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忠被後人視為盛唐衰敗的罪魁，可是把歷史的責任僅僅歸罪到一人身上，恐怕太過草率。
白居易有詩云：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須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雲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
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户有三丁點一丁。
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
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孃夫別妻。
皆雲前後徵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徵雲南。
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
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
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
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
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詩絕對是好詩，白詩向來平易通俗，全詩讀來動人心魄，新豐折臂翁的不幸遭遇催人淚下。
新豐折臂翁慘事於史有據：天寶九載（西元750年），南詔首領閣羅鳳起兵反唐。此後從天寶十載至十三載，唐軍由劍南鎮（今四川省西部）出兵，三次大規模討伐南詔，均告失敗，傷亡慘重。尤其第三次南征不僅調動劍南本地鎮兵，還從內地徵發大批壯丁遠征，幾乎傷亡殆盡。
一、楊國忠的無奈
白居易終歸是書生，缺乏政治洞察力，他出於樸素的反戰思想寫下了這首感天動地的好詩；卻又畫蛇添足，加上了政治評價“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
“開元宰相宋開府”就是唐玄宗在位初期名相宋璟，此公之事姑且不論；“天寶宰相楊國忠”無疑是大名鼎鼎，婦孺皆知。
楊國忠是典型外戚倖臣，他能夠“炙手可熱勢絕倫”，靠的是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玉環。對楊國忠來説，只要貴妃不失恩寵，楊家就穩如泰山，奉承好皇帝貴妃是重中之重，其他統統是細枝末節不值一提。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去立什麼“邊功”來“求恩幸”。
退一步説，即使楊國忠不甘做佞幸小人，想要建一番功業，那他也應該做他最拿手的事。“國忠專主薄簿，計算鈎畫，分銖不誤，帝悦曰：度支郎才也”（《新唐書·列傳一百三十一·楊國忠傳》），既然他以理財能力受皇帝賞識，又何必在自己不擅長的軍事領域冒險？
當然，也可能説楊國忠缺少自知之明，輕率妄動。但是南征前後進行了三次，最晚到第二次戰敗時，楊國忠就應該明白軍事手段無法解決問題，應該嘗試政治解決。而當時南詔方面確實也曾請罪乞降，雖説閣羅鳳不見得有多少誠意，可能是得了便宜賣乖，但好歹是一個可以搪塞皇帝的交待，反正他楊大相爺也要跟唐玄宗謊報軍情給劍南鎮脱罪，一般是欺君罔上，何不選個風險小的？
關鍵在於楊國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有自己的利益集團，不給底下人謀福利的話，大家憑什麼替你賣命？楊國忠的基本盤是劍南鎮，小弟們要升官發財得靠軍功！
所以儘管楊國忠的“恩幸”不靠軍功，也只能支持小弟們打下去。
二、李隆基的權衡
絕大多數人覺得，唐玄宗晚年腐化墮落昏庸失察，易受奸臣撥弄。
其實不然，老頭子精着呢！
他晚年和大臣評價歷任宰相時，就尖鋭指出李林甫“妒賢嫉能亦無敵也”（《大唐新語·卷八》），可見這些“奸臣”並沒能矇蔽“聖聰”，楊國忠那些小動作根本瞞不過他，只是不説破而已。
杜甫《兵車行》雲：“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諷喻唐玄宗貪慕開邊拓土的虛榮，以致邊陲戰事連綿不絕，禍國殃民。
唐代邊鎮大多處於古典農耕區的邊緣，所能開拓的疆土幾乎都是草原荒漠，很難產生產生什麼可觀利益，反而要平白多出不少開支。“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鹿鼎記》中韋小寶有言道：“皇上大封功臣，犒賞三軍，大家都要升官發財。皇上自己非但升不了官，反而要大開庫房，黃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銀子，一箱箱搬出去花差花差，豈不大大破財？”
話糙理不糙，不管什麼戰爭，對皇帝來説都是虧本生意。戰前要囤積糧秣軍械，戰時要發放軍餉補充軍需，輸了一切休提，好不容易贏了還得論功行賞，大把真金白銀就這麼嘩嘩如流水出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些錢理論上都屬於皇帝老子，本來可以拿來盡情享樂的；換來的一點虛榮，值得那許多嗎？
關於韋小寶的問題，康熙的答覆是：“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那就是你主子的升官發財。”這種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不盡不實，百姓是不是安居樂業皇帝倒不太在乎，但天下太平就不可或缺了。李隆基肯掏五倍軍費，不是因為錢多得燙手，而是因為不這樣做他會在別的地方花費更多。
要天下太平，要當“天可汗”，就得有能力保護自家子民。唐帝國固然烜赫一時，但是邊防壓力很重，吐蕃突厥契丹一個個磨刀霍霍，瞅機會隨時會撲上來撕咬一口，非在邊鎮駐屯重兵不能威懾。
唐玄宗也不是不知道，初唐時有事聚府兵，事畢散歸府的制度很好，既省錢又能避免將帥擁兵自重。無奈此時府兵制已完全崩壞，“時當番衞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國家軍備總得有，邊塞總得有人去戍守，不得已只能“一切罷之，別召募強壯，令其宿衞”（《舊唐書·列傳四十七·張説傳》）。
既然用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當然要提高“長征健兒”的待遇，多一些開支，不能讓戍邊將士既流血又流淚吧？
三、節度使的野望
很多人以為，唐玄宗年老昏聵，不信忠臣良將，偏偏看中了雜種胡安祿山，最後自食其果。
其實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早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邊鎮主將大多還是漢族重臣時，節度使軍閥化已初見端倪。
《資治通鑑》記：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與吐蕃邊將乞力徐私下約和，希望雙方各自撤除守軍。乞力徐心存疑慮，覺得崔希逸個人無法決定朝廷政策，怕和戰大計會有反覆。崔希逸再三保證，終於説服乞力徐，雙方保持和平，邊民各自安居樂業。開元二十五年（西元737年），崔希逸部將孫誨想立邊功，上奏皇帝稱吐蕃無備，突然襲擊可以大獲全勝。唐玄宗命令內給事趙惠琮取河西查看情況，趙惠琮矯詔令崔希逸出兵。崔希逸不得已發兵，進入吐蕃境二千於裏，在青海西大敗吐蕃，斬首二千餘級。從此吐蕃與大唐翻臉成仇。
這段記錄常被看作唐玄宗好戰輕啓邊釁的鐵證。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崔希逸一介邊將，憑什麼自作主張自行和談？從上下文看，事前崔希逸沒有得到授權，事後皇帝和吐蕃贊普也沒有追認，根本就是兩個邊將私相授受。不管崔希逸的出發點如何好，程序上就是明顯欺君！須知“人臣無外交”！
另一位著名邊帥，曾身兼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鎮節度使的王忠嗣，也做過很不妥當的事情。唐玄宗有意奪回被吐蕃佔領的石堡城（在今青海湟源縣），王忠嗣認為石堡易守難攻表示反對，皇帝很不滿意，但是隻能暫時罷手。天寶六載（西元747年），將軍董延光建議攻石堡，皇帝命令王忠嗣分兵接應，王忠嗣不得已出兵，但不肯就此事對將士懸賞，董延光很不高興。董延光軍攻打石堡失敗後，董延光向皇帝投訴王忠嗣“沮兵”（故意打擊士氣），王忠嗣被治死罪，經哥舒翰營救改為貶官。後來哥舒翰攻取石堡，傷亡數萬，驗證了王忠嗣預言。
這件事也被史家拿來批評唐玄宗不納忠言。問題是王忠嗣身為軍人，當“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即便與最高統帥意見想做，也該是“保留意見，堅決執行命令”！怎麼可以陽奉陰違，故意拖後腿？董延光投訴他“沮兵”，並不是誣告。
崔希逸和王忠嗣都被視為忠君愛國良將，良將尚且無視皇命跡近跋扈，等而下之者就更不堪了。節度使們已經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團，不再對皇權唯命是從。
李隆基不是不懂猜忌的老好人，事實上鬥爭這根弦他一直繃得很緊，因為懷疑與太子關係曖昧，他賜死了名將皇甫惟明，將王忠嗣幾乎一擼到底，就是懷疑有人會用邊鎮精兵威脅他的地位。
既然連漢族大將都靠不住，唐玄宗更不可能真正信任那些“素無信義”的胡人，這些人肯給朝廷賣命，無非是“畏威貪利”而已。然而此時大唐已經不是貞觀年間，做不到“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即便不考慮實際戰鬥力，關中彍騎滿編也不過12萬，而邊鎮編制是49萬！強弱之勢不問可知。
李隆基搞過裁軍，盛唐邊軍最多曾達到六十餘萬，名相張説建議裁撤二十餘萬，此後又有反覆，最後定編為四十九萬，這是邊防剛需，無法再作太大調整。他也想過避免邊將久任，但操作起來並不容易，節度使地位很高，調任入朝要升遷尚書宰相才合適，而中樞顯然沒有那麼多空缺；而且節度使們也會進行抵制。“（高仙芝）尋除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捴面請留”。
既然“威”不太靠譜，那就誘之以“利”。 於是唐玄宗積極支持邊將對外軍事擴張，用重賞將邊鎮的注意力引向域外，從某種意義上説就是禍水東引的綏靖政策。
所以李隆基並不怎麼計較邊將們的軍事失敗。高仙芝兵敗怛羅斯，安祿山征討契丹，都是全軍覆沒，換到漢朝肯定要問死罪，最好結果也不過是贖為庶人；而在大唐他們幾乎毫髮無損，繼續高官厚祿。因為這反映了態度問題：願意外戰就代表着沒有異心，就是好同志。
因此，在李隆基看來，劍南軍的失敗只是能力問題，而大節不失，當然沒有必要太計較。
四、宋開府的迂腐
從長遠看，李隆基的鴕鳥政策必然破產，因為軍事擴張有其極限，邊將們遲早會發現內地軍民比域外胡騎好對付。但在短期內效果還是不錯的，畢竟大唐百年積威還是能夠唬人的，於是乎內地官民安居享太平，邊鎮將士力戰求重賞，大家都基本滿意，盛世也就這得過且過麼維持下來。
在這種形勢下，如果實行宋璟那個刻薄寡恩的“不賞邊功”政策，無疑將大大激怒邊軍，使他們怨恨朝廷，非但防不了“黷武”，甚至可能提前引發安史之亂！
這不是危言聳聽，當年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國勢蒸蒸日上；但是因為將國都從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遷往洛陽，北部邊鎮重要性下降，朝廷對戍邊軍民不加重視，也不進行安撫，最後引發了“六鎮之亂”，生生拖垮了拓跋王朝。
大唐統治核心關隴軍事貴族，本就出自北魏六鎮之一的武川鎮，對邊軍叛亂可能造成的破壞再清楚不過了。
唐玄宗的綏靖政策當然不是長久之計，但是能夠維持住現有局面也算比較盡職了。畢竟對整個軍事制度做大手術需要極大魄力，而且操作難度極大，稍有不慎反而會陷入萬劫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