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資源短缺，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難題。而在中國，目前還有近一半的醫生沒有本科學歷;而高等醫學專業培養的大量醫學生，畢業後不願從醫的現象普遍，又進一步加劇了中國醫療發展的人才困境，併成為中國醫改難以見效的主要掣肘。
11月28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在2015年度“健康中國論壇”上引用了國家衞計委的統計數據，表達了上述觀點。蔡江南指出，中國現有約200萬名執業醫師，與同樣是人口大國的印度相比，“中國似乎不太缺醫生”。
但從教育背景看，中國有近50%的執業醫師沒有本科學歷，有些甚至是高中生。如果去掉本科以下學歷的醫生，中國的醫師人口比例僅和印度相近。此外，中國的200萬執業醫師中，僅有10%的醫生達到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學歷，和美國比起來差得很遠。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就稀缺的醫學“高材生”，畢業後大多沒有走上從醫的道路。蔡江南提供的數據顯示，1998年至2007年間，中國新增的高等醫學專業畢業生約147萬人，而新增醫生數量只有約20萬人;而2008年至2013年間，醫學生放棄從醫的趨勢接着延續，這一期間新增高等醫學專業畢業生近289萬人，同期新增醫生數量僅為59萬人，二者比例接近5:1。
“一方面短缺，一方面資源浪費，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醫療衞生當中的問題就沒法解決。”蔡江南認為，大量醫學生不願從醫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醫生的就業機制不靈活。
在醫師的培養路徑上，高校醫學院的畢業生只是“半成品”;要成為真正的醫生，畢業生還得到基層醫院或者三甲醫院接受臨牀教育。但受限於三甲醫院的實習名額有限，大多數的畢業生只能去基層醫院實習，最終留在基層醫院工作，和供職醫院維持“一對一”的固定關係，“沒有辦法往三甲醫院發展”。面對這樣的選擇，許多醫學生放棄從醫。
反觀美國等國家，儘管醫學畢業生大多也和教學醫院簽約，但在臨牀教育階段結束後，畢業生們的選擇更廣，他們可以去其他醫院、診所或者醫生集團工作，和多個醫療機構簽約。在這些國家，醫生和醫療機構的關係具有彈性，一位醫生資源可由多個醫療機構共享。
在蔡江南看來，中國醫改推進多年，問題頗多，關鍵之一在於沒有解決好醫生問題。
他認為，近年來政府着力推行分級診療，欲強化三級以下醫療機構的力量，但現實情況是：三級醫院的門診量和住院量不斷增長，且規模呈擴大趨勢。而這種“倒金字塔型”的資源分配模式，即與醫學“高材生”不願下沉等因素有關。
張曉林曾在北京復興醫院工作，並任副主任醫師，而後又在社區醫療機構服務多年。張曉林在前述會議上告訴財新記者，有些專科畢業的基層醫生，甚至不瞭解許多最基本的醫學知識，這不是靠三甲醫院的醫生去基層做做培訓就能解決的。
對於醫生短缺的困境及其影響，蔡江南認為，必須開展醫生就業制度改革，給醫生自主執業權，讓醫生能在公立醫院、民營醫院、三級醫院與下級醫療機構之間互相流動，鼓勵醫生自己開辦診所。
賦予醫生更多的執業選擇權，並不是近幾年才出現的聲音。早在2009年，原衞生部便發佈了《關於醫師多點執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將醫師多點執業行為，分為政府指令、醫療合作、主動受聘這三類。2014年11月，國家衞計委又出台了《推進和規範醫師多點執業的若干意見的通知》，進一步探索醫生執業制度改革。
政策“鬆綁”後，張強醫生集團、醫生工作室等推進醫生資源彈性組合的平台陸續出現。但許多學者曾指出，包括“部分院長不放人”、“三級醫院醫生超負荷工作”，和一旦轉往體制外之後，醫生的職稱晉升和科研後勤得不到保障等多重疑慮，都導致了大部分的醫生仍選擇留在公立醫院裏，並未嘗試更多元的執業平台。
蔡江南則強調，在中國醫療衞生體制的一系列問題中，“醫生問題是醫療服務痛點的核心”，而“醫生就業制度(改革)，是解決醫生問題的關鍵，醫生多點執業和創建更多的醫生診所是改革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