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大袁振國先生主持的大學排行榜專題研究報告《大學排行的風險》終於發佈了，雖然晚了點，但如此嚴肅的面孔、專業的姿態，還是很讓人振奮。既然教育專家已經重拳出擊，我這業餘選手也就可以偃旗息鼓了。在過去的十五年間，我多次著文談論大學排名或排行帶來的弊端，可惜的是，《大學排行的風險》找不到我文章的任何痕跡。
十年前，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我的《歷史、傳説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總編自作主張，給香港各大學校長寄送。事後不止一位校長告知，他們被封面那句話打動：“從歷史記憶、文化闡釋、精神構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面，思考‘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是什麼、有什麼、還能做些什麼。”這麼立論，似乎有些大而無當，很難量化或實證，可這正是我心目中“大教育”的魅力所在。
我關注大學排名，最早是緣於十四年前有關北大的一則新聞。2004年11月，《泰晤士報》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躋身全球第17名。北大校方很高興，馬上掛在網頁上“廣而告之”，同月17日我在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報告廳、30日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12月10日在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做了題為《大學排名、大學精神與大學故事》的專題演講，此演講刊《教育學報》2005年1期：“在我看來，這個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國在變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國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學者們在關注中國的同時，也在關注中國的高等教育。這就有意無意地提高了中國大學的學術聲譽。非要一箇中國代表入圍不可，那就上北大吧。中國的重要性，以及大學發展和國家命運緊密相聯這一設想，使大家認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現當代中國的政治史上，曾發揮很大作用，這一點，給各國學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時大大加分。”北大內部，不只我一人提醒大學排名的陷阱。此後，潮起潮落，校方不再過分關注排行榜，堅持走自己的路，這是大好事。
首先我得承認，教授談大學排名，很容易理想化，因為，站着説話不腰疼。我在《中國大學改革，路在何方？》中提及：“大學排行榜的權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鏈條，環環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教授可以説風涼話：大學排名毫無意義，排名高低跟我沒關係！校長可就不敢這麼説了。對於大學排名以及學科評估，所有的大學校長都是又愛又恨。名次下降則抱怨，名次上升則引用——若真有本事，應該是“也無風雨也無晴”才對。好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説的無限空間，你不妨各取所需。
我在《全球化時代的“大學之道”》中談及為何認定“大學排名”對於中國大學的發展弊大於利：“排名只能依靠數字，而數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為讀書人都講‘仁義禮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約束力。即便是老實人，拒絕弄虛作假，可你潛意識裏，着力於生產‘有效的’數字，必定扭曲辦學方向。大學排行榜的權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鏈條，環環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來，此舉將泯滅上下求索、特立獨行的可能性。好大學必須有個性，而你那些‘與眾不同’的部分，恰好無法納入評價體系。‘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學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學將日益趨同。差的大學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學將因此而下降。這就好像辯論比賽，裁判稱，按照規則，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其餘的平均。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見，也可能是創見。當你一次次被宣佈‘工作無效’，不計入總成績，自然而然的，你就會轉向，變得日漸隨和起來。當然，你也可以固執己見，可那就成為烈士了。”
我曾以史為鑑，稱揚抗戰中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其最大的業績不是科研成果，而是成功的本科教育。而當下中國：“有了‘世界一流’的奮鬥目標，加上各種‘排行榜’的誘惑與催逼，大學校長及教授們明顯地重科研而輕教學。理由很簡單，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的好壞，無法量化，不直接牽涉排名。不管是對教師的鑑定，還是對大學的評估，都是‘科研’很實，而‘教學’則很虛。其實，當老師的都知道，在大學裏教好書，獲得學生們的衷心擁戴，很不容易。我説的，主要不是指課堂效果，因為，那取決於專業、課程、聽眾以及教師的口才等;更重要的是用心教書，對學生負責，以及真正落實教學目標。今天中國大學，教授們普遍不願在學生身上花太多的時間;原因是，這在各種評鑑中都很難體現出來。這是一個很糟的結果。我甚至認為，高懸‘世界一流’目標，對那些實力不夠的大學來説，有時不啻是個災難。這很可能使得學校好高騖遠，挪用那些本該屬於學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資源，投向那個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結果呢，連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學都搞砸了。”
在好幾篇文章中，我特別提及，推行大學排名，最受傷的是人文學。在《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中，我談及：“比起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來，人文學評價標準不一，其成果很難量化。所有的數字——包括排行榜、影響因子、引用率、獲獎著作等，用來衡量人文學，都顯得有點可疑。……如今衡量人文學者成功與否的標準，已經跟社會科學家很接近：申請重大項目、獲得鉅額資金、擁有龐大團隊、輔助現實決策。此等研究思路自有其合理性，但相對壓抑個人化的思考與表達，對文學、哲學等專業明顯不利。”
而在《當代中國人文學之“內外兼修”》中，我稱：“逼迫人文學者儘量外出承攬各種‘工程’一一最好是‘國家重點工程’，這其中，錢是一個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便於控制和管理。是工程就有立項、設計、經費、人員、工作進度、項目驗收等，好檢查，好管理，也能體現上級主管部門的權威性。這對於工科或社會科學來説，或者是天經地義;可對於人文學來説，卻不見得很合適。……經過這麼一番‘積極扶持’，大學裏的人文學者，錢多了，氣順了，路也好走了。只是原本強調獨立思考、注重個人品位、擅長沉潛把玩的‘人文學，，如今變得平淡、僵硬、了無趣味，實在有點可惜。”
至於大學排行榜製作的合理性與科學性，我曾在《解讀“當代中國大學”》中表示質疑，且着重批評了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上海交大主持這個排行榜的劉念才教授和Jan Sadlak合編的《世界一流大學：特徵、排名、建設》中，有幾篇文章值得一讀，尤其是那幾篇質疑文章。此外，那本書中，還有一篇奇文值得欣賞，即劉念才等撰《從GDP角度預測我國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時間》，其基本觀點是：世界頂尖大學，即排名第一到第二十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5000美金以上;而世界一流大學，即排名21-100的，則是25000美金左右。中國人什麼時候有“世界一流”大學呢，大概是在2020年。因為，到了那一年，上海的GDP總量將超過3000億美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接近25000美金，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所以，最早進入“世界一流”的兩所中國大學，很可能出現在上海。拜讀這篇文章，我終於明白，大學辦得好壞，端看GDP，你不覺得這很滑稽嗎？
我剛從威海回來，去年威海的人均GDP超過上海，而且威海還只是第13位，前面還有鄂爾多斯、深圳、克拉瑪依、東營、銅陵等，人均GDP都在上海前面。我不能想象日後世界一流大學出現在鄂爾多斯或克拉瑪依。對於這種按“分子化學”的思路來研究“高等教育”，追求“定量定性”，如此“簡明扼要”的大學研究，我始終心存疑慮。
這麼説不等於完全否定，大學排名雖缺憾多多，也自有其存在價值，理由是：
第一，公立大學拿納税人的錢，有義務彙報業績，不僅面向政府，也得面向公眾。公眾關注大學問題，既為了便於孩子們擇校，也是一種無形的監督。太複雜的表格及論述民眾看不懂，而排行榜所顯示的各大學位置以及歷年升降，無疑是最為直觀的。
第二，從政府管理角度，大學撥款是否合理及有效，排行榜是很重要的參考數據。從211工程算起，二十多年來，中國政府逐漸加大對於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成效有目共睹，最直觀的表現便是中國大學的國際排名迅速上升。比起專家們的空口説白話，榜單的戲劇性變化，更能讓政府放心地加大教育投入。
第三，基於商業利益以及自我肯定的需要，大學排行榜越來越多。我的看法是：壓是壓不住的，因為社會上有這個需要。與其讓國內外三五家評價機構壟斷輿論，坐收漁利，不如完全放開，形成眾聲喧譁的局面。一來削弱排名的神秘感與權威性，二來亂世英雄起四方，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與廝殺，逐漸淘汰，最終留下若干比較靠譜的，供民眾及學界參考。
第四，比起大學排名來，我更看好學科排名。大學太複雜了，任何一個排行榜在設計評價標準時，都很難自圓其説。學科排名當然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範圍比較小，相對可控，且因學科排名中同行評議起關鍵作用，效果會好很多。比如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主持的一級學科評估，做得比較認真，且有行政權力做後盾，比較得到認可。
第五，我不主張採取“不全寧無”的決絕姿態。承認這個世界很不完美，大學評價困難重重，但既然不能完全廢棄，那就你我都有責。對於大學排名以及學科評估，除了反省批判，正本清源，若有機會，還得積極參與改革，通過調整遊戲規則、操作流程、指標及權重的設計，使得大學評價體系日臻完善。
（摘自2018年12月12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