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説一些剛過國家線的學生在他的操作下上了偏遠地區的211。那我只是想上個普通學校，覺得他絕對能幫我，就是這種心理。”
文丨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實習生丨王一凡 王亦心編輯丨胡杰校對丨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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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讀研機會的同時，王文迪還失去了8800元。這是他給一家調劑服務機構支付的“保過費”。
李成則支付了6.5萬元的“保過費”，但最終還是無學可上。
5月5日，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調劑服務系統關閉，2022年考研正式落幕。
調劑被稱為考研路上的最後一公里，如果考生初試通過國家線但沒有通過報考學校的院校線，或者通過了院校線但複試後未被錄取，這時考生還有一次“上岸”的機會——參加考研調劑。
但因為各個院校每年的調劑時間、名額和標準都不確定，這就導致不同考生之間存在着信息差。利用考生信息盲點和焦慮的心理，一批打着“調劑保錄”名號的機構應運而生。這些調劑培訓機構以“內部信息”為誘餌，以“保過”為承諾，牢牢拿捏考生的七寸，一路牽制考生走完這最後一公里。到最後一些“入坑”的考生不但最終無學可上，還面臨退款難、維權難的境遇。
在黑貓投訴平台，關於“考研”的投訴有5167個匹配結果，關於“保過退費”的投訴一共1676個。在考研調劑虛假宣傳，消費者要求退費的案例中，金額從千元到萬元不等。
業內人士披露，所謂“保過”，不過是通過“概率遊戲”來達到斂取錢財的目的。
律師彭豔軍認為，機構打着“保過班“的名義招生，這種誇大其詞、語言模糊的宣傳涉嫌虛假宣傳，違反了《廣告法》的規定。而如果教培機構真的如其宣傳中所稱和院校有“內部合作”，性質就更加嚴重，除了虛假宣傳之外，一經查實則會構成刑事犯罪。
“只要交六萬五，就一定有學上”李成大學畢業兩年，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他希望通過考研提升學歷找到更理想的工作。
他報了政治科目的培訓班，認識了一位趙姓老師。
2月21日出分，李成考了313分。3月11日，2022年考研國家線公佈，李成比國家線高出將近40分，“國家線沒有多大參考價值，大多數人都過線30-40分。”但是距離他報考的一志願院校則還差10分左右，他失去了複試的機會。在趙老師的學習輔導羣裏面，信息也開始湧現——“需要複試保障和調劑的同學請儘快聯繫我”，甚至還出現了“保錄”這樣的字眼。李成有些着急，他聯繫了趙老師進行諮詢。
他報出專業、分數等基本信息後，趙老師根據他的成績和專業報價6.5萬元，提供了二三十所院校作為申請選項，學校的地理位置分佈在東北、廣西、雲南等地。
趙老師聲稱能聯繫上這些院校的老師，保證這些院校能夠留出名額，只要李成交了足夠的錢，就一定有學上。
焦慮之下，李成打算試一試。一方面，這位趙老師在考研政治培訓上有名氣，李成上過他的課，“覺得這麼大老師不會騙我”；另一方面，趙老師在羣裏發了不少成功調劑案例，“他説一些剛過國家線的學生在他的操作下上了偏遠地區的211。那我只是想上個普通學校，覺得他絕對能幫我，就是這種心理。”
3月底，李成通過銀行轉賬向趙老師個人賬户支付了6.5萬元，簽下了“保錄協議”。在這份協議中，雙方的目標是確保李成進入協商範圍內的意向院校複試範圍，並考取其意向專業。協議中只寫明一所學校，但在後期協調的過程中，趙老師提供的選擇一共有二三十所學校，實際報上考研調劑系統的有十五所左右。
協議規定，如果調劑沒有達到最終目標，乙方扣除5000元作為操作費，餘額全部退還。
李成需要在協商範圍內的院校開放調劑系統時進行申請，完成申請後告訴趙老師。“趙老師説剩下的事他去運作。”李成要做的就是等待結果、準備複試。
第一所申請院校以失敗告終，“你分太低了”，趙老師向李成解釋。他們又開始了其他學校的嘗試，都沒有進複試，“幾乎每一所學校都是分太低，今年形勢嚴峻這套説辭。”李成回憶。
其間，趙老師幾次保證，以李成的情況申請這些學校百分之百沒問題。“他説會跟相關院校老師商量擴大複試比例，比如説要是你排在130名，他就跟學校商量擴大到150的複試範圍，但最後都沒有實現。”
“最後那所學校，他也跟我説已經跟院長聯繫好了，百分之百，明天必錄取，結果到最後又不成功”，一個月的戰線已經把希望消磨殆盡，幾乎已經沒有可以申請的學校了，李成覺得自己入了套。
新京報記者以考生的身份聯繫到趙老師。趙老師告訴記者，他今年帶的報名保錄的學生全部成功“上岸”。趙老師稱，在考研的不同階段，他提供的保錄服務不同，如果是在考研初試之前報名保錄，他的“保錄”包含提供原題、劃考試範圍、批卷放寬、複試保過等服務，費用超過十萬，整個保錄過程由他個人聯繫學校進行操作。不同院校和專業，他收取的費用也不同。
如果是在調劑階段報名保錄，包含的服務是複試保過。記者向趙老師詢問保錄過程是否有保障時，他回覆：“這個靠互相信任。”他向記者介紹，如果在考研之前報名保錄，由於專業課考試導致考研失敗的全額退款，由於公共課考試導致失敗的不退款，初試過了，複試沒有過的退還全額的40%。
5月4日，一名新傳專業370分的學生向趙老師諮詢2023年考研保錄，趙老師提供的保錄學校有河北某大學、曲阜某大學，費用為14萬，並保證百分之百保錄。但據網友統計，2022年河北某大學新傳專業錄取的最低分大概為373分。
套路
王文迪是醫學類的考生，報考了超聲影像專業碩士。他的成績是340分，與理想院校失之交臂後，他選擇了調劑。
他通過微店向一家調劑輔導機構支付了8800元，訂單名稱顯示為“複試保過班”，合同名稱也是“複試保過班”。合同規定輔導課程一共有25個課時，分別由三個老師負責，一個日常英語問答，一個專業課輔導，一個調劑老師。上專業課的老師是正在某醫科大學學習影像專業的學姐。
王文迪對老師上課的水平不滿意，前後一共上了兩節課，加起來是三個小時。這家機構後續也沒有再給他排課。
他加上調劑輔導老師的微信，按照對方建議，填報了很多學校的超聲影像專業，沒有一個收到複試通知。後來更換為臨牀醫學專業，也沒收到通知。
再後來，老師直接“擺爛”，不回信息，讓他自己看調劑系統，什麼學校有名額就填什麼學校。
最後，調劑輔導老師建議他去基礎醫學，這個專業他憑藉自己的實力就能上，並不需要調劑機構任何輔助，“因為對於基礎醫學，我算高分。如果我去基礎醫學，我還用得着他們嗎？”
4月12日，眼看超聲影像專業已經沒有多少名額，王文迪開始去微店申請退款，理由是：培訓機構沒有履行承諾，一是課時不夠，二是調劑沒有成功。
這家培訓機構的老師稱，合同中規定，中途退課屬於中途放棄，不退錢，如果最後沒有錄取退三千五。機構負責人在微信中回覆王文迪，因為成本高，只能退3000多元，“咱走的是量”。他同時還補充道，“如果你不挑學校，不挑專業，我肯定保證讓你今年有學上。”
協商未果，王文迪開始在微店上投訴，微店根據王文迪提供的聊天記錄和截屏，判定雙方都有責任，讓雙方自行協商，如果超時未協商一致，微店支持扣除三課時費用，支持培訓機構退款7150元。
目前，王文迪還沒有和對方協商一致，而這家培訓機構對微店的判定結果拒不執行，微店已對這家店鋪進行處罰，下架了該店裏的所有產品。
記者添加了這位負責人的微信後發現，他已經開始宣傳2023年考研“保錄”，一張名為保錄初複試班的宣傳圖片裏，初試標價14888元，複試5000元。
記者向他諮詢2023年考研輔導，他推薦了一對一高分學長專業課輔導，從初試到複試保過，價格不超過2萬元，“這個保過班已經是最便宜的了”。當記者詢問如果不過能否退費時，他回答，不到2萬的班是普通的保過班，“即使不過也退不了多少錢”。如果報“更強的保過班”需要支付4萬元，包初試複試和調劑，如果沒錄取，可以退一半。
賭一把概率
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為457萬，比2021年報考人數377萬人增加了80萬人，增長率為23%，創下歷史新高，成為我國研究生全國統一考試以來，增長率最高的一次。
隨着考研人數的日益增長，提供各式各樣服務的考研機構層出不窮：考研擇校分析、封閉式集訓、複試保過班等等。
祁航是一家考研機構的創始人，他總結：“長期來看，在這些業務中，利潤最穩定的就是錄播課，風險最大的則是調劑業務，因為它要麼是賺個整理信息的辛苦費，幾百塊給你一份整理好的各院校調劑情況；要麼就是空手套白狼，收個高價保證院校錄取考生，不過就退款，賭一把概率，只要報名的人多，總能賺到錢的。”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市面上的考研調劑服務五花八門，從幾百元的調劑信息整理，到幾千元的調劑一對一擇校指導，再到幾萬元甚至十幾萬元的“保過”，應有盡有。
祁航介紹，“保證錄取”是很多機構都會開設的一種業務，考研機構往往宣稱自己有關係，能獲取到內部的調劑信息，並有專業指導老師進行一對一調劑指導，保證考生被機構合作的定向學校錄取，如不錄取，則全額退款。
祁航告訴記者，大多數考研調劑服務中，機構所宣傳的“一對一”定製指導服務其實是“一對多”，調劑指導老師往往將同一個信息文檔羣發給每個考生，給考生提供的調劑指導分析也僅是根據模板進行輕微調整。
祁航説，這些保過班利用“暗箱操作” “內部關係”來作為障眼法。很多考生憑藉自己的成績和水平過調劑也是沒有問題的，只要瞭解相關院校公開的調劑信息，按照流程參與複試、進行調劑，就能被錄取，而機構談及的所謂“暗箱操作”根本就沒有生效，“保過”只是起到了一種安慰劑的作用。
而機構宣傳中所説“如不錄取，全額退款”的承諾也有着隱形條款，在什麼條件下退費、什麼時間退費、退多少費用都由機構決定，就出現機構以各種原因拒絕退款的情況。
在祁航接觸的案例中，有些機構最終確實能退款，但退款的時間並不及時，需要考生用研招網未錄取的截圖、身份證等信息提出申請，有時還會以“領導審批較慢”“財務系統出了問題”等各種理由推託退款。有成功獲得機構退款的考生髮帖表示，幾經催促的退款在交費半年多後才返還，並且是由某理財機構的賬户打來的。
一家機構的2023保錄宣傳。受訪者供圖
更細的分工
祁航説，在更模式化運營的機構中，則有着更細的分工，還會有專門的宣傳人員。比如“教務老師”就是專門負責推銷機構服務的人員，他們會加入各大考研交流羣，有些專門負責在羣內活躍發言，趁機打探出考生們的意向院校和基本情況，並以直系學長學姐的身份私信考生，分享自己的“報班經驗”，從而宣傳自己所在的培訓機構。此外，機構還會安插很多“水軍”，在公眾社交平台和羣聊內互相跟帖，以此顯示自己機構的可靠性。
魏書林曾報名了一家知名考研機構的全程班，成功考取研究生後她也回到了這家機構兼職。
魏書林所在的機構為調劑的考生提供了在線智慧系統進行信息查詢，負責數據更新的工作人員用代碼爬取網絡上各個院校的數據，機構內院校在讀的學長學姐也會進行調劑信息補充，考生點進系統之後，可以選擇自己的專業，就能看到可以調劑的院校信息。
祁航發現，考生往往會向上一屆考研成功的學長學姐“取經”，但很少去尋找那些失敗的經驗，而被調劑機構欺騙的考生常常也只能是自認倒黴。
在祁航的經歷中，相對於成熟的機構來講，考生個人的投訴和舉報往往顯得弱勢，無法與之抗衡。大部分機構會有工作人員直接與考生對接，有時也會建立一個付費保過考生的交流羣，但羣內學生被禁止發言，以防報班的考生們相互交流，進行聯合舉報。
社交平台的曝光也會被“控評”，魏書林曾在某社交平台不同問題的回覆區發帖吐槽自己所在的機構很“坑”，但這些帖子都以“侵犯企業利益”的名義被刪除了。翻閲這家機構的相關評論帖，“基本上要麼就是一句話‘我覺得不好’，要麼就是長篇大論説這個機構特別好。”
“天價保過”或涉嫌犯罪
針對類似的“天價保過”調劑案例，北京市常鴻律師事務所彭豔軍律師認為，如果培訓機構或個人利用非正當的行賄手段去做了相關的“內部疏通”工作，則相關人員可能會涉及行賄受賄等犯罪。
如果培訓機構或個人以“有內部關係、百分百錄取”為虛假承諾，實質上未做任何工作，最終並未達到任何“保錄”目標，且事後拒不退費，則他們的行為屬於以非法佔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騙取他人錢款，涉嫌詐騙罪。
針對李成的案例，彭豔軍分析，如果趙老師實質上只是利用自己的從業經驗和信息優勢來幫助考生增大錄取的幾率，但卻總是虛假承諾“有內部關係、百分百錄取”，以此來做噱頭，那麼他的行為屬於以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的行為，構成消費欺詐，可以由市場監管部門處以行政處罰。
李成簽署的協議名稱為《2022年考研調劑服務協議》，在協議中，趙老師收取6.5萬元高額費用後到底提供哪些具體服務？“整個協議中對這些關鍵事項語焉不詳，令人費解。”
另外，對於協議中的大量有利於趙老師的不予退費的免責條款，彭豔軍分析，這些免責條款實質上屬於經營者單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義務、減免自身責任的霸王條款，通常為無效條款，考生可以獲得相應的退費。
“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大量考生無法退款的情況，我本人接到過很多類似的諮詢。”北京盈科（昆明）律師事務所韓卓倫律師認為，“保過班“在法律上屬於一個灰色地帶，相關的法律規定並不完善，違法操作的情況比比皆是。但維權之路往往是艱難的，主要原因是證據不足，或最終培訓機構無可供執行的財產。
彭豔軍分析，在王文迪的案例中，關於“中途退課屬於中途放棄不予退費”的條款屬於霸王條款，有違公平原則。“微店的處理決定系根據合同履行過程中的雙方的過錯，確定各自的責任，比較合理。”
除了李成和王文迪，還有的考生吐槽自己的遭遇：交費2980元，“給三個學校的聯繫方式讓我自己打電話聯繫，最後沒一個進複試。”有的考生花99元才能進羣，羣聊內容為複試和調劑的官方信息、基本準備步驟，聽課人數將近200人，一次課過後羣解散，負責人消失。
彭豔軍認為，機構打着“保過班“的名義招生，這種誇大其詞、語言模糊的宣傳涉嫌虛假宣傳。《廣告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教育、培訓廣告不得含有對升學、通過考試、獲得學位學歷或者合格證書，或者對教育、培訓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證性承諾的內容。相對應的市場監督管理局可以對其展開調查並依法給予相應的行政處罰。”
“保錄包過”嚴重威脅考試安全
記者梳理發現，針對考研培訓機構的亂象，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門都有相關政策規定或整治要求。在2015年教育部召開的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安全工作視頻會議上，時任教育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杜玉波就指出，一些考試培訓機構變換方式，打着所謂“保錄包過”等旗號進行“助考”活動，嚴重威脅考試安全。各地教育考試部門要會同公安、工商等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成員單位，針對新情況，集中開展清理整頓，嚴厲打擊涉考違法犯罪活動。
2022年，教育部《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規定》明確要求：嚴禁招生單位內部任何部門和工作人員舉辦或參與舉辦考研輔導活動。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目前國家針對校外培訓的治理是全口徑的，但現有的實施分輕重緩急，“相對來講，針對成年人的校外培訓治理力度不如九年義務教育大”。
儲朝暉觀察發現，每一年都有“天價保過”的新聞，但這些機構仍有市場空間，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有人通過這些路徑走通了”。在儲朝暉看來，目前的研究生錄取仍然以應試為主，“這樣就給培訓機構鑽了空子”。
他指出，如果評價體系是多元的，綜合的，培訓機構無法滿足多樣化的需求，沒有固定的知識範圍，那麼培訓機構也就不會迅猛地大範圍擴張。
彭豔軍律師也提醒考生，“被動入坑”情有可原，但“主動入坑”實屬不該，考生們要通過正規合法途徑和自身的努力來實現考研夢，而不是去迷信“保過”等非正常手段。
如果已經“入坑”，彭豔軍建議考生通過以下四種途徑解決：與機構協商解決糾紛；向相關部門投訴；申請消費者協會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調解組織調解；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解決；如認為涉及刑事犯罪，可向公安部門報案。
韓卓倫律師建議，投訴可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看簽訂協議的主體是誰，若主體是學校，則向當地教育局投訴；若主體是普通的培訓機構，那麼應向市場監督管理局或消費者協會投訴；第二，看對方是否存在無證辦學，虛假宣傳或者不開發票私賬收款等情況，可向對應的教育局、市場監管局或當地的税務局投訴舉報。
（李成、王文迪、祁航、魏書林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