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宏傑（著名作家、歷史學者）
禮遇
正如阿Q之不敢與趙秀才説話一樣，投奔起義軍以前，朱元璋沒“資格”也沒機會和讀書人打交道。對那些滿腹詩書的“老爺”，身處社會最底層的他滿懷敬慕，卻高攀不上。
起義使一切顛倒了。自領軍以來，知識分子居然主動前來投奔。朱元璋當然受寵若驚，畢恭畢敬。他們隨隨便便出幾個主意，就令朱茅塞頓開，見識大長。馮國用一見朱，就建議他取建康以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長一見面，就説他像劉邦，勸他“法其所為，不嗜殺人，天下不足定也”。這些建議讓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遇明燈，通往皇位的道路一下子清晰起來。朱元璋深刻地認識到——“知識就是力量”。
嚐到了甜頭的朱元璋全力爭取知識分子。他專門派出手下，攜帶大量金銀財寶，四處打聽哪兒有讀書人。他知道，請讀書人出山其實成本不高：只要你客客氣氣，給足他們面子，再給個虛職，他們就會感激涕零，為你賣命。“費得不多，賺頭極大，真是划算的買賣”。
聽説朱升很有學問，朱元璋就學劉備三顧茅廬，“微服從連嶺出石門，親臨其室”。
聽説鎮江的秦從龍學問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兒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前去邀請，並特意遠出南京城門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無大小，悉與諮謀”，“稱先生而不名”。每年秦從龍生日，朱元璋“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秦從龍感激得見人就流淚訴説朱的知遇之恩。
知識分子瞧不起他這個出身寒微的山大王，他也不以為忤，而是愈加低聲下氣。劉基“自以仕元，恥為他人用”，説什麼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處州總制孫炎派人力請，又叫劉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別贈詩勸説。軟磨硬泡，終於把劉基請了出來。朱大喜過望，專門建了禮賢館給劉基等人居住，跟劉基説話，從來都稱“老先生”，在給劉基的信中這樣開頭：“元璋頓首奉書伯温老先生閣下”(《慰劉基書》、《諭劉基書》，《全明文》卷34)，語氣恭敬虔誠得無以復加。
朱元璋的知識分子工作，做得確實太到位了。他的謙虛、熱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識分子紛紛説，“吾輩今有主矣”，死心塌地為他賣命。朱元璋的投入獲得了百倍回報，最終獨步天下。論者多以為，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是他最終從羣雄中脱穎而出的根本。方孝孺就説：“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至太史金華公(宋濂)而賓禮之。”
硬逼
建國之後，隨着形勢的發展，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也發生了變化。
開國之初，百廢待興，各條戰線急需人才。為充實官僚隊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訪求知識分子高潮。他繼續以前的老辦法，命人攜帶大量金錢分赴各地尋訪人才。對知識分子還是堅持“給足面子”，囑咐使臣們：“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遣。”
不過，朱元璋這時的知識分子政策已由一手變成了兩手。天下未定之際，讀書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為逼急了，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對手那裏去。他只能擺出寬懷大度的樣子，置之不問。如今天下已經姓朱，讀書人無處可逃，所以對那些太不給面子的知識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爾顯露一下自己的獠牙。
江西貴溪的夏伯啓叔侄不願在新朝當官，乾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決心。朱元璋聞訊大怒，把夏伯啓叔侄抓到南京，親自審訊，梟首示眾，全家籍沒。蘇州人姚潤、王謨，同樣因為“被徵不仕”，“皆誅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記載：“帝既得天下，惡勝國頑民，竄入淄流，乃聚數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頂，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曰‘鏟頭會’。”就是説，他痛恨那些託身寺廟的遺民，將他們埋入地中，止露其頭，用大斧削去，稱為“鏟頭會”。
在朱元璋以前，雖然君權嚴重，士大夫階層還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山林隱逸”不但被寬容，甚至被尊崇。這是傳統社會留給人們最後一塊自由呼吸的空間，朱元璋卻毫不猶豫地封殺了。他認為，這些拒絕與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這個前乞丐。他發佈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這就是所謂的“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讀書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陽光雨露而活，不為他朱家服務，就是滔天大罪。
胡蘿蔔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顯。天下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東躲西藏，都老老實實出來為新政權服務。大明王朝的官僚體系迅速建立，國家機器按計劃有效運轉起來了。
輕視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識幾筐，成為起義軍首領後，才開始學習讀書寫作。隨着讀書的增多，他對知識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漸漸淡去：原來知識並不那麼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樣可以博古通今，甚至寫出像模像樣的文章。朱元璋漸漸發現，知識分子既有突出的長處，也有明顯的短處。長處是知識廣博，足智多謀，弱點是多謀寡斷，缺乏行動力。朱元璋明白了為什麼古人説“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們做事畏首畏尾，條條框框太多，缺乏膽氣魄力，只會做君子，不敢當小人，所以他們難以獨立成大事，只能追隨自己尋找功名富貴。真正的英雄，還得數他和劉邦這樣的大老粗。明白了這一點，朱元璋漸啓對文人的輕視之心。
建國之後，他在給宋濂的一封誥命中，不經意間顯示了他對文臣學士們的態度變化：“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閲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翰林承旨宋濂誥)
這樣的話，朱元璋在建國前是絕對不會説的。對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評價，別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業的順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脹起來。
隨着政權越來越穩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樣費心費力地去尋訪、邀請，多如牛毛的知識分子主動投懷送抱依附到朱家政權這張皮上。朱元璋廣泛興建的教育系統也已開始培養車載斗量的文化人，一時間知識分子極大豐富，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然而他們在朱元璋眼中的價值也越來越低，朱對他們的整體態度也越來越輕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貴妃去世。貴妃相對於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禮，庶母死，子孫不需服喪。朱元璋十分喜歡這位妃子，要求兒孫給她服喪。文臣們紛紛上書，反對他更改古禮，朱元璋因此寫了篇《孝慈錄？序》，大罵這些知識分子為“迂儒”，説他們只知道死讀書，讀死書，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審時度勢，現實靈活地處理問題：“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又説，這些人其實不過是一羣廢物，做不出什麼好事來，警告後世君主不要過於聽信他們：“朕觀宮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為股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態，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
在另一篇文章《闢阿奉文》中，他更諷刺當朝的文臣們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宮女在皇帝面前敢説真話，今天的文人們卻個個唯唯諾諾，毫無骨氣：“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只是朱元璋沒有想過，唐代宮女之所以敢説真話，是因為她們面對的不是他朱元璋。
不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顧，對於文人學士們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來越敢於評頭品足，揮斥方遒。朱元璋雖然中年之後才開始學習寫文章，但因天分不錯，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雖粗頭亂服，卻風格獨特豪邁，氣勢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獨樹一幟，他也頗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舉行詩文大會，命文臣們作《閲江樓記》。讀完之後無一當意者，於是親自動手寫了兩篇，給文臣們做示範。大臣們當然讚頌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單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學家的寶座。不久之後，對當世文壇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滿意了，寫了《駁韓愈頌伯夷文》、《辨韓愈訟風伯文》等文章，開始對中國文學史的顯赫人物韓愈、柳宗元大加批駁，説韓愈對於“格物致知，尚未審其情”，説這些文人只會講究詞藻，不通人情物理。朱元璋儼然以帝王之尊，指導天下文人如何寫作，文章強詞奪理，滿紙咄咄逼人的霸氣。高己卑人、予智予雄達到了極點。
殺戮
到了晚年，朱元璋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於是洪武朝的知識分子，遭遇了人類史上罕見的浩劫，上流精英幾乎被一掃而光。
雖然朱元璋越來越看不起知識分子，但他對知識分子的防範戒備心理卻絲毫沒有放鬆。起因是“士誠小人”這個典故。
洪武初年，因不滿朱元璋的重文輕武，一位武臣對朱元璋大講知識分子的壞處。他説，這些人心胸狹窄，嘴巴又刻薄，經常變着法地罵人：“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還説張九四(張士誠)原為優禮文人，請他們給自己改名，哪成想他們竟給他取名“士誠”。
朱元璋説，這名字很好啊，有什麼毛病？
武臣説：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講，《孟子》上説了，士，誠小人也。這是罵張士誠小人啊！朱元璋聽後，立即找《孟子》來查，發現果然有這句話。他不禁竦然而驚：張士誠也算半個君王，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憐。無非是讀書人欺負他鹽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這樣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們瞧不起。從此朱元璋就開始對文臣們大起疑心，閲讀奏章也多了個心眼兒。
朱元璋口口聲聲稱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畝”、“出身寒微”，顯得十分豪爽坦率。但這些話只能他自己説，別人可千萬不能説。實際上，做過乞丐與和尚一直是朱內心深處最大的一塊傷疤，萬萬觸碰不得。大明臣民其實誰也沒有膽子也沒有興趣當着朱元璋提這壺水，但朱元璋卻成天疑神疑鬼，防範過度，自己暗暗制定了一系列奏章“敏感詞”。但凡“光”、“禿”、“僧”等與和尚沾邊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因為是起義起家，所以也討厭人提“賊”和“寇”。大臣們慢慢知道了他的忌諱，就不再用這些字，朱元璋卻更不放心，總懷疑別人會更加拐彎抹角地罵他，遂將防區無限擴大，到了極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為音近乎“僧”，在他看來就不懷好意；“則”字也很危險，因為“則”在淮西方言中發音與“賊”同。
因為這些秘密的敏感詞兒，無數人人頭落地。慘烈浩大的洪武文字獄，一方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殘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知識分子面前無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
人到老年，人格常會發生劇變。朱元璋晚年身體很不好，多年超強度的腦力勞動又使他出現精神變態，嗜殺心理越來越難以控制。再加上經過十多年的經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知識分子已入其彀，無所逃乎天地之間，他遂開始隨心所欲，通過無節制的屠戮來發泄自己的不良情緒。洪武晚年，稍有名氣的文化人幾乎都難逃一死。死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文字獄，一種是牽連進各種大獄之中。
先來看看高啓。高啓乃明初“吳中四傑”之首，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為户部侍郎， 高啓卻不願意幹。朱元璋當時不但沒有強迫高啓， 反而賜予大量金帛放其歸田裏，一時傳為佳話。
其實朱元璋是不得已而為之。當時剛建國不久，他需要擺出一副豁達大度的英主姿態， 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但心中已對高啓暗藏不滿，時時盤算着報復。到了洪武七年，局勢已經徹底安定。這一年高啓創作《上梁文》， 以“龍蹯虎踞”一詞形容魏觀的府治。朱元璋以為此語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 非他人能用， 故將高啓腰斬。
除了高啓，“吳中四傑”中另外三位，楊基、張羽、徐賁也都沒有一個得到好下場：楊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後被讒削職，罰作勞役，死於工所；張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後獲罪貶謫嶺南，沒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龍江以死”；徐賁入明曾為給事中，後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邊疆的明軍路過河南，他“坐犒勞不時”，也就是沒有及時提供給養，下獄而死。
除了“吳中四傑”外，明初另外一批最著名的文人學者，都被召集參與《元史》的修撰。然而修完《元史》，他們大都也沒有好下場：詩人王彝被朱元璋藉故殺死；高遜志“以事謫朐山”；傅恕“後坐累死”；張孟兼為吳印所訐而被殺；張宣“坐事謫徙豪梁，道卒”。
此外，還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因種種莫名其妙的原因死於非命。“淹貫經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為給藍玉當過家庭教師，藍玉案發，“父子亦坐死”；大詩人孫蕢，因為曾給藍玉題畫，“遂論死”；“工畫山水、兼善人物”的畫家王蒙，僅僅因為曾到胡惟庸家裏看過畫，胡案發後，“坐事被逮，瘐死獄中”；宮廷畫家趙原奉命畫歷史上的聖賢像，“應對失旨，坐法”；畫家盛著奉命畫天界寺影壁，結果畫出了毛病，他竟然在龍背上畫了一隻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龍背，不稱旨，棄市。”
類似事例不勝枚舉，一時才能之士“倖存者百無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這樣寫道：“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貧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這些文人小臣沒幾個有好下場，就是那些一直追隨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識分子，也鮮有善終者。朱元璋起兵後，第一批追隨他的知識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長、陶凱、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個善終外，李善長被滿門抄斬，陶凱因致仕後起了個號叫“耐久道人”，朱元璋“聞而惡之”，找了個藉口抓來殺掉了。第二批追隨朱元璋功勞最大的文士是劉基、宋濂，劉基因不被朱信任，罷官回鄉，後被胡惟庸(一説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則因其孫宋慎的事，被誅連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縊於夔州。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善終者寥寥無幾。以熱情延請開始，以摧殘屠戮告終，這種專制君王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遊戲，在中國歷史上不止上演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