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既然美國能在“斷供”之後走出危機，我們也可以
8月28日，中信基金會諮詢委員、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王紹光做客第六十九期“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分析了新冠疫情衝擊這種“深度不確定性”事件所帶來的世界變局。
王紹光教授將新冠疫情這種“深度不確定性”事件比喻為“星隕來襲”。其特點就是極難預測，而影響往往非常巨大。除了新冠疫情之外，美國近來對中國公司進行芯片斷供的行為也可歸入這一類中。實際上，美國曾在珍珠港事件後也遇到過橡膠斷供的情況，當時的情況要比中國所面臨的芯片斷供更為危急。但是，在政府領導與產、學、研的通力合作下，美國不僅走出了陰影，還成為了世界上橡膠生產的老大。王紹光教授認為，既然美國能走出危機，那我們也可以。
【演講/王紹光，整理/觀察者網 徐俊】
大家晚上好！疫情已經持續8個月了，但目前還不確定什麼時候能過去。今天講的題目就是要理解這個大事件。我會從四個部分談一談自己的一些淺顯看法，跟大家交流。
第一部分，我會介紹一些概念，比如“黑天鵝”、“灰犀牛”和“星隕來襲”，然後談談它們到底有什麼含義、以及和這次疫情有什麼關係。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我會談談疫情剛爆發時的深度不確定性，以及之後的各種“想不到”。最後，我會講一講世界格局的改變。
疫情發生以後，世界上很多人，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在解讀時都把它叫作“黑天鵝”事件。這個詞來自於2007年出版一本書，標題就叫《黑天鵝》。這本書講的不是動物學，而是説在人類社會里邊，會發生一些不太可能發生的重大事件，並且可能極大地影響人類社會的進程。
另外也有一些人把這次新冠疫情比喻成“灰犀牛”事件，這個詞在國外用得比較多，國內好像較為少見。這個比喻也是來自於一本書，這本書於2016年在美國出版，講的也不是動物學，而是通過“灰犀牛”來比喻大概率會發生、甚至顯而易見，但又往往被忽略的危險事件。這樣的事情往往影響也非常巨大。
我個人覺得這兩個比喻都不太恰當，也還沒有看到其它的比喻，所以就自己想出了一個，叫做“星隕來襲”。“星”就是星球，“隕”就是天上飛來的隕石，我把它比喻成星隕來襲，這個在英文有一個詞叫impact event。這種事情可大可小，如果有很大的小行星來撞擊，影響就會很大。
剛才講的是比喻，現在我們講一些概念性的東西。對於遭遇到的事情，我們可以按照發生的確定性來進行分類。有一類事件是確定性很高的，是帶“確定性”的事件，比如説明天早上太陽會出來，這個是很確定的事情。第二類是“一般不確定性”，就是説一件事情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第三類我稱之為“深度不確定性”，就是一件事情的不確定性很高，出現的概率很難預測。
按照這三種分類，我們把概念和比喻放在一起的話，就可以把“灰犀牛”事件叫做“確定性”事件，這個在英文裏邊叫做Known knows，意思是“已知的已知”，就是我們已經認識到的事情。我們會想到這事會發生，但是有可能會忽略掉。
“灰犀牛”事件有三個特點，第一叫“可預見”，第二是“大概率”，第三個是“影響大”。如果我們這樣從概念上理解“灰犀牛”比喻的話，顯然用它來比喻這次的新冠疫情是不合適的。
第二類是事件是“一般不確定性”事件，英文叫Known unknows，意思是“已知的未知”，就是説有些事情我們是瞭解的，但是對於它們是否到來是不清楚的。通俗點説就是“沒想到”。“黑天鵝”事件就是這種情況。“一般不確定事件”也有三個特徵，第一是出乎意料，就是常見的天鵝都是白的，突然出現了黑色的天鵝是預料不到的。第二個特徵是影響巨大。由於出乎意料，這類事件出現以後對我們人類社會的影響可能會很大。但由於是“已知的未知”，所以事後往往是可以解釋這件事情的。這也就是第三個特點。
按照我的看法，新冠疫情還不是黑天鵝事件，應該叫做“深度不確定性”事件，英文叫Unknow unknows，就是“未知的未知”。有些事情是人們不知道的，而且我們還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深度的不確定。因此，不是“沒想到”，而是“想不到”。“星隕來襲”事件就屬於這一種。
在我看來，這類事件有五個特徵。第一、幾乎不可預見。就是無法知道什麼時候發生或者會不會發生。第二、它們是小概率，就是説可能不會重複出現。第三、影響大，甚至非常巨大，就像大一點的小行星撞擊地球一樣。第四、事後無法解釋。這個跟“黑天鵝”事件不一樣。第五、就是這類事件出現併產生影響之後，可以揭示人類社會包括經濟、政治、社會里面很多深層次的問題，催生人們進行深刻的反思。
我們能想得到的，或者最近大家提得比較多的這類事件，大概有這麼三件。第一件是1918年的大流感。雖然發生在102年以前，人們現在還記憶猶新。這次新冠疫情發生以後，很多人又屢次提及這件事。
第二是2003年後發現的冠狀病毒。迄今為止，它引發的疫情連續發生了幾次，可以並作一次“星隕來襲”事件考慮。
第三就是從現在到2049年，我們會經歷的兩個“一百年”。其一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另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週年。在這兩個“一百年”之間，我們面臨着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期間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們正在想方設法地預測。有些事情我們可能可以預測到，但還是可能會出現一些“星隕來襲”事件。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部分。
我要講的第二部分是突發新冠疫情的深度不確定性。我把它比喻成“星隕來襲”是有理由的。我們重新回溯一下冠狀病毒疫情和1918年爆發的大流感。這次的新冠疫情出現以後，尤其是剛剛開始時，有些人老在講怎麼找到零號病人，我估計是找不到的，因為1918年的零號病人也找不到，到現在也沒找到，也不可能找到，這就是源頭的不確定。而病原體也是不確定的，1918年大流感以後，又過了15年，才有英國科學家分離出第一個人類流感病毒，就是H1N1這個病毒。
至於當年這個流感病毒到底是什麼樣的病毒，它的起源怎麼回事，現在還有不同的學者試圖來重建，大家看法並不是完全一致，病原體還沒完全確定。死亡人數實際上也不確定。到目前為止，這次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的死亡人數跟當時1918年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還不在一個量級上。後者的死亡人數，保守估計可能有1700萬、2000萬，也有估計5000萬、甚至到9000萬的。
此外，那次大流感對人類的經濟、政治、社會產生的短期和長期影響也是不完全確定的。大家知道1918年恰好是世界大戰快要結束的時候，大流感的影響跟其它的因素對當時人類社會的影響是疊加在一起的，要分開不太容易。所以這件事儘管過去了100年，還有大量的不確定性。比較清楚的是，大概從1915年到1918年之後，全球化出現了倒退。
這張圖講的是金融和貿易的全球化指數。我們可以看到，從1835年到1915年，這兩條曲線都是往上走的，可以稱作“第一次全球化”。但是1915年以後，這兩條曲線都往下走了。貿易回到當時那個水平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而金融則要將近到90年代。產生了這麼大的影響，大流感應該是因素之一。但由於還有其他因素，它到底影響到什麼程度我們現在也還沒搞清楚。
1918年的大流感之後，世界經濟增長的速度實際上是放緩的。如果計算人均GDP，1870年到1913年，全球各個地區的增長速度都比1913年到1950年要快。當然，1913年到1950之間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這個因素當然不能排除。但應該也有大流感的因素在裏邊，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説不清楚具體的影響，還有太多的不確定性。
2003年以來，發生了幾次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2003年的時候發生了非典，影響其實還是蠻大的。當時全國一共確診5000多人，死了300多人，大家都覺得是很嚴重的一件大事情，很多城市也有短期的封閉。我可以把它比喻成一箇中型的隕石對我們的影響。實際上，2012年左右的時候也有一次新冠病毒的衝擊，後來把這個病情叫做中東呼吸綜合症，英文叫MERS，它對中國的影響要小很多，因為只有一個從境外輸入的確診病例，並沒有死亡病例。這一次可以説只是小型隕石來襲。
今年新冠疫情影響非常大，比起2003年大了好多。從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來看，這次事件可謂是大型隕石來襲。認識這種深度不確定性的“星隕來襲”事件實際上是很難的，我們以前幾年那次“小隕石撞擊”作為例子來講。
2012年9月22日，英國發現第一例冠狀病毒感染的病人，第二天世界衞生組織就全球通報，又過了三天，丹麥發現5例，到9月29日的時候，世衞組織稱，尚無新冠病毒人際傳播的證據。
2012年10月7日，香港出現了疑似病例，三天以後被排除了。11月15日，英國還發布了新冠病毒完整的基因組測序結果，這個已經快兩個月了。到2013年的2月份，過了5個月左右以後，全球的病例才達到了10例。然後到第三天的2月19日，瑞士有人發現這個新冠病毒能夠感染人類，但是並沒有確定病毒會在人際之間傳播的可能性。WHO還是堅稱無法確定病毒能否持續在人際之間傳播。
到了2013年的5月份，廣東惠州才發現第一宗輸入性確診病例。一直到2019年，全球大約80%的病例都出現在同一個國家，就是沙特阿拉伯。WHO去年的判斷還是密切接觸者之間可能會傳播，迄今在世界任何地方均無持續性人際間傳播的記錄備案。
以這件事為背景，我們可以對“深度不確定性”事件有一定認識。
張文宏醫生説，從長遠來看，這次新冠病毒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難對付的病毒之一，因為在歷史上沒有一個病毒的特性這麼詭異。用我剛才的比喻就是“未知的未知”。他舉例子講，埃博拉雖然很厲害，但是它走得不遠，基本上停留在非洲；SARS，也就是非典，症狀很嚴重，但是傳播力不強；流感很容易爆發，但是症狀很輕，甚至可以置之不理；這次的新冠肺炎恰好介入其中，傳播力極強，病症又不輕，而且還有許多無症狀感染者，所以防範這次疫情的難度超出了人類的估計。
武漢病毒所所長也曾説，去年12月30日才第一次接觸到新冠肺炎時根本不知道它叫什麼，所以稱之為“不明原因肺炎”。到1月8號的時候才發現這裏麪包含一些未知的、全新的冠狀病毒，因此也是我們以前完全沒有接觸過的一件事情。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講到，這是一次閉卷考試。不過，僅僅只過了20天左右，中國的專家就已經對這個病毒完成了三個認知過程。第一是病毒從動物到人，然後是有限地人傳人，最後發現可能人傳人的傳播非常快。相比當年對MERS的認知，這個過程已經非常快了。而且高福還説，現在回頭看，這個判斷是非常準確的。
既然它是一個深度不確定性的事情，吹哨也不太容易。湖北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呼吸科內科主任張繼先最早報告了這次新冠病毒，當時就叫做不明原因肺炎。不知為不知，就是它是一個新的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到了12月30日，武漢中心醫院的醫生艾芬以及李文亮也發出了警告，説有SARS冠狀病毒。我們想一想，如果當時不採取更嚴謹的態度，不等進一步的研究結果就貿然錯誤地把這次疫情當做第一次SARS的應對，會不會低估新病毒的危害性，從而造成更嚴重的後果？所以吹哨吹準了好，吹得不太準的話，也不一定會帶來完全都是正面的效果。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回頭看，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也是按照不確定性的程度來分類。就是1月24日湖北省封省之前，那裏有着深度的不確定性，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怎麼去應對。做比喻的話，湖北打了一次遭遇戰，根本沒有想到走着走着突然會遭到襲擊。
從1月24日到2月20日，湖北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是“一般不確定性”。以2月20日作為截止日期，因為那一天中國全國的確診人數下降到了每天百位數，我們已經大概知道了它是什麼，而且也知道用什麼樣的方法來防範和治療。這時可以用“阻擊戰”或“總體戰”來比喻，就是我已經知道我遭遇到敵人，我要阻擊他。但是有“一般的不確定性”，敵人有多少，敵人有多厲害我不知道。
2月20號以後，其他的國家是“確定性”。此時，湖北和中國的情況已經被國外所知，中國以外的確診病例也已經升至千位，到1000人以上，所以我把它看成一個重要時間點。
從疫情爆發到現在，人們有這麼一個問題，就是追責。我對這個問題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跟大家商討一下。
在確定性條件下，是應該追責，而且是可以追責的。“灰犀牛”事件沒有預防到，就是失職，可以而且應該追責。但是在“一般不確定性”條件下做出的決策就不那麼容易追責了，因為還有很多不確定性。我們都希望在做決策之前已經把所有信息和條件都掌握清楚，但實際上，很多決策都是無奈應對，漸進調試，開始的時候都不會那麼清楚。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對“一般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失誤進行追責的話，也只會使得那些以後在相似情況下做決策的人採取不作為的方式來應對。所以追責並不容易，一定要非常小心。
在“深度不確定”條件下，我覺得出現錯誤偏差幾乎是沒有辦法避免的。沒有人是上帝，什麼東西都事先就知道，在深度不確定性之下出現錯誤或偏差都是完全可能的，1月25日之前的武漢就是這種情況。任何人執意追究出現政策偏差的責任，不是欠乏分析能力便是別有用心，這是我的看法。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我講一講疫情大考中的想不到。這次疫情能與1918年那次大流感有一比。和一百多年前相比，這次的死亡人數和確診人數要少，但這一百多年來科技和經濟發展水平進步了多少？居然還會有這麼大的疫情，所以確實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各國面臨的疫情有相同的地方，但確定性程度是不一樣的。
不管怎麼説，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都面臨着一次大考。那麼現在回頭看過去8個月，各個國家、各個地區應對的方式不同，成效也很不一樣。也可以説，這次疫情讓制度的優劣顯現無遺。我們看一看數據：
先看1月份。往上升的這條線是中國大陸，另一條線是中國大陸以外地區。一直到1月31日，中國大陸發現的病例是9714例，那麼全球其他地區一共發現了110例。這是在一個“深度不確定性”的條件下疫情突然爆發的局面。
當時，美國説：“我們已經知道有這個疫情，但我們和中國大陸很不一樣，我們醫療體系也很好，我們衞生水平也非常之好，大家染病的機會很小，大家不要去操這個心。”到了2月份，中國大陸還在苦苦地跟疫情做鬥爭，武漢、湖北依然還是處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我自己就是武漢人，我知道武漢當時有很多病人還沒有辦法被接收進去，還得要各種各樣的措施。所以那時候武漢、湖北以及中國其他省市區病例還在不斷上升。
從2月份到2月底，中國大陸的確診人數一共達到了8萬人。而那個時候，全球其他地區的確診人數大概是7000人左右。我們看到這條曲線，從2月開始到2月12號有一個快速的上升，然後上升得比較平緩了，因為已經知道了大概用什麼樣的方法進行應對，比如封城、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
然而西方國家的媒體和政客2月份正處於一個幸災樂禍的階段，這兩張都是西方媒體上的，他們無非就是期待這件事情把中國壓垮。到了3月份，中國的確診人數穩住了，病例是8萬多。3月15日前後，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確診病例開始超過中國，並且急劇上升。到3月底的時候，已經超過了70萬人確診病例。
但當時還有很多的西方政客，明明知道有這件事，還聲稱是“黃種人的病”。日本的財長透露，開七國財長會議的時候，意大利財長説：“這種病是你們黃種人的病，不是我們歐洲人的病。”紐約州長也在會上講，當時他們得到的消息是這個病毒只攻擊亞裔的免疫系統，不攻擊白種人。因此，2月、3月幾乎都被他們浪費掉了。
到了4月，可以説已經進入了“高度確定性”的狀態。中國的疫情已經控制住，並且武漢都解封了。但是中國大陸以外的病例數快速上升，從不到100萬快速上升到300萬以上。此時，世界開始震動。斯洛文尼亞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家叫齊澤克，他出了一本小説叫《Pandemic》，就是《恐慌》，稱這一次新冠疫情是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擊五雷摧心掌，意味着我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一意孤行，是時候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了。疫情到了4月份時，已經嚴重地衝擊到了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
我們現在回頭看整個發展勢態，從去年12月底到今年8月份，中國這條曲線跟整個世界確診人數比例比的話，幾乎貼在橫軸上。在總數里邊，幾乎已經可以忽略不記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面臨“深度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國打了一場遭遇戰，接着是阻擊戰和總體戰，最後使這件事情得到控制。而其它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暴露出了大量的問題，浪費掉了大量時間。這次新冠疫情的影響有很多，尤其想不到的是損失之大，甚至可能比一場戰爭造成的損失還要大。以死亡人數為例，現在美國已經死了大概17萬多人。
這個數字遠高於越戰。越戰一共死了58000多人，朝鮮戰爭死了54000多人，這兩場戰爭美國人死了11萬多人，但現在這一次疫情已經造成了17萬多人死亡，且數量還在上升。當然，現在這個數字還低於二戰的死亡人數40萬，和美國內戰的70萬人，但是已經很高了。全球其它地方也死了很多人。
此外，疫情也摧毀了經濟。非典以後，有一些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經濟損失進行過測算，基本上同意了那次的損失大概是千億級，已經非常大了。但是這一次的損失可能是十萬億級不到一點，比之前還要大。儘管我們今年很可能繼續保持一個經濟的正增長，但是跟去年6%的增長要低很多。每低一個百分點，都是很多億的經濟損失。
其它國家的情況更糟，歐盟預計今年GDP會下降7.4%。我剛剛看到穆迪的預測，説整個發達經濟體今年可能會下降6.5%以上。所以這次疫情對經濟的打擊，可能是一場戰爭都達不到的。
疫情防控，從中外比較來看，恐怕很多結果也是想不到的。比如台灣現在老在外邊吹噓他們做得很好。2400萬人到現在確診不到500人，死了7個人，確實做得很好，但他們把自己吹得太過分的時候，我就會提醒他們，讓他們跟福建省比一比。福建省4000萬人，是他們人口的幾乎一倍，但人家整個省確診只有376例，死亡只有一例。我所在的香港有700多萬人，現在確診4700多人，死了81例。深圳人口比香港多50%以上，但那裏確診一共才423人，死了3個人。新加坡開始是做得不錯的，但現在已經有56000多人確診，死了27個人，而整個蘇州市人口幾乎是新加坡的兩倍，才確診了87個人，一個人沒死。武漢市要比紐約市做得好，湖北省比紐約州做得好。中國的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這些省份和他們人口大致相同的國家比較起來，比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要好太多太多了。我就不去細講了。
如果我們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相比的話，恐怕也有些想不到的東西。現在世界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五個，中國大陸、越南、老撾、古巴、再加上朝鮮。朝鮮比較獨特，還沒有數據公開，所以我們就把它排除在外。這四個國家的人口加起來有15億多人，但確診人數到8月27日為止，一共才94599例，死亡人數一共4835人。至於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我就以OECD，就是經濟發展合作組織為例。現在37個成員國的人口總共是12.9億人，比我剛才講的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人口要少一些。但是，它的確診人數是1003萬人，死亡人數是46.8萬人。
因此，通過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跟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比，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反差。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反差，就是非洲和歐盟國家。非洲國家人口也不少，加起來有13.4億人，現在確診人數也不少了，121萬人，死亡28000多人。但是歐盟國家人口不到非洲國家的一半，確診人數是212萬人，將近是非洲國家的一倍，死亡人數是18萬多人，也比非洲國家要多得多。因此，如果你事先僅僅分析哪個國家防範疫情的能力強，你可能想象不到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武漢封城的時候，德國的《明鏡週刊》出了一個專刊，裏面有一篇中國人寫的文章。這個人已經在這個週刊工作了五年，説要治這次疫情，既不是靠西醫的疫苗，也不是靠中醫的草藥，而要靠自由和民主。當時大家覺得這個不靠譜，但是西方人覺得是靠譜的，要不然不會嘲笑中國。
現在來看就更不靠譜了，西方的政客，尤其像美國特朗普那樣的政客，都是卸責的，每次都説自己做得非常好。美國已經死了17萬多人，他們還覺得做得非常好，要不然的話會死更多。我們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但他們就是這麼做的，這就是自由民主？
還有一樣東西，中國人可能也想不通，就是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抗疫是非常糟糕的。美國的PEW調查中心問美國人，這幾個國家和組織：韓國、德國、英國、美國、WHO、意大利和中國，哪些做得比較好，哪些做得不好。大概50%多的人説美國做得不好，但認為中國做得不好的人更多一些。有37%的人覺得中國做得非常糟糕，26%的人認為做得一般。而84%的人覺得中國的情況，包括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都是完全不可信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媒體的洗腦功效是非常強大的。民眾不相信數字，只相信自由民主會比較好，媒體有言論自由的地方會比較好，這是出乎我們意料的。這是我講的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我講一講疫情帶來的一些後續事件。比如説，這次疫情爆發以後，國際經濟可能會有洗牌。由於各國受影響程度不一樣，經濟力量的對比可能會發生變化。同時，疫情也揭示了我第三部分講的，就是不同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對抗疫的作用可能是不一樣的。大家也會進行一些思考。所以意識形態與政治思想力量的對比也可能發生一些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會帶來很多很深刻的一些問題。對此，專家們成天在辯論，我就不發表議論了。現在有人想出了個詞叫“慢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在80年代以後開始加速，但現在可能會減緩。
其實去年有一個報告已經發現，按數字算的話，全球化的指數已經開始回落。疫情發生後，全球化還會繼續，但是速度會慢下來。這是比較好的一種可能性。
也有人説可能會再全球化，就是這一波的全球化不全面，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所以需要再來一次，在別的地方進行補漏、補缺，英文叫Reglobalization。還有一種可能叫去全球化，叫Deglobalization，就是全球化出現退潮。跟這個議題相關的，我們用一個詞叫脱鈎decoupling。有些人講可能會出現新的鐵幕，出現新的冷戰，這都是去全球化的表現，就是我跟你不一起玩兒了，我不帶你玩兒了，這是西方的那種心態。
到底哪一種可能性會出現？説實在的，現在大家都在猜。但是不確定性在增加，很多不確定性是“深度的不確定性”。最近幾年，國外的一些學者對這方面有一些研究。由於是深度不確定的，想拿出一套成體系的方案來應對，幾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會問“什麼樣的方法可以應對？”西方有一個諺語叫做“我們無法引導風向，但是我們可以調整風帆。”就是説海上航行時，我們不知道風會往哪裏刮，我們能做的只是按照風向的變化來調整你的風帆，不然的話，就可能滅頂之災。
這種“深度的不確定性”，跟“摸着石頭過河”有一點不一樣。後者往往沒有時效性，就是説我可以用很長的時間摸着石頭慢慢過河。但是面對着“深度不確定性”事件初期的時候，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必須非常快地進行及時調整，不然可能會很慘。
我的歸納是，在“深度不確定性”條件下做決策需要四種能力：
一是及時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把“深度不確定性”慢慢變成“不確定性”，然後再變成“確定性”需要的就是這個能力。比如，我們從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23、25日之間，就在迅速地蒐集分析信息。
第二是高效的組織動員能力。我們可以看到，在應對這次疫情時，雖然城市和小區被封鎖了，我們還是能讓居民們吃到菜，買到藥。雖然不那麼方便，但是整個社會還能運作。
第三、要有靈巧的監測評估能力。我們並不願意持續地用最高的代價和最嚴的方法做事情，因為這帶來的損失雖然可能可以把不確定性造成的損害抵消掉，但也可能造成其它的損失。所以，我們要有一個靈巧的監測評估能力，知道到什麼時候該換一種其它的方法來處理問題。最後就是快速的調整轉變能力。有這樣四種能力的話，在面臨“深度不確定性”的時候，一個政策體系就會處理得更好一些。
疫情之外，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大挑戰是所謂的“芯片危機”。最近兩天相關報道很多，稱2019年我們的芯片自給率只有30%，當年進口的芯片是3040億美金，遠遠超過原油的進口額。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對華為發起“絕殺”。開始的措施已經很嚴，現在是越來越嚴，每天都在加碼，要禁止全球幾乎所有的製造商向華為出售一切採用美國技術生產的芯片，有趕盡殺絕的勢頭。面對着這樣的現實，政府提出的目標是2025年時芯片自給率要達到70%。但其實，芯片只是我們現在面臨卡脖的關鍵技術之一，還有其它的一些東西，所以危機很嚴重。
不過我在這裏想講另外一個例子，告訴大家這樣的危機也不是沒解的，這例子就是“橡膠危機”。這件事發生在1941年到1944年的美國。橡膠的重要性在一些情況下可能超過芯片，因為它是製造飛機、軍艦、坦克、汽車等各種器械所必需的材料。美國最著名的謝爾曼坦克，每輛需要大概半噸的橡膠；每一架重型轟炸機大概需要一噸的橡膠；每艘戰艦上需要兩萬個橡膠零部件，重量是16萬磅；二戰爆發時美國的3000萬輛乘用車，公共汽車和卡車都需要輪胎；每個工廠、每個家庭、每個辦公室、每個軍事設施裏的每一寸電線都需要橡膠的包裹，所以橡膠曾經是現代戰爭中最強大的武器之一。
橡膠分成天然橡膠和合成橡膠。1909年，德國一個化學家得到了第一個合成橡膠的專利，1910年，德國的一家公司Continental Company就開始生產這種合成橡膠。一戰期間，為了應對戰爭的需要，德國有些少量的生產。由於一戰和二戰離美國都比較遠，30年代時，美國各大和橡膠製作有關的公司是不團結的，而是利用手中專利互相拆台，要自己成功，不許別人成功。因此，到1939年的時候，美國的合成橡膠生產能力只有每年4000噸，排在蘇聯和德國之後，這兩個國家的產量都是一年兩萬噸左右。
到了1940年，戰爭的陰雲已經密佈了。美國在1940年成立了橡膠儲備公司DRRC。1941年5月份，美國政府跟四家公司談和約，計劃把合成橡膠的產量提高到4萬噸，就是説要比前一年提高10倍，為可能到來的橡膠短缺做準備。結果遇到了“星隕來襲”，就是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98%的橡膠都是天然橡膠，來自於遠東，就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方。珍珠港事件發生六週以內，日本人就控制了世界上90%的橡膠供應，美國幾乎完全斷供，這個比我們的芯片危機來得還要突然。
美國該怎麼辦呢？羅斯福總統成立了橡膠調查委員會，英文是Rubber Survey Committee。他説：“在所有重要的戰略物資中，橡膠是最重要的物資，對我們國家的安全和盟國事業的成功是最大的威脅……如果我們不能迅速地獲得大量新的橡膠供應，我們的戰爭努力和國內經濟就會崩潰。”可見，橡膠對美國的重要性比今天芯片對中國的重要性要大得多。
美國應對橡膠被卡脖的第一招就是減少橡膠的使用。當時，美國每一次放電影之前都要放戰爭宣傳的紀錄片。羅斯福也拍了一部，專門呼籲大家把廢舊橡膠都交到舊貨站。美國那時設立有40萬個廢品收購站，每一磅廢橡膠可賣1分錢。羅斯福總統把他的寵物狗的橡膠玩具骨也捐出來，融化了做再生膠。還有一點就是把美國高速公路的行駛速度從50英里降到35英里，讓人少開車，少磨輪胎。另一個更直接的方法對橡膠和汽油進行配給。沒有票的話，這兩樣東西有錢也買不到。但是，這麼一個節約使用橡膠的第一招成效有限。
第二招就是趕緊尋找其它天然橡膠的進口源，可這也不太有效，因為除了東南亞這些國家以外，產量比較多地區是當時的英國殖民地，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方。所以要依靠這個方法的話已經不太來得及，而且英國也在大量尋求天然橡膠的進口。
第三招，也是最可行的一招，就是要快速發展合成橡膠工業。珍珠港事件僅僅過了兩週之後，在RRC，也就是美國橡膠儲備公司主持下，美國的五大橡膠公司簽訂了專利和信息的共享協議。此後各公司共享了大概200多項相關的專利。從1942年到1943年，美國國會也召開了至少100多次聽證會，專門討論合成橡膠的生產問題，硬是從無到有創造出一個合成橡膠的產業來。之後幾年97%的橡膠工廠的生產建設資金是來自於政府的。當時還有一個負責戰爭生產的機構叫War Production Board，它全面介入合成橡膠的各個生產環節。
除了政府以外，產、學、研也在這個時期通力合作。參與者回憶説：“在我們有生之年，甚至我們子孫後代的有生之年，你都不會看到當時合成橡膠項目的協作努力。為了美國，政府、私營企業和學術界都朝着一個目標努力，共享專利和協議，共同運營這些措施。”
當時生產的所有合成橡膠都用GR打頭，G是Government，就是政府；R是Rubber，就是橡膠，整個詞的意思就是生產的橡膠都是政府橡膠。這種橡膠1943年時開始生產，從這以後，橡膠生產像滾雪球一樣快速擴大。政府開辦了51家橡膠工廠，目標是要生產84.5萬噸。我剛提到，1939年美國只有4000噸的產量，所以這個目標是非常驚人的。（可插入圖片）
這張圖是1939年到1945年美國橡膠的情況，有天然橡膠，有合成橡膠。我們可以看到，1942年以前，基本上沒有什麼合成橡膠。1939、1940、1941年進口的天然橡膠比較多，像今天要囤積芯片一樣，美國當時趕緊進口很多進行囤積，所以增長非常之快。到1942年的時候，還有一點點進口，應該是被日本阻斷以前就已經出來的那些東西到貨了。
到1943年的時候，進口橡膠已經非常少了，但與此同時，合成橡膠就開始多了起來，到1945年就已經生產90萬噸以上。到1950年的時候，全球90%合成橡膠是美國一家生產的，所以美國幾乎就是從無到有生產出東西來，三年之內發展出了龐大的合成橡膠工業。美國在戰爭中間生產了5萬輛謝爾曼坦克，僅1944年就生產了140萬條橡膠的飛機輪胎。橡膠鞋，橡膠膠底鞋和橡膠後跟鞋就數以億級。到1944年、1945年反攻的時候，盟軍戰役中間，從來沒有出現過橡膠短缺的情況，就是因為合成橡膠跟了上去。
這張圖就是當時的橡膠企業凡士通，今天還存在着。他們生產的大炮，都是用橡膠做的輪胎。所以羅斯福當時有一個口號講，我們要建設民主的軍火庫，這個詞Arsenal of Democracy是美國很多書的書名，都是講這一段歷史的。
我們的芯片和美國當時的情況相似，我們現在已經能生產30%左右的芯片，當然最高級的芯片我們還有一些問題。二戰時，美國對德國、意大利的合成橡膠廠進行大規模的轟炸，來摧毀對方的橡膠生產能力，這有點像現在對中國芯片的限制。
但是，壞事在一定條件下也能變成好事。在遭遇橡膠危機時美國也經歷了幾年的手忙腳亂。可在各界擰成一股繩的努力下，它成為了橡膠生產的世界老大。美國能辦到的，我相信中國也一定能辦到，這方面我們不是沒有過經驗，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從1949年一直到70年代初尼克松訪華到1972年，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國是全面的封鎖，那還不是芯片，是什麼東西都給你封鎖，包括人都給封鎖。這期間，我們的科技也有長足的進步，所以我們不是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美國能辦到，我們一定能夠辦到。目前來看，世界局勢的不確定性正在增大，局部脱鈎幾乎可以説是在所難免，而且還要警惕一些深度不確定性的事情，“星隕來襲”的事件，芯片我們現在看到了，可能還有別的一些事情也會發生。
我們有我們的制度優勢，這個優勢在很多方面一直在發揮作用，這一次我相信我們也可以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芯片或者其它的卡脖子危機，也可以從壞事變成好事，從危機變為轉機，這就是我想結束的地方。好，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