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東歷史沙盤推演第二期:孔有德與明末“登萊之亂”
(編者按:上一期的膠東歷史沙盤推演,介紹的是清軍攻打於七之戰,這一期要覆盤的戰事,則是明軍平定孔有德“登萊之亂”的過程。在古代,膠東半島偏於一隅,大的戰事數量不多,明末清初是一個集中期,以上兩場戰事,均發生於這一時間段內。)
1、導火索
明崇禎四年八月,關外的大淩河之戰爆發,皇太極率領後金主力圍困大淩河城,守將祖大壽告急。明廷隨即調兵遣將,準備增援。
增援有梯次之分,關寧(山海關、寧遠)距離大淩河較近,率先派出援兵,但未能解圍。於是,明廷開始從較遠的地方徵調兵力。駐驊山東登州的登萊巡撫孫元化,在接到朝廷調令之後,決定派遣麾下的遊擊將軍孔有德率領軍增援。
孔有德原系皮島守將毛文龍部將。皮島孤懸海外,明廷難以有效掌控,只能以高官厚餉羈縻。毛文龍的部屬,私人軍隊性質濃厚,多數士卒只知有大帥(毛文龍),不知有朝廷。多年之後,孔有德以清朝定南王的身份攻取桂林,俘獲張居正的曾孫張同敞時,曾被後者痛罵為“毛文龍家提溺器奴”,其與毛文龍之人身依附關係,可見一斑。
私兵的性質,養成了跋扈的習氣。即便是在崇禎二年毛文龍被袁崇煥以尚方寶劍斬首之後,其部下雖然人心惶惶,但跋扈本性不改。孫元化此前曾在遼東任職多年,認為遼人可用,因此在就任登萊巡撫之後,很快將流落登州的皮島舊部毛承祿、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提拔為登州駐軍的將領,為後來的“登萊之亂”埋下了伏筆。
以皮島舊部為代表的遼人,在登州意常怏怏,頗有“寄人籬下”之感。雖然正史中沒有詳細的記載,但蓬萊民間有個傳説,孔有德當年一度曾給登州大户人家放羊,受到鞭打之後一直存心報復,最終釀成“登萊之亂”。
放羊之説不可信,但遼人與當地人的“土客矛盾”,的確是“登萊之亂”的導火索之一。
崇禎四年十一月,在朝廷和孫元化的催促下,孔有德一行,才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整裝出發。
從山東登州到遼西的大淩河,走陸路基本就是環渤海轉半圈。孔有德所部剛走出山東,到達直隸的吳橋縣(河北省滄州市吳橋縣)時,這支軍心不穩的隊伍就出現了狀況。
路過吳橋時,遭逢雨雪天氣,孔有德所部糧草不濟,士卒滿腹怨氣。有位小卒偷吃一位王姓大户的雞,結果對方找到孔有德“怒訴”。此時的孔有德還頗為“正派”,將偷雞的小卒鞭笞了一番。沒想到,正是這次“吃雞事件”,成為了“登萊之亂”的直接導火索。
2、叛軍回攻
二十多年後,清朝定南王孔有德被南明的李定國部圍困在桂林,兵敗將死之際,他發出感嘆,大概意思是:並非一心做賊,誤入軍中,身不由己。
在吳橋兵變之初,孔有德的確多少存在“身不由己”的狀況。根據登州府志的記載,鞭笞偷雞小卒之後,全軍譁然。他們多數人是為吃糧而當兵,普遍心態是“我們為朝廷賣命,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吃你幾隻雞怎麼了?”在這種情況下,先前被孫元化派去買馬但虧空的李九成,利用士卒的怨氣,“劫孔有德叛亂”。
關於叛亂之初,孔有德軍隊的人數,各種史料記載不一,有的稱七百人,有的稱三千眾,總之,兵力並不強大。但一來,叛軍背水一戰,有恃無恐,且久經戰陣;二來,山東巡撫和登萊巡撫態度遊移,主張採用安撫政策,並未全力圍剿,使得這支人數不多的叛軍一路上接連攻陷臨邑、新城等數座城池,大搖大擺回到登州,並且形成圍攻之勢。
每次讀史至此處,頗令人難思其解。孔有德叛軍起初不過數千,而登州城內兵力保守估計過萬,以數千之兵力,為何能圍攻萬人防禦之府城?推測之下,很有可能是明末民不聊生,叛軍自吳橋返回登州途中 ,一路裹挾饑民,使得人數快速膨脹,與登州守軍旗鼓相當,而氣焰正盛,因此能以少圍眾。
3、登州陷落
萊州、登州兩府,就規模(人口錢糧)而言,在明朝中前期,萊州更大。但在明朝末年,隨着登萊巡撫的設立,登州的政治軍事地位陡然提升,並且發往遼東的糧餉和貨物都在此轉運,因此登州一時之間,成為整個山東頗為亮眼的一座府城,史稱“登之繁富,遂甲六郡”(山東當時總共只有六個府)。
但在整個“登萊之亂”過程中,登州的表現讓人大跌眼鏡,而萊州則戰鬥英勇,以至於此後膠東半島流傳這樣一句話:“紙糊的登州,鐵打的萊州”。
登萊巡撫孫元化事後被明朝論罪問斬,他在此次戰亂中的表現,的確很不稱職,一直以招撫政策為主,直至兵敗被俘。
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孔有德叛軍進逼登州城下,登州守軍出戰數次,皆不利。如果全力防守,叛軍短時間內亦難有進展。可惜,登州城內的遼人都人心思變,孔有德派小分隊潛入城中放火,留在城內的耿仲明等人很快發難,響應叛軍,於是在崇禎五年正月初三,登州陷落,距離叛軍攻城,前後僅十餘天。
登州陷落之後,城中百姓也遭到塗炭,死者眾多,在《蓬萊縣誌》中記載了大量忠於明朝的殉節者,其中以世襲登州衞軍户居多,如金姓指揮使,城破後殺身成仁,耿仲明平時與他交好,為其收殮;又如蔣姓指揮僉事一門數人,都死於此戰,蔣姓原為登州城內大姓,至此逐漸式微。還有很多登州望族,為躲避戰禍,紛紛遷居鄉下。後來,明軍雖然收復登州,但登州城元氣已傷,清代數百年中未能恢復,城市規模始終有限。
4、孔有德的佈局
孔有德叛軍攻佔登州之後,有四種進軍路線選擇。
登州位於膠東半島北海岸線的中段,東可至福山、寧海、文登,北渡海可至旅順,西向經黃縣、招遠可至萊州再入山東內地,南翻山則入棲霞境內。
就當時的形勢來説,西向攻萊州,據膠萊河天險而守之,進可威脅山東內地,退可劃河自守,割據膠東而稱王,為上策;東向、南向收取登州屬縣,積累兵馬糧餉,以逸待勞,等待明軍來攻,為中策;放棄登州,捨棄輜重,北渡海至遼東,雖然可以避免明軍征討,但好不容易得到的登州錢糧,不戰而拱手讓人,且後金方面態度不明,容易騎虎難下,因此為下策。
從行軍路線來看,孔有德以主力向西進逼萊州,以偏師進攻福山,在戰敗之後,棄登州而渡海北上,似乎是上中下三策並舉。
據登州府志記載,叛軍率先派軍攻打黃縣,黃縣距離登州府城近在咫尺,城小兵弱,抵抗兩晝夜之後陷落。黃縣陷落,招遠聞訊投降,叛軍不到半個月之內,連下三城,氣焰頗為囂張。
不過,幸好在東面的福山方向,叛軍進攻不利,未能攻下縣城,使得膠東半島東部的人力物力未被叛軍所用。客觀上,削弱了叛軍的實力。
就戰略意圖來看,雖然孔有德最後北渡海投降後金,但他最初的打算,應該是仿效毛文龍割據皮島一般,劃膠萊河為界,以膠東為地盤,做一軍閥而已。向西進攻萊州,一來是為了控制進入膠東的通道,以此自保,二來是嚮明廷施加壓力,增加談判籌碼。不過,當時明朝實力尚存,又迫於言官尤其是膠東籍言官的諫諍,最終下定主意,棄撫而剿。
5、萊州攻防
崇禎五年二月初三,叛軍攻至萊州城下。
當時的萊州城內,雖然有山東巡撫和新任登萊巡撫兩位封疆大吏坐鎮,但萊州軍儲不如登州,叛軍又接連取勝,氣焰正盛。攻守之勢,相比之前的登州,壓力更大。
當時明軍精鋭都在邊塞,前來增援萊州的軍隊,大多從山東內地調來,戰鬥力有限,意志力亦不足。多位副將、總兵率領部署在昌邑逡巡,不敢渡膠萊河而攖叛軍之鋒。
東線福山方向和北線旅順、天津方向,明軍都組織過進攻,但均損兵折將,無功而返。
所幸的是,萊州城內,軍民齊心抵抗,叛軍始終未能攻下城池,為明廷調遣精鋭贏得了時間。
半年之後的崇禎五年七月,久攻不下的叛軍使出詐降的詭計,將新任登萊巡撫謝璉和萊州知府朱萬年騙出城外軟禁起來。兩人不屈,朱萬年在萊州城外就被叛軍所殺,謝璉被送到登州府之後,亦被李九成所殺。
朱萬年殉難之日,恰好為七月初七,為紀念這位鐵骨錚錚的知府,萊州府形成了“七月初七初六過”的民俗,延續至今。
6、關寧鐵騎
孔有德叛軍在此前連戰連捷,氣焰囂張,曾聲稱:“雖關寧鐵騎至,能奈我何?”
一語成讖。連續喪師失地之後,明廷下令,從防禦後金的前線抽調關寧鐵騎,開往山東平叛。
這支關寧鐵騎不過四千八百人,兵力雖然不多,但都身經百戰,戰力十足。值得一提的是,在援軍當中,還有吳襄吳三桂父子的身影,後來叱吒風雲的吳三桂,當時只不過是一位年輕的偏裨而已。
崇禎五年八月,前來增援的關寧鐵騎進至萊州沙河,與孔有德叛軍遭遇。一場大戰下來,叛軍大敗。援軍從沙河追至萊州城下,叛軍連夜拔營撤走,長達半年多的萊州之圍遂解。
援軍乘勝東進,很快收復招遠。當月底,援軍進至黃縣北馬,叛軍號稱十萬之眾,在松林中設伏,圍攻關寧軍。關寧軍奮力拼殺,再次擊敗叛軍。北馬大捷之後,叛軍奪氣,逃回登州城內,開始被明軍圍困。
7、渡海而逃
此一時彼一時,叛軍被困在登州城內之後,當初向北渡海的下策,在新的形勢下,也成為上策。
崇禎五年十一月,叛軍首領李九成(叛軍攻克登州城後,推舉李九成為首,孔有德次之,耿仲明又次之)出戰,被明軍斬殺。在此之後,孔有德等人已無戰意,籌劃渡海北逃。
從登州到後金控制的遼東區域,中途需經過長山列島和旅順。為防止叛軍逃竄,旅順守將黃龍先後派兵加強隍城島和旅順口等地防禦。崇禎六年二月,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祿等人相繼乘船渡海北逃,中途遭到黃龍所部攔截,傷亡頗眾,毛承祿等人被斬。孔有德、耿仲明登岸後,投降後金,隨後,廣鹿島守將尚可喜也投降。此三人,也成為清朝入關後的“三順王”。
孔有德逃走後,餘部在登州城內仍負隅頑抗,登州府志記載,最後有一部分叛軍退入蓬萊閣內,官軍樹起招降旗幟之後,才有部分人放下武器,除此之外,自縊及投海而死者甚眾。
至此,歷時一年有餘的“登萊之亂”落下帷幕。
8、結語
單純就戰爭烈度而言,明軍平定“登萊之亂”的過程,或許規模不如明末清初其他戰事。但其影響,頗為深淵。
在此之前,明朝構建海陸兩大防線對抗後金,關寧防線抵擋後金正面進攻,登萊及遼東海上防線,威脅對手背後。“登萊之亂”後,明軍雖然收復膠東失地,但元氣大傷,登州作為遼東前線的後勤基地的作用大大降低,此後數年,遼東諸島相繼失陷,海上防線基本瓦解。消除後顧之憂的後金,可以集中全力,從正面進攻關寧,這也為崇禎後期松錦大戰的結局又埋下了伏筆。
此外,孔有德叛軍投降時,攜帶了大量的西式火炮,大大提升了後金軍隊的裝備和戰鬥力,改變了其原本不擅攻堅的狀況。再者,孔有德率領成建制的漢族軍隊投降,也開啓了明末清初的投降潮,此前投降者,大多實力有限,尚未形成風氣。而此後數十年間,統領大軍而歸順清朝者,比比皆是。
從以上意義來看,“登萊之亂”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明末清初的歷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