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世界範圍內看，日本的基尼係數低、貧富差距小這點是沒有疑問的。2014 年世界銀行的調查結果有張圖是這個樣子，越綠越低，越紅越高，日本跟一些歐洲國家的顏色好似老王隔壁男主人的帽子。不要看着另外的新聞説“日本的貧富差距在 OECD 中排名靠後”就以為不怎麼樣，仔細看一眼那個排名，比日本更好的不都是歐洲特別是北歐的那羣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的嗎?
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比較多。
日本在將近 100 年的時間裏，關於國民的定位就是“天皇陛下的良好臣民”。明面上要求為國奉獻的多，強調個人財富的少。雖然直接拿來比不太恰當，我國這麼幹的那些年裏收入差距也是比現在要小的。而且也多少受儒家文化影響，士農工商，光想着賺錢不是個很理直氣壯的事情。
日本很早就完成了工業化，和德國一起戰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有着在世界上堪稱無敵的製造業。強有力的第二產業不光解決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而且形成了比較發達和穩定的依付於第二產業之上的第三產業。現在有些地方瞧不起工業，認為是落後產業，要金融和 IT 才時髦。也有不少人瞧不起拿死工資的，一心要創業。其實對於一個社會來説，如果製造業的死工資可以足夠員工買房買車娶妻生子的話，對於營造一個穩定均勻的社會環境來説相比其他產業還是有優勢的。
日本的“公司職員”超過 5000 萬人，佔了總勞動人口的絕大部分。其他任何職業無論是收入高的還是收入低的，從業人數跟這一大坨比都是毛毛雨。多數中小企業的薪資水平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説隨地區和業種的變化較小，保證了全國多數勞動者的收入圍繞平均年收入四百多萬日元變化。
由於日本產業的傳統，企業的領導層更多地是由企業內部逐層爬升上來的，像美國那樣 MBA 出身在不同企業的高層來回跳的比較少。大家一起進公司混了幾十年，雖然職位有高有低，工資上不好意思拉開太大的差距。工會雖然不像歐洲的勢力那麼大，也算是能為工人爭取一定的利益。日本的大公司平均薪資大概七八百萬日元，典型的日本大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平均收入四五千萬日元，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説這個差距算很小了。還有東芝這樣的奇葩，董事平均兩千多萬日元，也就普通員工的兩三倍的樣子。有大股份的老闆不算，拿工資的能過一億日元的那些基本上都是日產 CEO 戈恩這樣的外來和尚，日本人幾乎沒有。公司職員是勞動者絕對主體，公司內部上下之間的收入分配又比較地平均，整個社會的收入差距就比較小了。
對於後發國家來説，解決貧富差距有至少兩個大難題。
一個是農民多而且收入低。我們農村人口比例接近一半，平均收入是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但日本早已完成工業化，農業人口比例小。而且它是選舉制國家，農村地區人口稀少，職業單一，還有全國性的大農民協會團結力量，使得日本農民有很大的政治發言權，國家制訂了無數的保護農民利益的法律法規。日本農民平均收入七百多萬日元，直逼公務員和大公司員工，比普通公司職員高出一截，跟他們比城市居民才是窮人。
另一個就是老年人的收入問題。這幾十年來驚人的累積通脹使得我國老年人年輕時的收入和儲蓄被徹底洗白，一個月幾十幾百塊的收入，一年存不了幾個錢，放在現在夠幹什麼的?日本的老人和我們是反過來的，他們上班的時候是日本經濟形勢最好、日元被嚴重低估的時代，他們的收入用本幣計算和現在的年輕人一樣是幾百萬日元，然而他們多攢了四十年的錢，房貸還早就還清了。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點上最大的幾個問題日本並不需要去面對。
和幾個別的的答案提到的一樣，日本的再分配製度也做得比較到位。上世紀中後期日本的所得税率曾經是 70% 封頂，雖然現在降下來了，但對日本社會的影響已經足夠大了。阿根廷這麼玩過，不巧的是他們西語國家遍天下，精英層抬腿就跑到國外去了，阿根廷經濟崩盤。奧朗德也打算這麼玩來着，他們法語國家也不少，富人們跑都不用跑，走着都能去比利時和瑞士，生活一樣愜意。日本是唯一日語國家，在網絡時代到來之前在國外生活同時遙控國內的企業對日本富人來説多有不便， 於是被税務局摁住猛收了不少年的税，為“一億總中流”作出了貢獻。
日本當然不是天堂，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獨特的機遇也是無法複製的。但是作為整體上最為成功的東亞國家，它走向今天的“和諧社會”的經驗和教訓確實有不少值得學習和總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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