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很複雜，我的理解也很粗淺，放出來做點參考。
主要是講講眾議院內部的一些變化。因為眾議院是兩年一選，選區小，競爭頻繁，所以矛盾暴露的比較早比較突出。
首先一點需是，兩極分化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取最近 PLOS ONE 的一篇文章，PLOS ONE: The Rise of Partisanship and Super-Cooperator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圖 2:
上圖為 1949 - 2011 年間每一任眾議院的投票支持情況。其中每個議員是一個點，紅點共和黨，藍點民主黨。先計算黨內兩議員的投票一致率，取平均值。然後每兩名議員如果一致率超過平均值，就連上線，一致率越高，連線越粗。然後用 linear-attraction linear-repulsion model with Barnes Hut optimization 畫成。
(此文章中還有黨內黨間一致率的分佈圖，有興趣者可點入查看)
可以看到，現在兩黨的兩極化趨勢初現，在 1983 年國會和 1985 年國會，也就是里根執政時期，到克林頓時間完成了這個轉變。之前也有兩極性的時刻，但都有大量對方議員叛變，或己方的關係不夠緊緻。
下面是一些想到的解釋。
大致有三個方面。
首先是選民方面，就是美國兩黨在 1969 年到 1994 年期間完成了一次重要的 realignment。
核心當然是南方問題。因為南北戰爭的問題，1876 年重建結束後，民主黨把南方都統一了。其實南方各州內部矛盾不亞於北方各州，但是南方政客用一個簡單的問題把大家聯合起來，就是南方的種族問題應該由南方人自己解決，共和黨滾蛋。南方跟民主黨達成共識，南方在大選中支持民主黨，換取民主黨對南方內部問題，就是種族問題，的放任自流。
南方的選舉人票數是獲得總統大選勝利所需人票的一半左右，這讓它可以對民主黨候選人施加巨大的壓力。對於共和黨來説，無法獲得哪怕一張南方的人票就逼着它必須贏得剩下的州里的 70% 以上。共和黨的做法是放棄了南方，只主攻北方和西部。結果是共和黨無需南方，依然統治了美國政壇幾十年。
結果就是隨着美國的發展，其實南方很多人的思路已越來越保守，比如原教旨主義，比如反對強力的聯邦政府，支持自由經濟等等。有些已經和共和黨的思路接近。但在另一些問題上，和民主黨走得依然很近，比如社會保障體系(當然是只為白人的)。
先引我在另一個回答中的一段(美國的聯邦法律是如何產生的? - talich 的回答)：
雖然在大蕭條後的大部分時間裏，民主黨控制了國會，北方自由派的議員在很多時候無法在議會中推進自己的立法主張。因為在關係到這些改革問題的立法上，國會中呈現的往往不是以黨派劃分的格局，而更多的是由政治理念劃分的格局：由南方保守派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組成的保守同盟，數量常常大大超過了自由派同盟。而被保守派把持的規則委員會，根本不會讓大部分改革立法進入議程。雖然在新政期間，自由派一度取得先機，但在 1930 年代末，保守派同盟就恢復了元氣，並在大量的議案中和自由派對抗。從 1939 年到 1960 年，眾議院的保守派同盟一共和自由派交手了 334 次，勝出 297 次，勝率接近九成。
這是 1959 年 86 屆國會里保守派同盟與自由派的對比：
但到 1980 年代，南方開始投向共和黨，同時，東北方的温和派共和黨人越來越少，讓共和黨內部開始純化。
整個過程的推手，大約有幾點。這個在另一個問題中提過(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為什麼是既是共和黨人，又反對蓄奴並有實質作為? - talich 的回答)，這裏再講一些。
一個是，南方城市化建設完成。
這是南方和其他地區的農村人口比例：
到 1980 年代，南方和其他地區的差別已經消失，到 1990 年代甚至還低。
第二是，因為空調的出現，南方的宜居程度提高
這是空調普及率：
嗯，不用在沒空調的場館裏打球了，全國聯賽成為可能。
這個帶來的，是不少北方人前往南方定居。
這是 1960 - 2000 年美國人口變化(取自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可見人口增長最快的是中西部與東南部，深南一般，中北方增長緩慢。
外來人口的出現，打破了南方民主黨一黨獨大的現像。因為以前南方只有民主黨，所以民主黨初選就等於大選。有經驗有影響力的政客都是民主黨人，任何新人從政，都只有參加民主黨一條路才能入門。
但是北方人帶來的共和黨，讓南方人有了第二選擇。
第一個共和黨的南方議員，就是從佛羅里達州的北方人養老城 St Petersburg 誕生的。
這些變化的表現，可以從議員出身裏看出來。1965 年，幾乎所有南方議員都是本州土生土長的，是典型的農村政治，而北方則有 1/3 是外州出生，是城市化後人口流動性提高的表現。到 1994 年，南方的新議員裏 2/3 是外州出生，總議員裏是 1/3 (北方則是 40%)。
共和黨的出現，最終讓民主黨內的少數派保守的南方議員得以叛變：
屬於保守派的迪克西黨人自 1970 年代起開始下降，民主黨內部也開始趨同，從 1983 到 1994 年，南方民主黨人的政治覺語是直線逼近其他地區：
這是 1994 年以後關於民眾的民調(取自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2014 年中期選舉，路易斯安娜的民主黨參議員 Mary Landeau 慘敗，基本上可以視為最後的南方民主黨痕跡已消失。
總之，在這期間，黨派格局開始和政治理念變得一致，這讓兩極化成為可能。
第二個方面，黨派內部的政治理念趨同後，為什麼要在國會里以如此激烈又一事無成的強對抗形式表現出來。
這得了解一下眾議院裏權力機制的演變。
美國眾議院人多，沒有人能認識所有人，瞭解所有人的想法，所以眾議院的政治權力關係就更制度化，才能保證其正常運作。眾議院裏對權力的爭奪，大約可以分成從專制到民主的三種勢力。一種是以發言人(黨派領袖)的絕對中心;一種是分在各委員會，以委員會主席為首的對某一具體議題有大權的一小撮權重者;一種則是議員組成的黨團會議(caucus)，相當於黨內派系，以集體的力量出現。
十九世紀的眾議院人數相對少的時候，是發言人獨大時代。但是到 20 世紀初，眾議院已接近現在的規模，發言人的權力就被視為過大。經過一番鬥爭，委員會主席的地位上升了許多。
委員會主席的任命是按資歷規則(Seniority rule)來的，當議員越久，擔任的職位越重要。這種論資排輩的規則當然不能説有多合理。不過這裏不説這個，只説影響。
資歷規則的結果，就是最安全的選區的議員，因為能穩穩獲得連任，所以就能掙得資歷，也就能獲得最重要的委員會資格。因為選區的位置穩，所以這些議員，會被送去最重要，爭奪最激烈，對抗最強的委員會。因為在戰鬥中不免做出妥協，妥協就可能要犧牲選票。選區穩的人就不怕妥協。民主黨最穩的選區，都來自南方，所以南方議員中手握大權的人多，同時因為理念差別與共和黨保守派不那麼大，也可以做出妥協。
而反過來，那些新進議員，往往都是從競爭激烈的選區，以更新更激進的主張，戰勝對手進來的，但是他們就沒有什麼發言權，只能熬日子。如果沒熬到就被選下去了，也就什麼也沒有了。
到了 1950 年代，民主黨裏的以年青議員為主的自由派 Democratic Study Group (DSG)這個黨團會議出現了。這個派系等於是把國會里本黨的弱勢羣體，就是激進左派，給團結了起來，通過互通有無，共同學習政策，統一立場和策略，來加強新議員的影響力。
為了推進自己的主張，DSG 從 1960 年代開始，推動國會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消弱委員會主席的影響力。
1970 年的 Legislative Reorganization Act 加強了對委員會主席的監督，以防濫用職權。1973 年的 Subcommittee Bill of Rights，加強了大委員會下的子委員會的權力。1975 年，民主黨議員更是歷史性的通過選舉方式，罷免了三個委員會主席(全是南方議員)，資歷規則算是名存實亡。
此消彼長，委員會主席弱勢的結果，就是發言人和黨團會議的力量在加強。
1980 年代，就是這樣一個背景下，新一代的南方議員登場了。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Newt Gingrich (金裏奇)。金裏奇就屬於那種北方人南下的產物，因為他是賓州人，17 歲隨家移民南方。
作為新議員，金裏奇意識到了，整個議會里傳統委員會主席的弱勢，開始不守老規矩，選擇以一種對抗性的戰鬥方式出場，為自己這些新議員造勢。1983 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新進保守派黨團會議，叫 Conservative Opportunity Society。他們經常鑽孔子，選擇讓你不舒服又沒錯的方式來為自己做宣傳。
比如，議會辯論分兩種，一個是就議案討論，一個是非議題內容的發言。
Gingrich 發現轉播議會辯論的 C-Span 電視台其實對這兩種討論都一視同仁，在轉播上並無區別(其實，是 C-Span 要轉，但依協議用得是國會自己提供的影像，而國會就簡單的掛了個死攝像頭)。不久，他就帶了幾個心氣比較高的共和黨議員，在非議題時段，在台上慷慨激昂的發表意見，抨擊民主黨國會的種種問題，大呼改革。
這事讓國會發言人 Tip O'Neill 大為光火。他下令，讓攝像頭不再按與 C-Span 的協定只拍攝發言的議員，而是也時不時的給一個國會的場內全景，以讓觀眾意識要，在這些非正式議題時間，其是金裏奇們是對着空無一人的國會在演講。
金裏奇的努力，得到了里根的肯定，在國情諮文裏，里根特別提到了 Conservative Opportunity Society。
不久 O'Neill 走人，新議長 Wright 對金裏奇的這種方法選擇了正面對抗。不過這只是讓 Wright 顯得自己很專橫無理。
在 1987 年著名的“黑色星期四”中，為了讓修改的議案在同一天被重新投票，Wright 宣佈國會停會關門，再馬上重開，把一天生生掰成了兩半，最後為了把議案通過，又逼着一名議員改了票。
結果 1988 年金裏奇帶領共和黨議院指控 Wright 的操守不端，1989 年 Wright 下台。
吃到了甜頭的共和黨，把金裏奇選成黨鞭，以替代去了白宮的切尼。算是對他帶來的這種對抗性戰術的肯定。共和黨的策略全面右轉，攻擊性升級。
1991 年，著名的，也是共和黨內最強力的保守派黨團會議，Republic Study Committee (RSC)，成立了。注意這個名字，其實是模仿民主黨當年的 Democratic Study Group，就是想的要像當年的 DSG 一樣，以超過委員會的力量來推進眾議院改革，和議長抗衡，打破黑箱操作，尋找一個對新議員更公平開放的環境。只不過二者在理念上一個極左，一個極右。
到 1994 年中期選舉時，金裏奇發起了著名的“Contract for America”戰役，承諾把開放，公平，與負責帶回國會。共和黨大勝，金裏奇招募的很多人都競選成功，幾十年後共和黨重新拿回眾議院，金裏奇自己也選成了國會發言人。
這時候，金裏奇等於是從羣眾升級到了元首，他就需要面對一個如何平衡他曾指責過的獨掌大權的議長權力，共同戰鬥為自己帶來輝煌的黨團會議，二者之間的力量。
金裏奇開始改革。他重新賦予了委員會主席相當的權力，但同時，又限制了委員會主席的年限為六年。他搞小政府，大幅度的消減了國會的員工數量。他甚至決定，他所擔任的發言人職位將設年限為八年。
這下問題來了。表面上，金裏奇是在兑現小政府的承諾，但是作為發言人的直接權力沒有消減，而且，在推進議題時，幕後交易，選區分肥這些被人詬病的現像依然在那裏，黨團會議則因為相關員工被裁受到重挫。(同時，因為大量的國會僱員被掃地出門，選擇流落 K 街，美國的説客公司在此時得到了大發展，可參見我的另一個回答：lobby 其實是一個職業還是説是屬於什麼性質的東西，感覺美國好像很多方面都需要 lobby 的存在? - talich 的回答)
保守派議客坐不住了，他們覺得金裏奇是想過河拆橋，獨享大權，借改革消弱黨團會議的權力。他們在後面，又悄悄的把 RSC 給恢復了。
那一邊呢，金裏奇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對抗性的戰術對於個人，是不成功則成仁的高風險玩法。經過兩個政府停擺，一次彈劾失敗後，共和黨在 1998 年中期選舉經歷了 64 年來最大的失利：丟了六個席位，金裏奇下台。
金裏奇的改革也就不了了之。金裏奇設置的年限，讓眾議院的運作變得極不穩定，八年任期最終在 2003 年被取消，主席年限也理論上可續了。
這之後上台的發言人，是老好人 Dennis Hastert。對，就是這兩天被起訴的 Hastert。他是史上任期最長的共和黨發言人，當了八年。他的理念就是，只有本黨大部分人支持的法案，才去推動。
沒錯，到這時候，不管是發言人還是委員會主席，他們的實權都被大幅度的消減了，而黨團會議的影響力，則藉機大大加強了。其中實力最強的，就是 RSC：
上界國會里，73% 的共和黨眾議員都屬於這個 RSC，可見其實力。如果 RSC 決定反對或要求某個政策，就是議長或某些老資歷的議員無法左右的了。
所以説，上個世紀，美國眾議院大約是經歷了一個從發言人一人當權，到幾個委員會主席和發言人的兩級結構，到議員內部直選各級領袖的一個民主化的過程。這一直接民主化最終把在競選中的對抗延續到眾議院裏。
因為黨團會議，尤其是 RSC 的強勢，結果就是，在推選委員會主席時，資歷就被徹底拋棄，取而代之的是議員各自的直接利益：是否支持自己的理念，籌款的能力，社會影響力，等等。反過來，要想獲得議員的支持進入重要的委員會甚至獲得重職，就得注意其他議員的看法，尤其是那些大的黨團會議。
再比如你看自打 John Boehner 當上發言人以後，在重要的議題上，他都採取的不合作的態度，很多議案乾脆不和奧巴馬談話，也放任政府停擺。他的手法，就是自己隱到後台，讓黨體的這些黨團派系先出頭，讓他們感到自己的重要性，這樣一旦局面不可收拾，Boehner 這個談判高手可以再出頭來妥協：你看，讓你們試過了，不行吧，還是我來。Boehner 用這種方法，利用黨團派系過於民主，不夠靈活，無法妥協的特徵，知道他們在複雜的談判上必然會陷入死結，讓他們去失敗，從而鞏固自己的位置。
所以説，相對於競選的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國會是要妥協與共識的地方，但是因為這些年國會里的改革，傳統的穩定性因素不復存在，新的秩序卻不明朗，議員缺少了對妥協行為的政治保護，對抗也自然強起來。這個也反過來影響到競選本身。
對，第三個方面就是競選。
這個也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考慮。
競選嘛，從本質上講，就是讓支持自己的人出來投票，支持對方人的不出來投票。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不是把對方的支持者爭取過來。嗯，這個基本是不可能了。為什麼，可以見我的某個回答裏的一則實驗(如何看待「哈佛部分學生罷課抗議曼昆的初級經濟學課程」? - talich 的回答)。這個黨派信念扭曲場是很難調的。所以，也就是所謂的獨立選民可以爭取。
方法嘛，無非幾種。激勵己方選民，嚇唬己方選民，激怒己方選民，打擊對方選民。
大部分方法都是負面的。
這是 Wesleyan Media Project 對過去四次大選的正面，負面，和對比廣告的數量統計(Negative 負面廣告就是隻攻擊對手，不談及自己。Contrast 對比廣告顧名思義是把自己和對手做比較)
負面廣告要底有沒有用，其實學界還沒有定論。
比如 Stanford 大學兩名學者在 1996 年曾發文 Going Negative: How Political Advertisements Shrink and Polarize the Electorate 認為會抑制獨立選民的積極性，讓選民的極性增強。
而 2007 年發在 Journal of Politics 上的一篇 meta-analysis 文章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Political Campaigns: A Meta-Analytic Reassessment ("http://fas-polisci.rutgers.edu/lau/articles/LauEtAl_EffectsOfNegativePoliticalCampaigns.pdf)則認為負面廣告雖然比正面廣告深入人心，但並不比正面廣告更有效的改變選民立場或改變投票率。
負面廣告的影響力，就在於選民對負面廣告特別敏感：一方面大部分人都很討厭負面攻擊的廣告，認為是政治醜陋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負面攻擊的確很有效，因為選民雖然討厭，卻對這種廣告的信息特敏感，會不自主的記住廣告的內容，所以負面廣告的效果遠比正面廣告要好。
同時，負面廣告的爭議性可以有放大作用：只要花一點廣告費，甚至只在一個地方的電視市場播放，就能獲得全國媒體的關注，可以説是花點小錢，買了個免費大廣告。在 2008 年選舉中，經費相對不足的麥凱恩，在面對奧巴馬的攻擊時，很多時候都不在電視上作廣告正面回應，而只是選擇在自己的網站上發放，然後通過電視媒體和 youtube，把自己的廣告給快速的傳出去。
現在換另一個角度，這三十年來美國競選的成本一路上升，效率卻在下降(怎麼看待美國大選「燒錢」、「有錢人的遊戲」這些觀點? - talich 的回答)，當選民成天接觸的主要是這些攻擊對手的信息，並反覆被各種競選廣告轟炸後，現在的選民觀念是什麼樣的呢?
還是 Pew 的民調
這 20 年來，民主黨和共和黨選民的相對看法在變差，在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對方是國家興盛的威脅。
而的確，獨立選民的政治積極性都相對較低
只佔總人口 36% 的保守派與自由派，佔了 57% 的政治積極份子。
這樣的選民，反過來自然會讓競選者的立場更極端化，在進入國會後，又因國會的局勢，而不會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