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當着成都市檔案館工作人員的面，成都市成華區居民劉德忠打開了一個文件袋，把摺好的紙張小心展開，攤在桌上。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光緒等字眼出現眼前。這些帶着黴跡、蛀洞的泛黃紙張，是2008年他父親去世時，他在整理遺物時發現的。7年過去，劉德忠在整理完家譜後，決定把這些延續200多年的約300份字據全部捐出來。
男子捐乾隆年間祖傳票據 大户人家出手闊氣
“這幾百張字據很完整，反映了幾百年來一個家庭的變遷，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東西。”翻看了整整一個小時後，成都市檔案學會理事長姬勇説。
乾隆時期買塊地 賣家違約罰10倍
這些票據中最早的一批，是乾隆三十二年七月的兩張，一張是七月初四的合約，一張是七月十五正式的買賣合同。賣方是龍泉的彭家，買方叫劉蘭，也就是劉德忠的“祖祖”。劉德忠説，老劉家也算是客家人，清代從廣東自願遷到了成都。劉蘭算是北上四川的第二代了，而他也算家族裏比較爭氣的後代，後來做了內江府的文林郎，清代正七品文官，相當於現在的正處級。
兩份字據，是劉蘭給母親買的“陰地”，也就是墳地。合約約定，劉蘭給了定銀4兩。倘若賣主反悔，那麼“情願罰銀40兩”，而買主反悔，則罰定銀不取分文。“相當於現在合同法的契約精神。”劉德忠説，“賣方反悔要罰10倍定金，在那時算相當可觀的一筆錢。”
好在雙方並未反悔，10日之後順利買賣。正式買賣的文件上，印鑑上的字跡已經模糊不清，但成都市檔案學會理事長姬勇很肯定地説：“是官印。”那時候不允許個人做這樣巴掌大的“私章”，這樣方方正正的大印，只能政府使用。而土地丈量也十分有趣，寫明以“18步為界”。在場見證的家族族長、親戚、鄰居等，全部要在字據上“留名”，每個人在名字下面畫個“十”字，算是“畫押”。
所有者去世百年 民國徵税仍未改名
在劉德忠的記憶裏，小時候家裏的老宅還是個前有水塘、後有花園的大院，如今已經破敗得只剩下了祠堂和中間的幾間房屋。老宅上還掛着一塊道光十年(1830年)的賀壽匾，那是劉蘭的兒子專門為母親70歲大壽做的。除了老房子和還能見到的祖墳，劉德忠從父親留下的字據中，還找到了劉家曾經風光的證明：劉蘭的孫子，娶了清朝水井坊酒廠老闆巫家的孫女，在金堂買了幾百畝土地，還存留着《邊界證》。
到了民國三十一年，也就是1942年，在一張“四川省政府官契”上，劉德忠再次找到了祖祖劉蘭的名字。這一次是家裏的不動產——土地，被估計賣價在340元，要徵收土地税4元8角。“其實這個時候我祖祖都去世有上百年了，可是土地沒有轉讓、沒有買賣，後代也沒有分家，所以登記的還是他的名字。”
劉德忠邊説邊拿出一疊一疊已經分好類的票據，除了清朝時期的，民國時期的票據也尤其多。洛帶修市場，要求老百姓捐款;修遂簡馬路，號召大家入股捐錢。還有救國公債、教育經費等不勝枚舉，而最多的是徵糧的票據。
不可多得的檔案 會收拾的父輩留存
11月25日，由華西都市報促成，姬勇和成都市檔案館接收徵集整理部副主任林波來到了劉德忠家。在翻看了這些字據後，林波説，這都是有價值的“檔案”，可供後世研究。下一步，他們將再來做一次點驗，按時間記錄好後，拿回去重新裝裱，做好目錄和電子檔，舉行捐贈儀式。“一兩百年的紙製品很少有保存這麼多的。”
“很完整，從中可以看出這個家庭幾百年來的變遷，與社會的變遷是同步的。”姬勇説，這些字據、票據，反映了成都當時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土地所有權的變化、苛捐雜税的變化，很多地方值得仔細研究。“算是不可多得的非常完整的東西，一般家庭也不會存留，要有一定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家庭，才能留下這麼多東西。”
劉德忠説，父親和爺爺都是“會收拾”的人，“家族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東西，都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