濟,也是這個特殊市場的一個重要作用,特別是搞活跨國經濟,這種性交易是非常有作用的。很多各國的名士和公子,都願意到齊國來看看這個國家經營的妓院,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比招商引資更好的效果。

  而齊國的這種妓女產業的經營模式,很快被各國所效仿,各國在其經濟產業中都增加了性服務這一塊內容。


  大國之間的外交,甚至政治領域,也多采用用這些妓女作為政治籌碼和交易的事件。

  《韓詩外傳》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秦穆公問內史王繆:“人們説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現在西戎有大臣由余,是個聖人,對我們構成很大威脅,該怎麼辦?”王繆説:“西戎處偏僻之地,沒有見過中國的聲色,你要送女樂給他們,使他們沉湎於聲色,其政必亂,他們的臣下就會和君主疏遠,不能發揮作用了。”


  於是秦穆公送西戎女樂二列,戎王果真耽於聲色,不理政事,國力和兵力都大大削弱,由余多次進諫無效,就離戎去秦。秦國為了爭取這個能人,派公子迎接,拜為上卿。這一來,秦國國力大大增強,史載秦國“並國十二,闢地千里。”

  妓女行業在日後的發展中,也分出了新的行當,她們並不只是以賣身為主,很多妓女都身懷絕技,《史記。孔子世家》記載的齊國送給魯君的妓女都是“皆衣文衣而舞唐樂”。


  《漢書。地理志》上説:“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則彈弦跕躧遊媚富貴,遍諸侯之後宮。”《史記。貨殖傳》説:“越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屐,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

  從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妓女中的一部分不再是以單純的賣身作為自己的生存手段,她們在向藝術靠攏,並且可以以藝術的方式更加直接地打動那些上層社會的男人,而不再是隻為底層的男人服務。


  妓女此時也出現了兩極分化,一些長相出眾,身材合適並富有藝術細胞的妓女,便被挑選了出來,加以訓練變為了藝妓,這些妓女在後來是可以不賣身的,日本藝妓和韓國妓字都保留古漢語的原意,本意是指女藝人,即歌舞表演中的女演員,並非只當賣身的女人講。而另一些長相平庸的女人就變得悲慘起來。

  戰國後期,由於媵妾制度逐漸被取消,再加上商業的繁盛、都市的興起和井田制的被破壞,婦女流落為妓女的日益增多,加上戰國時期社會通用金屬貨幣,使嫖娼更加簡易化了,“私娼”就蔓延開來了,而這些妓女的命運大多數是非常悲慘的。這些女人還有的被輸送到軍隊去“慰安”,這到漢代,就逐漸發展成了營妓制度。


  在中國的幾千年發展中,妓院逐漸形成了一種文化,許多藝術和文學都與中國的妓院有着難以割斷的聯繫。而青樓文化和妓女產業一直到晚清,甚至民國的時候,還有古時的遺風。

  但是,自從中國共產黨取得天下後,政府就着手進行了一系列行動,並且在1960年宣佈在中國大陸根除賣淫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進步,但是卻形成了後期的一種社會性交易的畸形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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