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使者訪華，揭開“康乾盛世”的謊言，不過是歷史的諷刺

文|小韻同學説歷史

1792年，在乾隆時期英國國王派出一支龐大的使臣隊伍，由馬戛爾尼勳爵帶領前往中國，然而在來到中國之後，英國人非常震驚，因為中國在很多方面和他們的想象不一樣。在來到中國之前，英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人人都綾羅綢緞。然而到了中國之後，他們的第一個印象，中國人非常窮。

那麼中國人為什麼會那麼窮?

戴逸先生主編過一套書《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其中有一章介紹到，十八世紀，普通英國農户一年的收入是137鎊，除去各種花費，每年能有11鎊的剰餘。換成中國的白銀，大約40兩白銀左右。而同時期一箇中等中國農户，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全年支出平均為35兩，也就是説，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根本沒有生產剩餘。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十分普遍。

那麼，為什麼康乾盛世是一個貧困盛世呢？

主要是因為人口的原因。

本來，乾隆朝的全國糧食產量比前代有大幅增加。乾隆皇帝提供了長期的政治穩定，他又主動推廣紅薯、玉米的種植。所以乾隆朝的糧食產量是歷代最高。

秦朝漢朝中國的糧食總產量達到400億斤，唐代為600億斤，宋代為800億斤，明代為1400億斤。而到清乾隆晚期，糧食總產量達到了2000億斤。

但與此同時乾隆朝還有另外一個紀錄，也就是人口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幾千萬左右，只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一億。然而在乾隆六十年的統治生涯中，中國的人口增長了一倍，乾隆晚年人口接近三個億。

所以糧食總產量雖然創了歷史最高，但人均下來，又是歷史最低。歷代糧食人均佔有量，秦漢和隋唐都是將近1000斤，宋代為1450斤，明代為1200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這是秦朝以來最低水平.

所以我們看漢書記載，漢代文景之治的時候，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聚會的時候，家家户户都騎馬，而且全騎公馬，誰要是騎母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眾人嘲笑。但是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

所以乾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也是一個貧困的盛世。這種貧困還不僅僅體現在經濟上，更體現在政治上。

到了中國之後，英國人發現，大清王朝雖然不那麼富裕，但有一點非常厲害，那就是國家非常有秩序。如此龐大的一個帝國，從政治統治上確實是井井有條。“自進入中國境內以來，在這樣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

英國人説：“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個統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宇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於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這與歐洲完全不同。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於歐洲：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他們在中國感覺非常安全。

中國官府的行政組織能力非常高。英國人到中國來，為了討乾隆的好，給乾隆帶了好多禮物，打包後一共是六百多個包裹，這些包裹形狀大小不一，從船上卸下來後，又輾轉多次才送到目的地，所以英國人認為肯定有一些東西會損壞。

但是在中國官府的強有力的組織協調之下，這些東西由中國勞工，迅速地從船上搬運下來，幾經輾轉運到承德，組裝完畢，沒有一件破損，英國人説這種政治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的確，在中國這兒—切似乎只要朝廷一聲令下，什麼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隨時得到執行。”

但是這種政治效率達成的方式是英國人想象不到的。

英國人長途航行的目的地是天津，但是因為他們不熟悉中國的航路，所以誤打誤撞跑到了浙江的定海。到了定海之後，他們需要當地官員找兩個領航員，沿着海路給他們領到天津。

英國人到來之前，通過兩廣總督給乾隆打了個報告，乾隆已經知道他們要來， 乾隆説：外交無小事，沿海的官員如果遇到英國的貢使，乾隆認為他們是來進貢的，遇到英國的貢使一定要好好招待，所以定海總兵當時滿口答應，發下命令去找領航員。

但是定海總兵尋找領航員的方式跟英國人的想象是不一樣的。按英國人的邏輯，中國官員應該高價懸賞。一百兩白銀沒人去，那就二百兩，二百兩沒人去，就一千兩，總有人會給英國人服務的。

但是定海總兵並不這樣辦，總兵派出他手底下的士兵到城裏挨家挨户搜尋，調查誰航過海，讓英國人在大堂上坐等，一會兒工夫，士兵就帶來了好幾十箇中國老百姓，黑壓壓地跪在地上，士兵説他們都航過海。

然後總兵詢問誰到過天津，最後找出兩個人去領骯，但是給多少錢呢？一 文錢報酬也不給，因為這是國家的任務，而且總兵衙門也沒有這筆經費。

這倆人説我們已經十多年不航海了，現在改行了，在城裏做買賣，如果我們去領航，買賣沒有照看，家人沒法養活。總兵説你們如果不去，唯一的結果就是挨板子。最後這兩個人只能跟着走了。

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一幕讓英國人感覺不寒而粟，在歐洲這是不可想象的。英國人説："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麼美妙。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拋家離子，從事於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除非是在一個專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國度，這是不能容忍的。

英國人認為，歐洲和中國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馬葛爾尼認為“中國政治制度上沒有代議性質的機構來幫助，限制或監督皇權””在中國的政治、倫理和歷史的文獻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論，他們認為這種理論最後一定導致犯上作亂。”

當時的歐洲，正流行着一股中國熱。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樣，當時很多歐洲學者讀過了傳教士翻譯過來很多中國經典，認為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治理的非常好的國家，紛紛號召向中國取經。

法國啓蒙思想家伏爾泰在他家的小禮堂中，畢恭畢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畫像，他稱中國是“世界上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德國大數學家萊布尼茨被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他認為中國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

今天的中國努力的向世界靠攏，與西方接軌。那時歐洲學者們卻説，要向中國學習，要與中國接軌。伏爾泰説：“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這種對遙遠文明的"狂熱"，其實是人類文明史上常見的現象，所謂"外國的月亮比本國的圓"。正如同近代以來一些中國人的"崇洋"得熱潮一樣，其本質都是"借他人杯酒澆本國的塊磊"，目的是以他處之長攻本地之短。

這種"中國熱"之所以在歐洲興起，其實是啓蒙運動中的歐洲知識分子藉助中國文化中的世俗精神，來批判中世紀歐洲的神權迷信。這裏面既有對中國文明的獨特解讀，也摻雜着一些"美麗的誤會"。

然而，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美麗中國神話。

使團到達天津後，全體成員乘坐中國官方提供的平底船，沿着運河由天津前往北京。以前中國人沒有見過金髮碧眼的洋人，所以紛紛擠到運河邊上的小船上去看熱鬧。官方的大船行進的過程中，邊上的小船大家都往前面擠，就把船給擠翻了，許多人掉進河中。

馬戛爾尼使團的人發現，"周圍有這麼多船，沒有任何一個人跳下去救人，那麼掉到河裏的人顯然是不會水的，所以英國人叫中國的官船的水手停下來，跳下去救人。官船的水手説不能停，因為官船開到哪是有定製，如果停下來就影響了整體的計劃，所以繼續往前行駛。所以英國人説：這幾個可憐的傢伙，肯定有幾個淹死了。

所以乾隆時代到中國的這些英國人，對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印象非常深。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只不過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變了："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結果。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 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的另一個人。"

這些英國人當中的好幾個回國後寫回憶錄分析説，中國這種國民性格，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因為他們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觸過大量的華人，這些海外華人看起來都很正常。

他們的回憶錄紛紛在英國出版，第一次向全世界撩開了中國這個神秘國度的面紗，導致西方人的中國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

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制，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暴政的典型。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

在英國使團到達中國之前，歐洲人從來沒有想象過武力進攻中國的可能性，中國如此強大，誰敢挑釁中國。然而，馬戛爾尼使團一回國，以武力教訓中國的聲音就開始在歐洲響起。而且這種聲音還披上了文明的偽裝。

馬戛爾尼宣稱：“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財產安會的政府所取代，那麼中國人的進取心和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從隨之而來的財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將會獲益，全世界將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這就為後來的鴉片戰爭進行了思想鋪墊。

所以説提到鴉片戰爭，提到後來中國被侵略的歷史，我們一般都會都認為，這是在晚清那幾個懦弱無能的道光、咸豐這樣的皇帝的統治下才會發生的，但其實早在剛早的時候就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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