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詩詞與成語的背景與典故中，涉及的人物不在少數。但一個人的名字既被寫進古詩詞又被寫進成語裏廣為流傳的，極為罕見。歷史上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僅有一人享此殊榮，她就是我國古代兩晉時代的著名美女劉碧玉。
大家所熟知的成語“小家碧玉”的主角就是她，中華成語大辭典是這樣解釋“小家碧玉”的：‘碧玉：劉碧玉，汝南王妾。晉·孫綽《情人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意氣重，遂得結金蘭。’後用以指小户人家的女兒。”
據《晉書·汝南王傳》記載，汝南王名叫司馬義，為晉宗室，官至散騎常侍。碧玉是汝南王姬妾，汝南王對其百般憐惜寵愛。樂府詩中，有六首直接描寫碧玉的詩歌傳世(每首詩的內文中都點出了碧玉的名字)。
一
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
芙蓉陵霜榮，秋容故尚好。
二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
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
三
碧玉小家女，不敢貴德攀。
感郎意氣重，遂得結金蘭。
四
碧玉破瓜時，相為情顛倒。
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晉·孫綽
(“破瓜”並非現代人所説的“破處”，而是古代人説的二八年華，因為“瓜”字像兩個八字重疊，所以破瓜是指年滿二八。)
五
杏梁日始照，蕙席歡未極。
碧玉奉金盃，淥酒助花色。
--梁·蕭衍
六
碧玉上宮妓，出入千花林。
珠被玳瑁牀，感郎情意深。
--唐·李暇
此後，碧玉在古代文學作品裏，幾乎成了年輕貌美的女子的泛稱。許多作品中，都提到了碧玉，對其極盡讚美之語。如：
唐·賀知章《詠柳》：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
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像碧玉一樣打扮成的高高柳樹，千條萬縷的柳枝都垂下了綠色的絲條。不知道這細細的柳葉是誰裁剪出來的，乍暖還寒的二月春風恰似剪刀。)
唐五代·吳融《月夕追事》：
曾聽豪家碧玉歌，雲牀冰簟落秋河。
月臨高閣簾無影，風過迴廊幕有波。
屈指盡隨雲雨散，滿頭贏得雪霜多。
此時空見清涼影，來伴蛩聲咽砌莎。
明·範文若《鴛鴦棒·慕鳳》：
“小家碧玉鏡慵施，趙娣停燈臂支粟。”
清代文人最喜歡的兩位美女是誰?
清朝中期有一個奇特的文化現象，這就是眾多文人都青睞着一位英烈女性，多位文人將她採入野史筆記或寫進小説中，這個人物就是林四娘。
我們對林四娘並不陌生，讀過《紅樓夢》的人都記得第七十八回中曾寫到的這個“姽嫿將軍”，曹雪芹花了很長的篇幅描述這位巾幗英雄，稱林四娘故事是“風流雋逸、忠義感慨”的“千古佳話”，不但讓賈寶玉在眾多清客面前專門誦讀了他的長篇《姽嫿詞》，還讓紈袴子弟賈環和小才子賈蘭各作了一首五言律詩和七言絕句來讚頌林四娘，曹雪芹這麼傾情一位女性是很不尋常的。
清代另一位文學家蒲松齡也以林四孃的題材為背景，撰寫了一個短篇小説《林四娘》，收在《聊齋志異》第三卷中。此外，另有王士禎的《池北偶談》、林雲銘的《林四娘記》、陳維崧的《婦人集》、盧見曾的《國朝山左詩抄》、李澄中的《艮齋筆記》、安致遠的《青社遺聞》、邱宗玉的《青社瑣記》、王士碌的《燃脂集》等，也收有關於林四娘事蹟的筆記，曲家楊恩壽更是以林四娘故事編撰了六出崑曲大戲的文本《姽嫿將軍》。
按有關史料記載，林四娘應為明末清初人，因為在清初或清朝中葉時期，林四娘在社會上或文化圈中的名聲很大。而按《紅樓夢》中的描寫，林四娘不但美麗、有武藝，而且還在丈夫恆王死後，勇敢地站出來帶領恆府眷屬與“流賊餘黨”奮戰，最後“殞身於王”，是不折不扣的節烈女。
但在正史中，這個人物卻不見蹤影，無論《明史·列女傳》還是《清史稿·列女傳》中都未收錄林四孃的事蹟，就連長達12卷本《清朝野史大觀》也未見有林四孃的條目，看來，林四娘這個人物有可能是子虛烏有。
林四孃的來歷，按《紅樓夢》介紹，是恆王的一位寵姬，最得恆王寵愛，被超拔統轄諸姬，但究竟是哪一個朝代人則未點明。《聊齋志異》中的林四娘身份是一位宮女，她的主子變成了衡王，只説她以17歲處女之身，遇衡府劇變，遭難而死，其鬼魂與青州道陳寶鑰交往時，曾奏“亡國之音”，但所亡何國，則避而不談。
不過，儘管恆王變為衡王，但其兩者系諧音，顯然是一個人。清代著名學者“漁洋山人”王士禎(1634-1711)在《池北偶談》中關於林四孃的身世故事又進了一步，文中林四娘向陳寶鑰作自我介紹稱：
妾故衡王宮嬪也，生長金陵。衡王昔以千金聘妄，入後宮，寵絕倫輩，不幸早死，殯於宮中。不數年，國破，(衡王)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借君亭館延客……
陳寶鑰是福建晉江人，字綠崖。據其同鄉林雲銘在《林四娘記》中的描述，陳寶鑰於康熙癸卯年(康熙二年，即公元1663年)任青州道僉事，在衙署時“夜輒聞傳桶中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
面對有“鬼魂”出現，陳寶鑰率僕人及神巫驅鬼均失敗，後聽從士人劉望齡勸説，決定任其自然，鬼魅遂化作美女，自稱林四娘，遂與陳寶鑰結為詩酒朋友，並在署事上成為陳寶鑰助手，幫助陳寶鑰破了許多疑難案子，還懲處了不軌之徒。後來陳寶鑰詢其生前來歷，林四娘告訴他一段悽惋身世：
我蒲田人也，明崇禎時，父為江寧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身營救，同卧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鐶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林四娘)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止。
陳維崧(1625-1682)所著《婦人集》一書中也收錄了有關林四娘故事的內容，他稱“王十一(即王士禎)為餘述林四娘事，幽窈而屑瑟，蓋《搜神》《酉陽》之亞也。四娘自言故衡府宮人”。
接下來，是所附王士禎《林四娘歌》及“小序”，序中敍述的即是陳寶鑰邂逅林四娘鬼魂事蹟，稱“四娘貌本上流，妝從吳俗……環懸利劍，冷然如聶隱娘紅線一流。婢東兒青兒皆姝麗，恆持左右，人亦無敢調(戲)者”，居三月才與陳寶鑰告別。文之末後有一首偽託林四娘鬼魂寫的七絕：“玉階小立羞娥蹙，黃昏月映蒼姻綠。金牀玉幾不歸來，空唱人間可哀曲”。
這些文人所述林四娘事蹟中，林雲銘筆下的林四娘，與其他人的身世描寫均不相同，一是林四娘父任江寧府庫官，與王士禎《池北偶談》中説她是金陵人雖對得起來，但多了一個福建蒲田的籍貫;二是否定了林四娘是衡(恆)王宮人身份，變成庫吏女兒;三是林四娘父親懷疑她與表兄有染，為明志而投鐶自殺，並非為衡(恆)王死節。
既然多家文人都寫到陳寶鑰與林四孃的感情糾葛故事，那麼，關於林四娘這個人物的出處就一定與陳寶鑰有關。據林雲銘説，他與陳寶鑰是同鄉，是他親自聆聽了陳寶鑰講的這段人鬼“奇遇”故事後，才寫成那篇《林四娘記》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出林四孃的事蹟，最初是由清初在青州任僉事的陳寶鑰“親歷”或原創編撰的，然後由林雲銘正式付諸文字，故事便逐漸傳播開來，又經王士禎、盧見曾、陳維崧這些文人予以豐富或改編，遂漸敷成一位節烈女子的事蹟。
林四娘是否實有其人，我們還可從陳維崧的經歷中獲得旁證。陳維崧(1625-1682)，字其年，宜興人，清初文人，其父陳貞慧，曾是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堅決反對閹黨。入清後，由於他傷故國之亡，一直並未能得官，故對清廷存有不滿情緒，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才舉博學鴻詞科，任翰林院檢討，54歲時參與修纂《明史》。
試想，如果林四娘果系衡(恆)王府寵姬，又如《紅樓夢》中描寫是與“流賊”奮戰犧牲，陳維崧豈會不將她寫入《明史·列女傳》?顯然，林四娘系藝術創作中的人物是無疑的，也正因為這樣，文人們撰寫的鬼魂怪誕故事只能入筆記小説而不入《明史》、《淸史稿》甚至《清朝野史大觀》，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而林四娘這個人物的原創者，就是那位青州道僉事陳寶鑰。
於是，另一個問題就出來了：為什麼清中葉有那麼多的重量級文人對創作林四娘形象發生興趣呢?
首先，我們來查找一下歷史上衡(恆)王這個人物。據《明史》第一百十九卷“諸王傳”記載：第一代衡恭王叫朱佑楎，為明憲宗第七子，弘治十二年封於青州，建衡王藩府，後襲傳衡莊王厚燆、衡康王載圭、衡安王載封(載圭弟)、衡定王翊鑊、末代衡王朱由棷，共五世六王，前面五任衡王都是病死的，所以不可能是林四孃的主人。
只有最後一任衡王朱由棷襲王爵後，已是明代末年的崇禎朝，時清軍入關，又佔領山東許多地方。而李自成農民軍退出北京後，其中一支在大順部將軍趙應元率領下，打着“復明”旗幟來到山東，攻下青州，殺死清廷委署的官員王鰲永(淄川豪強)，趙應元找到昔日的衡王朱由棷，想擁戴他“南面為君”，以為號召。
但朱由棷卻是個膿包，他見清軍勢大，況且他的衡府未破，仍能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於是堅決不肯僭位稱帝，整天哭着哀告放過他，把眼晴也哭腫了。順治二年(1645)十一月，清軍復攻陷青州，殺死趙應元，遂將朱由棷押往北京“恩養”，次年與家人皆被殺，隨後，清廷又將衡府宮女138人解京，宮女們不願離開故土，被押解前，許多人自殺身亡，自此便在民間生出衡王舊宮“鬧鬼”的傳説。
我們有理由相信，陳寶鑰在青州任職時，會蒐集到衡王舊宮的傳悦，並編造出一個鬼魂林四娘與他交住的故事，藉以抒發傷懷故國之情。而據有關資料，陳寶鑰在
南明期時，曾參與過抗清活動，所以，他所著的《陳綠厓詩稿》在乾隆朝被禁，原因是他“紀崇禎以後唐(即抗清的唐王朱聿鍵)、桂(桂王朱由榔)二王事，語多狂吠”。這樣一位與清廷貌合神離的文人，編造一個自己與林四娘鬼魂交往的美麗故事以抒發胸中懷故園之情，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後來王士禎《池北偶談》和盧見曾的《國朝山左詩抄》中敍述林四娘故事時，都講到林四娘在衡宮亡故後，“不數年，(朱由棷)國破，遂北去”。而《聊齋志異》第六卷中的《林氏》篇，則寫到一位賢美婦女林氏被擄的悲慘經歷，稱“會北兵入，被俘去。”
林氏被逼自刎才保住貞節，但受了重傷，傷愈後失去生育能力。這“北去”、“北兵”等文字，正影射了清兵南下和將朱由棷押往北京謀害的事。朱由棷並未參加反清活動，他的悲慘結局孚然會引發了前明入清的文人們的一掬同情。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曹雪芹和蒲松齡等將藝術傳説人物林四娘作為題材寫入自己的作品，應該也都是有深意的，它反映了在文字獄高壓政策下，文人們一方面不敢從正面描寫末代衡王朱由棷的悲慘遭遇，只好小心翼翼地或改成林四娘這個“姽嫿將軍”是與“流賊餘黨”奮戰捐軀，或乾脆寫其與陳寶鑰的“人鬼之戀”。
另一方面，他們卻又大編林四孃的故事，奉為民族英烈，蒲松齡的《林四娘》一篇似更露骨，末後附林四娘詩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煙。紅顏力弱難為厲，惠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千百句，聞看貝葉兩三遍。
高唱梨園歌代哭，請君獨聽亦潸然。”詩中“漢家簫鼓靜烽煙”中的“漢家”，不正是清代文人對漢人政權前明王朝的惜亡之情嗎?我們知道，元朝時漢人因受元蒙統治者的民族壓迫，人心思漢，無處表達，便創作雜劇以發泄情愫，如關漢卿的《單刀會》、馬致遠的《漢宮秋》，都曾在作品中突出漢朝，寄託嚮往。
因此，我們在研究《紅樓夢》《聊齋志異》二書時，對林四孃的情節似不能等閒視之，應對兩作者流露出來的反清懷明的感情傾向，給予足夠的重現。
而事實上，林四孃的故事可能還隱喻着一個呂四娘的故事。
據《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二《江南北八俠》和《甘鳳池》兩篇筆記小説所載，清朝雍正、乾隆年間，大江南北有八大俠，為首的叫了因僧，以下依次有呂四娘、曹仁父、路民瞻、周潯、呂元、白泰官、甘風池，各有精絕武藝，後了因和尚無行作惡，被其他七俠所除。
據説此七人都曾是抗清英雄鄭成功的部下。當時雍正帝胤禎厭惡劍俠，遂嚴行緝捕。七人中呂四孃的身世又不一般，她“本晚村先生裔，國仇家難，刻不去懷”，“圖報愈急”，並欲“甘(噉)心虜酋”。
原來，這裏還牽涉到清初的一樁大文字獄冤案。先説“晚村先生”，他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呂留良。呂留良(1629-1683)，字用晦，號晚村，浙江崇德(今桐鄉市)石門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學者、詩人。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旋清軍入關渡江南下，呂留良遂散“萬金之家以結客”，奔走於浙西各地，參加抗清鬥爭，左股曾中清軍之箭，留下終身創傷，而其侄呂宣忠更被清軍捕去後殺害於杭州。
順治五年(1648)，抗清失敗的呂留良回到家鄉，為擺脱窘境，不得已在順治十年(1653)易名光輪參加科考中秀才，對於這次“失節”，呂留良引以為恥，遂歸隱林下，著書講學，絕不出仕。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入開博學鴻詞科考以籠絡人才，逼士人們出仕，呂留良為拒當官，被迫落髮為僧，潛心學問，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病逝於家鄉南陽村莊。
不料迨至雍正時，有一名崇拜呂留良思想、學問的湖南靖州書生曾靜忽發夢想，命徒弟張熙投書清廷川陝總督嶽鍾琪，要求這位“岳飛後人”(純系臆測)舉兵反清，嶽鍾琪震怒，當即將張熙拘捕嚴刑審訊，張熙熬供出曾靜。曾靜被捕後，稱系受江南儒生呂留良詩書“邪説”蠱惑，並將所得呂留良的著作和日記交出。
因是“謀逆”大案，很快報告至雍正帝御前，雍正帝胤禎決定大開殺戒鎮壓“悖逆”言論，於雍正七年(1729)五月命九卿翰詹科道會審此大案，次年八月審結。刑部等衙門會議提出，判決已死的呂留良及長子呂葆中戮屍，次子呂毅中斬立決，並株連子女親屬，呂家16歲以上男子均處死，其餘人員充軍黑龍江，家產抄沒。
此案還株連了一大批士人和浙江、湖南的當地官員，曾靜、張熙算是“受騙上當”免去死罪(後於乾隆時仍被處死)，雍正帝還親撰《大義覺迷錄》一書，逐條批駁呂留良“悖逆狂言”，也算是開了現代大批判之先河。
自雍正帝制造呂留良文字獄冤案後，清廷對知識界言論加大了鉗控力度，壓得江南士人氣都透不過來，此後又連續製造了幾次文字獄案，每次都充滿血腥，還株連大批老百姓家破人亡，人民不堪其痛，更加激起不滿情緒。
雍正十三年(1735)，胤禎突然暴病去世，於是，民間便編出了呂留良有孫女為劍俠，她為報家仇國恨，飛身入宮殺死雍正帝，還斬去了雍正帝的頭顱。《清朝野史大觀》不僅指呂四娘是呂留良之孫女，還稱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另一篇小説《俠女》，敍述的主角俠女原型也是呂四娘。
從林四娘到呂四娘，“四娘故事”又有了發展。那麼，呂留良究竟有沒有一位劍俠孫女呢?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呂家世代詩書傳家，不可能出習武之人，更不會有女性去學劍術。當初呂留良冤案發生時，呂家遭滅門之禍，官府早將呂家大小人口逮捕，不可能有呂留良某個孫女逃離羅網。
而據2003年浙江桐鄉市政府所編的《呂留良紀念集》(內部匯印)一書披露，呂留良2個兒子中，也沒有一個被稱為“四娘”的孫女。因此，把雍正帝之死附會成是“女俠呂四娘”所為，實在只是一個美好傳説，並沒有真實史料作為依據。
而更有意思的是，清代中期文人不僅創造了林四娘傳奇，還延續創造了呂四孃的劍俠傳奇，他們愛屋及烏，後來對“四”也情有獨鍾，如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就創造了俠客鳳鳴歧的形象，早有人指出：其人物原型是反清劍俠甘鳳池，作者更將鳳鳴歧喚做“鳳四老爹”，依我的理解，那更是把甘鳳池和呂四娘兩個人物並在一起了。
看來，清代的林四娘、呂四娘文化現象，反映了當時社會士人和老百姓中強烈的反清、懷明(朝)情緒，今天仍值得人們去研究、去讀懂。
另類惡俗：明代文人何以得花柳病為榮?
有人説，明朝的文人有些另類，與唐代文人的大氣磅礴不同，與宋代文人的寬仁大度不同，明代的文人大都處世固執，做事偏激，為了某些不切實際的名聲名譽、道統傳統而爭論不息，實則對國家和人民利益沒有任何好處。其實，這話説得有些言過其實，應該説，明朝文人不是有些另類，而是他們的言行反映出來的極端風氣太另類。
明朝嘉靖年間，曾發生圍繞世宗朱厚熜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禮而進行君臣論戰的所謂“大禮儀”事件，就因為世宗的生父、生母不是皇帝、皇后的身份，而引起整個文官羣體卻如臨大敵，誓死捍衞所謂的“正統”，一定要爭論出個“名正言順”才肯罷休。
為了這個毫無國家利益可言的話題，羣臣們與皇帝曠日持久地拼死對着幹，長達十多年之久，結果朝廷諸部司百官各具疏反對，並有二百三十餘名大臣跪伏於左順門請願，其中有一百三十四被捕入獄，十八人死於獄中，最終弄得兩敗俱傷。明代的文人不見在政治構想上有什麼創舉，也不見對國計民生有什麼施行，卻在這種“名分”之事上耗費精力。空談，虛名，固執，偏激，不僅遺害了整個大明王朝，也害死了自己。
這件事情發生不久，後來又發生了“紅丸案”、“移宮案”等等，無不反映了整個明朝的文人這種極端的傾向：不考慮國家的實際利益，為的是個人的名節，不惜採取對抗皇帝的行動。明代文人們似乎以“當眾頂撞皇帝”而“被打屁股”這樣極端的事情為榮，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體現他們忠君愛國的狂熱理想。
朝廷官場上文人的極端風氣不可避免地影響民間文人的風氣，以致於有的文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竟然以暴露無恥為賣點，把得了性病的事情寫入詩文大加高調宣揚，這種得了性病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事情，真實反映了潛藏在明朝文人心靈深處的極端惡俗。
當時，最典型的實例就是明朝著名文人屠隆之死、另一位著名文人湯顯祖為其寫詩以敍朋友之情的一件事。
屠隆，字長卿，浙江鄞縣人，明萬曆五年，即公元1578年進士及第，官至禮部主事、郎中。在中國文學史上，屠隆是以劇作家面目出現的。《明史》記載他“生有異才”，為人豪放，縱情詩酒，專門愛結交天下名士，名列“中興五子”。他堅持“針線連絡，血脈貫通”的戲曲創作主張，他的“詩有天造之極，文友瑰奇橫逸”，他的《曇花記》、《修文記》、《採毫記》都曾“大行於世”，名滿京城，其知名度和影響力甚至超過了湯顯祖。
明朝是個才子輩出的年代，而大凡才子無不彰顯其才子風流本色。如當時強烈批判《西遊記》的著名史學家李卓吾經常出入於孀婦卧室，大白天公然挾妓同浴;再如明代文壇“公安派”領軍人物的袁宏道認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樂外，還有攜妓冶遊;還如秦淮河畔的錢牧齋與柳如是、侯方域與李香君、冒闢疆與董小宛這種著名文人與青樓名妓之間的情愛，在當時皆被傳為美談佳話;就連抗清英雄、著名文人陳子龍在家境不太富裕的情況下，也先後將三個風塵女子納為愛妾。同他們相比，屠隆無論是在創作天賦上、文壇名氣上還是在家境優越度上，都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所以他的風流程度相當出格。
屠隆的風流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在創作形式上，他專愛寫男子棄官求道，最終與美妻愛妾修成正果的傳奇愛情故事，尤其是他在與一位侯爵夫人有了曖昧關係以後，便開始進一步描寫一些淫蕩男女私情的作品，以至幾百多年以來一直受到爭議;其二，在個人生活上，他不但喜歡搞“同性戀”，而且還廣“蓄聲妓”，整日和妓女廝混在一塊，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雜坐，絕纓滅燭之語，喧傳都下”。從湯顯祖寫給他的“長卿曾誤宋東鄰”，以及“豈有妖姬解春姿，豈有狡童解詠詩”的詩句中，不難想像出他在性生活方面的極端放縱。
長期沉溺於男歡女愛，整日縱情於聲色之樂，在給屠長卿帶來創作靈感的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沉重的打擊。萬曆十二年，時任禮部主事的屠隆，因為在當朝宰相張居正的大喪期間招惹風塵女子，有失朝庭官員顏面，而被神宗皇帝親自下詔削籍回家。
削官後的屠隆在以後的日子裏，思想更加放任自流，行為更加放蕩不檢。他以超出一般人輕佻之舉，整日出沒於煙花柳巷之中，遊戲於風塵女子之間。在當時那種沒有任何衞生理念、沒有絲毫防範措施的年代裏，屠隆在把感情寄託到青樓妓女身上的同時，青樓妓女也就把“梅毒螺旋體”轉移到了他的身上。
就在屠隆死的前一年，湯顯祖為了屠隆的性病生活竟然一口氣寫了十首詩，並把題目定為《長卿苦情寄之瘍，筋骨段壞，號痛不可忍。教令闔舍念觀世音稍定，戲寄十絕》，寄給了時在卧病之中的屠隆。所謂“情寄之瘍”，即為當時花柳病“梅毒”的雅稱，舊時稱這種性病為“楊梅大瘡”。在現代醫學中，“梅毒”學名為“由蒼白密螺旋體引起的系統疾病”，如果到了發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醫療條件下，也許還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無策。這位死於性病的風流才子，其出格的風流水平，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明朝中後期，是一個淫風熾熱的年代，是一個“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時期。從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從文人墨客到販夫走卒，從商鋪裏的藥石秘方到地攤上的春宮畫冊，從高門深院中的歌姬成羣到繁華地段上的妓院滿布，再加上商人性消費的蓬勃興起，與文人自命風流的推波助瀾，一場全民參與的明末淫風，已經滲透到各個階層，各個領域。
據反映明末社會風氣的《五雜俎》記載：“今之娼妓佈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税，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為樂户，聽使令而已。……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生存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性本來就風流的屠隆，能不會更加出格的風流嗎?從湯顯祖的“戲寄十絕”中的這個“戲”字，可以看出屠隆患上“楊梅大瘡”，極像是一件值得稱讚的風流韻事。即便從詩中略存調侃之意看，最起碼在屠龍的好友湯顯祖看來，性病在當時社會如同感冒發燒流鼻涕一樣，是一種極其普通的常見病。然而，屠隆不但病得不輕，而且極其兇險，以至於一年之後，屠隆便在苦楚與骯髒的惡疾中死去。
自古以來，中國的文人死於迫害的有之，死於自殺的有之，死於政治鬥爭的有之，死於意外事故的有之，英年早逝的有之，壽終正寢的有之，但死於“梅毒”這種風流病的，明朝末年的大才子屠隆卻是第一個。可以説，屠隆風流出格，放縱自我，肉慾橫流，與桃花柳杏廝混，性生活過於糜爛，以致染上“梅毒”，最後不治而死，首開中國文人性病死亡的文字記錄。
湯顯祖，字義仍，號海若，又號若士，晚號繭翁，自署清遠道人。他是明代戲曲家，在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主要創作成就在戲曲方面，代表作是《牡丹亭》。當然，湯顯祖不但是戲曲作家，而且也是一位詩人，因此，他不僅寫詩高調宣揚屠隆的“情寄之瘍”，而且還為一個沒有見面的紅顏女子、寫下《哭婁江女子二首》，以寄託自己的無限情思。
這位婁江女子姓俞，人們以俞二孃相稱。她不僅是湯顯祖的戲迷，而且是一位超級戲迷。“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這是《牡丹亭》中杜麗娘著名的唱詞。然而，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故事，並非僅僅屬於《牡丹亭》。就是這位俞二孃也超越了生死，“但是相思莫相負,牡丹亭上三生路”，《牡丹亭》的作者、觀眾和戲劇以最奇妙的方式就這樣地不期而遇了。
從明萬曆年間的原創版，到2004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已經上演了四百多年，湯顯祖娓娓描述的愛情故事，征服了無數觀眾，尤其是那些情竇初開的青年。而當年的俞二孃，用眼下的流行語來説，無疑是一位“超級粉絲”，即便是當今的瘋狂的追星族也難以望其項背。
據明大文人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記載：“婁江女子俞二孃，秀慧能文詞，未有所適。酷嗜《牡丹亭》傳奇，蠅頭細字，批註其側。幽思苦韻，有痛於本詞者……”俞二孃在讀了《牡丹亭》以後，用蠅頭小楷在劇本間作了許多批註，深感自己的命運也像杜麗娘一樣，於是終日鬱鬱寡歡，最後“斷腸而死”。臨終前從鬆開的纖手中滑落的，正是《牡丹亭》的初版戲本，而且“飽研丹砂，密圈旁註，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
湯顯祖得知消息後，揮筆寫下《哭婁江女子二首》，其中寫道：“畫燭搖金閣，真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何自為情死，悲傷必有神。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從這些詩句的字裏行間，不難看出，湯顯祖對自己的這位深陷其中、難以自拔的女戲迷寄託的是怎樣的一種感情!
在今天，湯顯祖比屠隆的名聲大得多。可在萬曆年間，屠隆的聲名，要比湯顯祖響亮的多。屠隆的戲劇，也要比湯的賣座一些。因為屠隆不光寫戲，還會演戲，家裏蓄有戲班，花錢招聘名角，還時不時地粉墨登場，客串紅氈，積累了豐富的舞台經驗。而且屠隆比湯顯祖要風流倜儻多了，自然追星族也要多些。但是，屠隆對待自己的追星族是普降雨露，而湯顯祖對待自己的追星族卻是雨露獨施。
像屠隆這樣的風流才子，引娼挾妓，眠花宿柳，平康冶遊，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來，本是一件不必十分隱秘的事情。但是，得了花柳病，多少有點中獎的榮耀感，實在是匪夷所思。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湯顯祖卻把此事視作風流，不但不覺得這是件多麼難以啓口的話題，反而堂而皇之讓這件事進詩入文，而且公開的添油加醋高調宣揚。這無疑是當時文人潛伏在心靈深處的極端惡俗真實生動的寫照。
古代文人逛青樓：重在調情不屑男女關係
男人皆好色，文人也然，並非因為飽讀詩書就刀槍不入，不過，文人的好色帶有一點含蓄的雅趣。
一次，胡適的朋友在他家聚會，徐志摩抱來一大堆德文色情書，大家爭着看。胡適説：“這種東西，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一張牀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繡鞋，牀前一隻貓蹲着抬頭看帳鈎，還算有一點含蓄。”看看，明明是好色，還希望擁有無窮的想象。
還有，陳獨秀在北大教書時好逛八大胡同，他與高君曼同居，得意地寫信給蘇曼殊，説：“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詩賀我乎?”明明是非婚同居，一時竟還傳為佳話了。
也許因為陳獨秀一向反傳統，所以沒有人敢去呵斥他的不道德，要知道，在中國文化裏，色與德是對立的，好色者壞德，德高者戒色。然而，是人就有情慾，而“多情者必好色”，所以自有文章以來，有情趣的文章大多有情色文字。因此，“情色”在文人筆下就變得有些山隔水阻，曲徑幽篁，形成了雅趣。
文人或許是技癢，總想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事情寫出來。於是，我們讀到歐陽修寫的纖纖玉手：“玉指纖纖嫩剝葱”;白居易寫眼睛：“回眸一笑百媚生”;李白寫氣味兒：“一枝紅豔露凝香”;宋玉寫身高：“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還有秦觀，寫得更誘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
中國曆代娼風大盛，那是才子佳人欣賞與被欣賞的時代，李白、白居易、蘇東坡、秦觀、柳永等墨客騷人哪一個不是風月中人?吃花酒只是更增其一份瀟灑飄逸，也許，面對紅粉佳人的輕鬆能讓文人們找到更多的靈感與激情，試想，沒有了李香君，能有《桃花扇》?沒有了琵琶女，又哪來的《琵琶行》?
要知道，古代的文人在其聲色犬馬中，比我們現在想象中的要高級得多，雅趣得多。
過去的妓女講究色藝雙絕，不光靠一張臉取悦於人，有好顏色還要有好才情，文學修養是極緊要的標準之一，只有書香的薰陶，才上得“芳譜”的。讀晚清小説《花月痕》就知道，“十花品第”之第一名劉秋痕便是工崑曲、好讀書，文學修養極高的女子。而蘇小小的詩文，柳如是的才情，董小宛與戀人之間的唱和，無不充滿文學的韻味。同時，她們因為有豐富的人生閲歷，見識往往高人一籌，所以，妓女們多為才女，且多數是賣藝不賣身的。
而文人光顧青樓，那叫“狎妓”，重點放在調情上面，甚至只是純粹調情。柳永在《少年遊》裏就有一句“狎性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去年時”。“狎”與“嫖”的概念略有不同，“狎妓”的重點不在發生男女關係，而在於調情，而調情者，自然要雙方旗鼓相當，才情處於伯仲之間，才能調出味道，調出“性”趣。你作首豔詞，對方就必須彈首豔曲以示高下;對方跳支豔舞，你也應該要會打個鼓點助助興。若説飲酒對詩，作畫對弈，更是文人“狎妓”中的家常便飯。他們唱和詩酒雪月風花，琴瑟和諧要焚香沐浴，剪燭伴讀也要青春佳麗，只是品評賞玩一下女性美而已。
相比之下，如今的人根本就不懂好色，不僅缺乏欣賞的能力，而且缺乏耐性，缺乏調情的才情。以前的女人含而不露，是被旗袍包裹得嚴嚴實實之下的誘惑，就連當年的夢露裙襬也是往下掩的;如今的一些女人，能少穿就儘量少穿，裙襬都是往上撩的，甚至刻意走光，刻意搞出個什麼門來。
柳永已逝，井水邊處再沒柳詞;胡適客死孤島，芙蓉帳前沒有了繡花鞋，奈何?
古代妓女房中之術：男人無不成俘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