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早就有人預見到了2016 年有哪些讓你深受啓發的經濟學論文?，Dani Rodrik 在 2000 年就指出，儘管全球化(在當時看來)勢不可擋，但內在地藴含着危機，根源在於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全球政治上層建築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Rodrik 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全球化三元悖論”，即經濟一體化(或者説全球化)、民主政治和民族國家難以同時兼得，最多保證其二
簡而言之，經濟全球化要求各國採取削減貿易壁壘，統一税制與監管，開放資本流動等一體化措施，這會對國家主權造成威脅;如果要在保證各國主權完整的情況下強行推進全球化，當國內部分羣體利益受損時，只能犧牲這部分人的利益，而這又違背了民主原則;保證民主與主權完整必然會使全球化放緩。
Rodrik 在《全球化悖論》一書中進一步闡釋了這一思想：全球化的經濟需要全球化的治理。2008 年金融危機以後，歐洲經濟網絡http://VoxEU.org就如何解決全球金融系統不穩向著名經濟學家徵求意見，得到的大多數回答是由某些國際性的技術官僚出面實施嚴格的國際法規：一個國際性的破產法庭、一個世界金融機構、一個國際化的銀行法、一個全球性的最後貸款人等。克林頓時期的商務副部長傑弗裏·加藤一直主張建議一個全球性的央行，經濟學家萊因哈特和羅戈夫也曾提出要設立一個國際性的金融監管機構。但問題在於這些全球性監管機構和國際性質組織從那裏獲得授權呢?誰來監督他們呢?全球性治理的最大弱點是他沒有一個清晰的問責關係。選舉是政治權力的最終來源，但全球性的選舉產生的問責制又不現實。
缺乏一體化治理的經濟一體化必然藴藏着危機，歐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歐盟的一體化程度很高，擁有統一的貨幣與貨幣政策，但缺乏統一的財政政策，這種跛腳的治理體制在金融危機中不堪一擊。如果是中國這樣統一的國家，可以通過轉移支付從富裕地區調撥資源到貧困地區實現均衡發展(如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等)，但在歐盟，危機中受影響較大的國家(希臘、西班牙等國)難以獲得及時救助，而又無法將自己的貨幣貶值來快速提高競爭力，結果就如大家現在所看到的。
全球化的治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是行不通的，追求超級全球化是徒勞無功的，全球市場影響範圍的大小一定要受到治理範圍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