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印太政策指南”並實現與日本的首次“2+2”會談後，一向在國際安全領域以低調示人的德國突兀地以“安全行為體”形象出現在亞太地區。從特朗普時期威脅“要從德國撤出駐紮的美軍”，到拜登政府近日宣佈向德國“增加500名駐軍”，一撤一增之間，美國在“安撫”德國的同時又繼續扼住了後者的安全命門。在大國競爭時代，德國外交在一些政治精英的主導下，正開啓一段奇幻漂流。
德國急於以外交安全方式“前出”到“印太地區”，並且以德日“安全合作”的方式來展開，背後有兩個心思：一是藉此實現從經濟行為體向“安全行為體”的轉身；二是與日本相互借力，實現“國家正常化”。
由於二戰期間的歷史，德國在國際關係中長期保持着較為單一的經濟行為體形象，政府和民間對於介入外部安全爭端都保持謹慎，不僅藉機埋頭髮展經濟實現重新崛起，還贏得了“徹底反省歷史、堅持和平主義”的好名聲。
但在烏克蘭危機、美國從歐洲轉向亞太以及中美競爭加劇的刺激下，德國不再甘心於做一個“與世無爭”的富家翁，從經濟實力到政治影響力再到外交安全塑造力，從歐盟到非洲再到“印太”，德國在經歷初期短暫的猶豫後開始了向“政治安全行為體”的轉型和塑身進程。但作為美國在歐洲的最大軍事基地所在地，又緊鄰拳頭很硬的俄羅斯，德國的安全抱負無法就近施展，風高浪急水正渾的“印太”就成了它可以有所發揮的另一片天空。
這個心思後面，還套着德國要擺脱歷史羈絆、實現國家正常化的心眼，而有過相似歷史經歷的日本就成了可以彼此成全的“好夥伴”。在德日“2+2”會談後德方發表的聲明中，日本被稱作“德國曆史最悠久，最親密的夥伴之一”，而且成了“東亞最古老的民主國家”。這種説法顯然是要把二戰期間兩國那段令人不齒的歷史也計算在內，或者乾脆剔除掉後再拼接起來，如果日本能夠投桃報李，對德國也如此誇讚一番，兩國就能甩掉包袱、輕裝上陣，毫無愧意地扮演“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角色了。這種試圖和日本相互解套的做法只能説明德國一些政治精英“心魔未消”，亞太國家對於跑到自己家門口和日本一起搞歷史修正的德國需要警惕，國際社會也需要對它“清算二戰歷史”的形象進行重新審視了。
在一些政治精英要在印太方向有所作為的同時，德國在自家門口的外交安全問題上則是“一地雞毛”：
儘管和拜登政府表面熱絡，但美國在“北溪-2”管道項目的制裁問題上並未鬆口，甚至還有追加懲罰的意思；之前特朗普表示“打算從德國撤軍”，表面上讓德國少了些安全依仗，但實際上給了德國要搞“戰略自主”的理由和空間，而拜登政府的增兵舉措反其道而行之，是要把德國在安全上綁得更牢，在為德國內部的“跨大西洋派”站台的同時擠壓“戰略自主派”的空間；面對強硬的俄羅斯和土耳其，對於劍拔弩張的烏克蘭東部和東地中海局勢，無力正面示強的德國也索性裝聾作啞。家門口認實力、萬里外講規則，德國一些政客主導的這番外交與安全表演堪稱魔幻。
從德國的自身利益出發，要充分發展國家實力並實現國家正常化有其合理性，但關鍵是選擇什麼道路、採取何種方式。中德經貿合作牢固、共同利益巨大，只要德國不萬里迢迢來搞什麼“規則制衡”和“制度輸出”，中德完全可以繼續合力把蛋糕做大，而且還可以輻射到氣候變化等其他領域；只要德日合作不翻歷史舊案、不搞含沙射影，中方也會樂見兩國為地區和平、穩定和發展貢獻力量。
德國要實現理想，眼下真正該做的是在美國的戰略打拉麪前直起腰桿來堅持“戰略自主”，是去盤活與俄羅斯和土耳其的歷史、政治資源，並帶動其他歐洲國家實現和它們的睦鄰相處，是在多邊主義的原則下切實尊重他國的發展權益和參與規則制定的權利。否則很難想象僅有中德貿易十分之一體量的德日貿易、重合度和競爭性更強的德日產業格局，如何為高唱“共同價值觀”的德日合作提供支撐？很難想象在家門口深刻反省、向實力低頭卻到亞太來翻歷史舊賬、用規則説事的德國能夠贏得地區國家的信任；更難想象仍然被美國卡住安全命門的德國，如何在“從非洲東部海岸延伸到美洲西部海岸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德國外交一向以成為動盪世界的“穩定之錨”為己任，這應該建立在理性自主的務實精神、腳踏實地的經濟發展和一以貫之的歷史反省基礎上，如果一再衝動就會成為加劇動盪的漂流物。受一些政客的影響德國眼下的衝動和未來可能出現的漂流，不得不讓人關注和擔憂。（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