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被視為我國古代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體系改革；而商鞅（公孫鞅）作為“冠名者”，也被視為這一變法的第一罪人/功臣。
但這一觀點實際上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商鞅作為孑然一身的外來者，為什麼能在秦國一手遮天、如願推行讓人聞之色變的法家制度？
蘇軾在《商鞅論》中這樣寫道：
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雖然有刻意貶低商鞅之嫌，但這句話也點出了當時的秦國國君——秦孝公，才是變法的關鍵人物。
如賈誼所言，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最終才得以一統天下。對於秦孝公的作用，可不僅僅是“功不可沒”，筆者認為可以將其視為秦國大業的“奠基人”與“引路者”。
奠基人:力排眾議，推行商鞅變法，奠定秦國強盛的基礎
秦孝公是開啓秦國改革大業的第一人。
公元前362年，秦獻公去世，21歲的孝公即位。當時，秦國作為西部邊陲小國，生存狀態相當慘:
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
當時，秦國被中原各國當成野蠻人，壓根不帶它玩；同時，在如日中天的魏國的打壓下，失去了河西的秦國被堵在關中，宛如像一頭困獸。
胸懷大志的秦孝公發憤圖強，決心振興秦國。第二年，他向天下發布求賢令，對於能使秦國強大的人才，他允諾將“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功名利祿的誘惑下，大量人才前往秦國，其中就有在魏國不得志的公孫鞅。
史書記載，對於公孫鞅的法家理念，秦孝公極為認可，並在公元前359年決定任命其全權負責變法。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一舉措顯然是水到渠成的正確選擇，但結合方式的環境，設身處地站在秦孝公的立場上，就知道這一決策有多不易:
一、當時的公孫鞅人微言輕。在魏國時，公孫鞅只是相國公叔痤的中庶子，也就是侍從官，從來沒有什麼出色的政績表現。所以面對公叔痤的推薦，魏惠王壓根沒當回事。
而秦孝公僅僅出於對公孫鞅理念的認可，就決定全權委託其負責推行變法，這一氣魄非常人能及。
二、阻力重重，想推行變法並不易。
歷來改革最不易。商鞅變法的核心，是改變沿用了幾百年的貴族政治，將利益割給在“農戰”政策鼓勵下的全體秦人，其難度可想而知。
因此，得知秦孝公想推行變法，摒棄老祖宗留下來的治國規矩，秦國朝野的功臣勳舊們反彈強烈，他們的代言人甘龍、杜摯還與公孫鞅進行了一場公開辯論。
鐵了心的秦孝公力排眾議，不顧朝野反對，強行推進變法。這一舉動，可謂冒天下之大不諱，除了壯士斷腕的勇氣，還需要對政權的高度掌控力。
三、為推進變法，拿自己兄長與太子開刀。
由於各界的反對與排斥，公孫鞅的表法推進了一年卻毫無進展，史書稱:
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
天天有大批人在國都投訴變法的不合理。這時，秦孝公的太子犯法，公孫鞅為了殺雞儆猴，割掉了太子師傅公子虔的鼻子以示懲戒。
要知道，公子虔可是秦孝公的親大哥，能對他施加這種侮辱性的刑罰，若沒有秦孝公本人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刑不避王族，秦國人大為震驚，從此變法得以順利推行。
吃螃蟹不可怕，敢第一個吃的才是英雄。後世對商鞅推行變法津津樂道，更應該明白敢於慧眼識珠、對其無條件支持的秦孝公才是實現這一壯舉的關鍵。
簡而言之，持續、全面、深刻的變法是秦國一統天下的關鍵，秦孝公是奠基人，後世的君主則是跟隨者。
引路者:務實的治國與用人理念，定型秦國發展的基因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
成大事者，不能奢求所有人的認可，要敢為人先；只要可以令國富民強，就不應該遵循守舊。正是秉承這一理念，秦孝公大膽啓用來自魏國的小人物公孫鞅，奠定了秦國強盛的基礎。同時，在嚐到甜頭後，這一極度務實的治國理念，也成了其後秦國曆代國君的行動指南:
秦惠文王重用魏國人張儀為相國，以連橫之策，擊破東方六國的合縱，極大削弱了強敵楚國；
秦昭襄王任用來自魏國的亡命人范雎為相，除掉權貴，強化王權；遠交近攻，削弱六強；施展反間計，促成趙括為將，長平一役令軍事強國趙國元氣大傷；
秦莊襄王嬴楚藉助衞國人呂不韋鹹魚翻身；他的兒子嬴政則重用楚國人李斯，軟硬兼施、金錢與暗殺相結合，大大加速了統一六國的進程。
秦國的崛起歷史，是一部不斷挖掘各諸侯國人才為自己效力、不斷踐行新的謀略理論的歷史，而這一切的先行者，正是秦孝公。
用人不看出處、為政只看效果，這一極度務實的治國之道，不僅幫助秦國一統天下，也是華夏民族在其後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不屈不撓、頑強生長的真實精神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