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國家戰亂頻繁百姓民不聊生,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全國人民眾志成城、團結一致。在打贏抗日戰爭後,內戰也隨後爆發,這場內戰的導火索就在於國民黨的自以為是、步步緊逼,他們將和平置之度外,無視眾人的呼聲,公然撕毀合約,企圖用戰爭來獲得統治。
不過 ,相對於國民黨統治下的作威作福、軍心渙散,共產黨的為國為民、大公無私似乎更深得人心,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看似手無寸鐵的百姓一致擁護我黨的統治,所以我黨以“星星之火迅速燎原”的姿勢在全國火速解放。
1949年初,我黨開始了收復並解放北平的計劃,北平作為全國的核心基地,其戰略位置、地理價值不言而喻。
看過《北平戰與和》的小夥伴,對這段歷史並不陌生,當時守衞北平的大將乃是赫赫有名的傅作義,傅作義為了使北平的同胞免於戰火、為了國家整體利益,選擇率部下起義,保住了北平的一方和平,是民族的功臣。
但他在起義之後,曾放出兩個高級國黨高級將領,這兩個高級將領作為傅作義的手下,傅作義為何放虎歸山?這兩個人又是誰?他們現在如何?
一、傅作義生平在説到這兩個將領前,就要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傅作義,傅作義是典型的年少有才,他於1985年6月出生在山西運城市的一個普通家庭中。生逢戰亂,傅作義自幼看多了因戰火而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場景。戰亂年代,年幼的傅作義發奮圖強、努力讀書,憑藉努力考進了黃埔軍校,以過人的軍事能力深受老蔣的青睞和重用,成為了國民黨的高級將領。
在軍事方面,傅作義發展的風生水起,在軍部的升遷之路如日中天,他原本想在國民黨中施展抱負、保家衞國,然而在後期的發展中,傅作義愈發發現: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已遠遠偏離了最初的設想,一切都以一己之私為首要目的,遠遠忽略了百姓的利益。
二、率部下起義除此之外,國民黨管理層愈發腐敗無能,勾心鬥角、層層推諉,這種爾虞我詐的管理狀態讓傅作義一度產生了質疑想法,但礙於自己入黨時的誓言,傅作義一直隱忍不發。
直到1949年1月,他做出了人生中的重大決定:率領部下起義、解放北平。
因為這個行為,讓他在國民黨中身敗名裂,讓他成為了國黨中的反面教材,雖然揹負罵名,但他憑一己之力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無論是哪個方式,救國救民才是最終初心。
當然,“愛國救民”是他當兵時的初心,也是作戰時的志願,所以起義之後的他被國民黨視如眼中釘肉中刺。老蔣始終都沒想到:自己一手培養的高級將領竟然會在關鍵時刻做出這樣的抉擇。
傅作義作為軍事家,他內心有一定的原則,起義前後也是左右矛盾,在女兒傅冬菊的説服中,傅作義做此決定,儘管他知道後果。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他能夠率部下起義,並非一帆風順,整個過程一波三折、坎坷不斷。
首先,自我的説服:傅作義是老蔣一手提拔的人才,老蔣成就了傅作義的軍事夢,從一個一無所有的貧民子弟到位高權重的高級將領,忠義思想時刻影響着傅作義的抉擇。他並非無情之人,情義和大義之間終究是要做出抉擇,相對於對老蔣的虧欠,傅作義揹負着愧疚 做出了起義的決定。
其次,要説服部下,傅作義鎮守北平時,軍隊大概有50萬人,想要起義只是他一人的思想,如何讓部下信服則是一大挑戰。這支軍隊是由四大兵團組成,李文的第四兵團、石覺的第九兵團、孫蘭峯的第11兵團、侯鏡的17兵團,他們“四大天王”雖同在傅作義手下做事,卻並非全部效忠於傅作義。
尤其在競爭激烈的國黨隊伍中,人人都為自己,很少有像傅作義這般深明大義之人,人人追求不同,不可能全部臣服於並聽從於傅作義。傅作義自然知道起義道路道阻且長。果不其然,在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後,四人的反應在意料之內。
三、部下的態度當他們得知傅作義想要起義的想法後,紛紛表現了不同態度。
首先,17兵團的侯鏡並不反對,侯鏡其實是共產黨派去國民黨內部的卧底,在看到傅作義起義的想法後,覺得時機成熟,大功告成,便全身而退。
其次,11兵團的孫蘭峯乃是傅作義一手提拔的將領,他們二人曾並肩作戰、共同前行,傅作義是孫蘭峯的伯樂也是他的貴人,在關鍵時刻,孫蘭峯卻極力反對,為了擺脱囹圄之災,孫蘭峯趁亂逃走。
最後,剩下兩位沒有逃走的將領李文、石覺,他們直接效忠於老蔣,完全不願跟隨傅作義起義,作為老蔣的嫡系軍隊,他們毫不在意傅作義所説的民族大義,二人原本想要合力制服傅作義,可惜傅作義早有防備。奈何傅作義作為他們上司,無論是權威還是兵力都遠遠大過他們,李文、石覺即使想要叛亂也無可奈何,想要逃跑更是難上加難,二人相當於被軟禁起來。
四、放走李文、石覺在物質匱乏、科技落後的年代,老蔣還不知道北平起義前的場景,為了保住性命,他們懇求傅作義放過他們一馬。雖為傅作義下屬,但也是傅作義的戰友,共同經歷過生死,二人自然有一定的感情基礎。
傅作義甚深知:如果放掉李文、石覺,可能會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這無異於放虎歸山。但出於對國民黨的愧疚,傅作義覺得率領部下起義本身就是一件自願之事,國民黨終究對他有恩,他不願意趕盡殺絕。在經過深思熟慮後,不顧他人反對,把這兩個將領送上了回往南京的飛機。
可以説,這兩個人是死裏逃生,畢竟作為傅作義的對立面,傅作義能夠手下留情、將其放回已經是仁至義盡,很少有人可以做到釋放威脅自己安全的隱患。
逃到南京之後,他們開始了恩將仇報的一番操作,非但沒有感恩在心,反而在回到南京之後,立馬澄清和傅作義的關係,以此來撇清責任,在國黨心中刷了一波好感,樹立了愛國愛黨的忠義形象。
並且,在見到老蔣之後,將傅作義的所言所行添油加醋地告訴他,在老蔣心中再刷一波好感,老蔣對這兩個人委以重任,兩人利用傅作義開始了升遷之路。
五、出逃後的李文後來,李文被任命西安綏靖公署副主任,並且通過不斷的表忠心,還成為了第五兵團司令官,能夠從團長做到司令官的位置,可見李文的升遷之路還是比較順利的。
可惜好景不長,國民黨大勢已去,在四面楚歌中,李文於1949年12月向共產黨投誠,這個“誠”並非真心實意,是為了自保做出的幌子。
1950年3月,李文在重慶進行解放思想的學習時,趁機逃往香港,之後聯繫了老蔣等人,逃到台灣。回到台灣後,李文找到了自己的組織,鑑於抗戰有功,李文被老蔣任命為中將高參,後半生衣食無憂,不知他對傅作義是否會有愧疚之意。
1977年,李文在台灣病逝,享年72歲。
總的來説,如果他能夠在共產黨的隊伍中安分守己、積極改造,出獄後想必也能建功立業、安居樂業。雖然在台灣有了一席之地,卻和自己的家人兩地相隔。
六、出逃後的石覺石覺被傅作義放走之後,在國民黨的發展也是如日中天、步步高昇。在沒有到台灣之前,石覺是擔任上海的防守司令,位高權重、受人尊崇。
1950年,石覺在解放軍的攻擊中節節敗退,最後帶領十二萬部下去往台灣,雖然兵敗逃亡,但石覺在台灣的發展還是有目共睹的。他從台灣方位總部副司令晉升為陸軍二級上將,在軍事行業相當優秀。
後來,轉戰政界後更是如魚得水,成為國民黨中央的委員,晚年淡泊名利、推廣太極,對傅作義的決裂,換來了半生的衣食無憂。對於石覺來説,可能這是最好的結局,後來的他,於1986年在台灣去世,享年78歲。
小結在戰亂年代,硝煙極能考驗一個人的本能品行,傅作義始終以天下為己任,在新中國成立後,積極投入到新中國的成立,為中國的水利建設做出了不俗的貢獻,受到後人的無限緬懷和感激。我們無權去評判石覺和李文的所作所為是否正確,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和權利,只是危難關頭,那些捨己為人的英雄會更受後人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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