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滸之戰後,從熊廷弼在遼東的調研報告,看大明是如何失遼東的
崇禎十七年,甲申之年,李自成的軍隊打進北京,崇禎於煤山自縊,宣告了最後一個漢人的朝代結束。隨後滿清入關,因為對於自己是外族,而非中原正統出身的身份帶着自卑感與恐懼(明朝二百多年,始終都有反清復明組織),因此在思想上就更加殘酷的進行管控與限制。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再看看清朝末年的老照片中的中國人,都是一張張麻木的表情和沒有精神的狀態。而清朝的絕對專制統治,使得明朝末年最後一次可以過度到資本主義的機會最終錯失。
細細想一想,其實明朝在萬曆年間,還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樣子,特別是南方的形勢,更是一片大好。大家喝茶的喝茶,聽戲的聽戲,做生意的做生意,吟詩作對,好一片楊柳岸曉風殘月。
在軍事上,萬曆期間,朝廷對於朝鮮,寧夏和播州的用兵,所對付的無不都是極度兇悍的軍隊。然而這些人在強大明朝的國家機器面前,也依然是全軍覆沒。(在這裏插一句,日本的屌絲之王豐臣秀吉,也是因為在朝鮮之役中,自己的嫡系部隊在平壤之戰中被大明絞殺大半,所以才會在關原之戰中被德川家康打敗。因此有人説,是朝鮮之役拖垮了大明,這簡直就是大言不慚,歷史的真相其實就是朝鮮之役,葬送了豐臣這樣的小丑,而大明的滅亡,則更多是人禍。)千里江提,毀於蟻穴。而這大明的蟻穴在哪裏呢?
其關鍵的問題就在遼東地區。可以這樣説,也是因為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政策錯誤,導致最後在西北地區的問題遲遲不能解決,最後使得整個中國長江以北地區的極度混亂,從而導致奔潰。
那麼在那時候,明朝的遼東地區究竟是因為什麼樣的政策錯誤,而導致全國的混亂呢?
這就要從一個人開始説起。
這個人就是第一任薊遼總督熊廷弼。
在薩爾滸之戰之後,可以説,明朝留在關外的精鋭軍隊基本上已經幾乎損傷殆盡,整個遼東地區都混亂的不堪。
面對這樣的局面,朝廷其實還是明白的。因此,就派了一個具有實幹精神,且瞭解遼東局勢的專家去解決問題,這個人就是熊廷弼。
熊廷弼一來到遼東嗎,首先要了解的,就是遼東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何駐守在遼東地區的軍隊如此不堪一戰。要知道,在此之前,大明的軍隊可是完全打贏了萬曆三大徵,而且所面對勢力的人數和戰鬥力絲毫都不輸於滿清八旗的敵人。可是為啥,沒有多久時間,竟然會如此不堪一戰。
首先,一個正常的國家,國家的軍隊是絕對由國家供養和控制的。但是到了明朝中後期,所謂的衞所制度已經無法擔任作戰任務。因此募兵制也就開始興起,説白了,就是職業軍人,拿國家的錢,替國家作戰。
然而因為明朝實行的文官帶兵的政策,而且很多時候,幾乎是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在遇到真的戰場上,以死搏命的時候,就會出現大規模的潰退和逃兵。
面對這樣的用兵窘境,戚繼光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就是戚家軍。在歷史上,戚家軍威名赫赫,特別是其戰績,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完美的戰術隊形與武器配置,在冷兵器時代,幾乎可以説在步戰範圍內,是最完美且無懈可擊的。
但是,就是這樣的一隻部隊,其性質卻是一隻戚繼光的私人部隊。(戚繼光死了之後,就上交給了國家),朝廷對於這樣性質的部隊絕對是不會允許的,但是面對兇悍的倭寇,大明的朝廷也只能依靠戚繼光來對付。這也就解釋為什麼戚繼光的部隊始終保持在四五千人,就是為了怕朝廷的忌憚,所以在人數上進行嚴格控制。
熊廷弼深入遼東的軍隊第一線,發現軍隊的作戰素質幾乎到了讓人髮指的地步,再一次面對滿清小股敵人騷擾的時候他發現
“遼將素怯戰,畏臣法度嚴明,慮無不人人憤私相語,寧死虜,不死臣法。以此責之召募而不召募,責之操練而不操練,責之備禦而不備禦。”
熊廷弼在遼東發現,此地的兵士都是遼東人,幾乎可以説,人人都認識,因為“人情”的關係也是隨處可見。整個遼東地區,都被一個“寬”字所害。所以遼東的軍事,幾乎都是欺上瞞下,欺隱為常,欺騙為常。
與此同時,當時對於遼東的兵員,很多的官員建議“以遼守遼”。然而這個政策,在熊廷弼調研完之後才發現,在現實的環境中根本就行不通。因為在當時,就發現了大量新招募的士兵逃走的事情,甚至有大量的遼將在戰場上帶領士兵臨陣脱逃的事情屢屢發生,
“各援兵方日思逃走,而遼人乃首為之倡。奴賊方聞我兵逃馬損,亟欲奪取遼陽,而遼人乃更以此風聲示賊也。”
面對士兵的出逃,這還不算什麼,在當時,遼東巡撫周永春在寫給熊廷弼的公文中還向他提出了三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老兵冒充新兵
為了可以招募新兵,所以軍隊就把大部分的軍糧首先調配給新軍營,而舊軍營的糧食供給就會相應的變少,因此就有大量的舊營的士兵逃走,換一個名字,投奔的新營。這種事情也是屢禁不止,但是沒有成效。因此,導致的結果就是,軍費花掉了,結果兵員還是不夠,且素質也下降的厲害。
第二個問題:大量的漢人奸細
從成化年間到天啓元年,遼東地區的人口也就在四五十萬户,這樣的人口統計的變化幾百年都變化不大。但是到了滿清崛起,為了徵繳,遼東地區的賦税就日益沉重,勞役也與日俱增,在加上遼東地區屬於四戰之地,軍民壓力大,從而影響生產的積極性。
因為缺乏安全感,更多的貧民投奔當地的豪族甚至滿清,用來維護自家的安全,所以在薩爾滸之戰後,就有大量的滿清的漢人奸細深入明軍控制的城市和軍隊,宣傳各種假消息,用來蠱惑人心,獲取戰爭情報。
第三個問題,就是軍隊家丁話。
在明朝的中期,明朝一直實行的軍屯制度就已經被破壞了體無完膚了,更多的衞所的士兵被軍官奴役,成為了家丁,並隨着軍屯的私人化,遼東地區的衞所制度就徹底的瓦解,貧富的差距變大,養私人的勢力,追求私家利益最大化,乃至可以因為私家的利益破壞國家的利益。因而,勢族的興起、家丁的增多,使得遼東地區的軍隊,已經不是正常意義上的國家軍隊。也導致了滿清的勢力,在遼東地區日益壯大。
因此從以上的問題來看,熊廷弼已經非常清楚,遼東的軍隊基本上已經是廢了。所謂的以遼守遼的政策,也只是紙上談兵,因為從實際的政策來説,根本就無法實現。所以熊廷弼就奏疏朝廷,希望可以從關內調集軍隊,糧草來整頓遼東的軍隊。
但是面對像天啓這樣的皇帝,很多官員都是能糊弄就會糊弄,能不做就不做,甚至就算做了,也是欺上瞞下。比如調兵一事,朝廷中各朝臣都在相互推諉,熊廷弼於是批評道
“兵部尚書黃嘉善、户部尚書李汝華,身擔兵餉重擔,皆圖全軀保妻子,莫有肯為皇上拼死力爭上緊幹辦者,何況各省鎮督、撫諸臣?”
地方上的豪強勢力阻礙,甚至破壞,朝廷的推諉,甚至不作為。熊廷弼一人苦苦支撐,最終也是無以為繼,他的後任,孫承宗,袁崇煥也是無力迴天。三位薊遼總督,二死一退。總結
在解決了南邊倭寇問題之後,明朝最大的威脅也就是處於九邊之外的蒙古部落。其他地區,至少還有長城和崇山峻嶺最為防禦依靠,但是位於長城以外的遼東地區,就顯得格外四面為敵。熊廷弼曾經在考察完遼東之後就説過熊廷弼指出:
“遼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而臨海一面不與焉。虜酋首以百計,控弦數十萬……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界遼為兩段,虜又插入其內,據其心腹而居之,蓋無地無虜焉。”
所以從這句話就可以看出,遼東就是一個孤島,在當時大明的國力來看,就連運送戰略物資都很困難。再加上地方的與朝廷的政策相繼失敗,甚至縱容。最後終於把一支小小的滿清從一隻貓,養成一隻虎。
最後遼東的局面變成,朝廷不斷的把每年的收入和大量的白銀運送到遼東作為軍費和給養,但是基本上都被老兵油子和當地的豪族貪官所侵佔,反而在第一線作戰的士兵沒有得到相應的待遇和補給。
在《明史.左良玉傳》中,就有記載,左良玉早期在遼東當兵的時候,就會經常因為吃不飽和穿不暖,就和一些戰友做一些響馬的勾當,獲取錢財來生活。由此可見,在真實的歷史中,遼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