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本週三，除個別受疫情影響的地區外，全國絕大多數中小學都正常開學了。今年的新學期有些特別，老師、家長、學生、培訓機構，整個社會都在關注：中央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雙減”政策，最後會怎樣落地？
開學之前，更有一系列措施細則接連出台，比如一二年級不佈置書面作業，節假日、寒暑假不允許校外培訓，校長、教師輪崗等等，政策的密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
“雙減”為何會成為關鍵詞？
它將給學生帶來哪些改變？
我們的義務教育
會藉此走上更為均衡的發展道路嗎？
孩子放學了，家長還沒下班？雙減政策如何保持高水準落實
早上六點半便有老師到校，六點四十分到八點左右，無論住得遠近，孩子們都陸陸續續在家長陪同下到校。家長們告訴記者，由於良好作息，雙減之下，不早於8:20的上課時間對孩子睡眠時長影響不大。相比於睡眠，校長吳建民更看重的是，孩子們以往在校的學習生活方式，是否要因為政策而改變很多。
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校長 吳建民： 至少在六年前我們也在想，像一年級的小同學，字還認得不全，他要入學的時候，手部的小肌肉羣還沒發育好，你要讓他寫過多的字，他有時候跟畫出來的一樣。紙面考試對他一定是有難度，這也是困惑了很久的事情。所以我們曾經就做了一些嘗試，比如説我們曾經的一個活動，叫做“帶我的朋友遊師大”，讓孩子們瞭解我們的學校，瞭解我們的社區。比如第一站進超市，超市裏面我們就説給你一個限定，比如有10塊錢，你們一組有4個小同學，我們要給大家每人都買一個禮物。買什麼樣的禮物，你要學會去解決問題。到了二年級寫字比較多了，掌握的字詞也多了，能不能做一個手工書製作，自己編個故事寫本書，把所有學過的字詞要用在裏頭，這就是相當於我們作業一樣，它就有意思了。
“一二年級不進行紙筆考試”，也“不佈置家庭書面作業”，這正暗合了吳建民多年的探索，也呼應着他提供的一份2015年海淀區某課程計劃中有關作業的表述。三至六年級書面作業平均完成時間不超過60分鐘，且在校內完成，該年級段每學期只有一次期末考試。無作業或者少作業與少考試，如何評價學生知識的掌握程度，學校沒少想辦法。
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校長 吳建民： 這次雙減實際上看似減，實際上在學校裏面是要提高效率和質量，學校的要求裏面就已經提出了要對作業進行重新設計。
單一學科或跨學科一定要與實踐結合，這是吳建民極為看重的學習過程中的質量監控。而“雙減”中，從下午三點半到五點半的“課後服務”是抓學習的另一道保險槓。因為這部分時間可以讓學生在校內寫完作業，同時可請老師答疑解惑等。而這一時間分配，是吳建民認為學校唯一需要增加和改變的東西。
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校長 吳建民： 課後服務也不是今年剛提出來的，實際上前幾年已經都講了。原來的3:30放學之後，每天都有幾十個興趣小組社團活動，孩子們是自選，就跟這次一樣，我們現在引進的抖空竹、美術、還有像一年級的尤克里裏。我們今年這個學期，從下週一開始的興趣小組，比上個學期每天增加了將近10個以上的項目。
當然這少不了至少一小時的體育鍛煉，這些豐富多元的活動，也填補了原本曾花在學科輔導班上的時間，住得近的家長也不必早早接孩子放學。吳建民還發現，老師們從一大早上班到五點半下班，比往常似乎更累，教研備課時間縮短。
同樣的，政策實施初期，如果一年級學生一開始就捱到下午五點半，體力消耗、想家等問題都需要及時解決。
對此，吳建民覺得，無論是老師、學生還是家長，只有他們的問題得以解決，“雙減”政策才能保持高水準落實。事實上，政策的施行給這些問題解決提供了空間。
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校長 吳建民： 按照市區文件也是基本的一個精神，家長如果有特殊的需要，可以請假下午四點半離開，也是考慮了大家都自願的選擇。比如説請一個學期，就一個請假條，因為長期請假需要學校來批，如果臨時請假，就讓班主任批，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開學首日，一條新聞在北京的家長中間廣泛流傳：東城區“最牛小學”的校長，正式到轄區內的一所普通小學輪崗。同在這一天，東城區和密雲區的一些中小學，也迎來了首批輪崗的校長和老師。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原學校的骨幹力量，具有豐富的管理和教學經驗。根據北京市安排，今年年底前，還會再有六個區加入進來。校長、教師輪崗，目的是讓優質教育資源流動起來，使教育更為均衡。老師走上了新講台，學生迎來了新面孔，他們之間互相適應嗎？新的課堂又會發生哪些改變？
“共享名師”真的來了
周羣，是北京景山學校的一名語文特級教師。新學期，有着三十年教齡的她，以骨幹教師的身份，來到北京前門外國語學校交流輪崗。本節課是她在新講台上的第一節課。
北京市東城區首批交流輪崗教師 北京市特級教師 周羣： 我一直會強調學情，到具體的教學實操層面之間必須放大考慮的是學情。所以我是有經驗的老師，我有很多現成的方案，在教學當中其實現在每一天的教學設計都有動態的，我可能三天前就設計完了，我到昨天接觸完了學生，我到今天早上、昨天晚上都作臨時性的調整。
北京此次提出，幹部教師的交流要以最基本的教育週期為單位。周羣也將在輪崗校完整開展一學年的教學。不以“過客”的心理輪崗，周羣只能在充分掌握學生情況的前提下開展教學。除教學之外，她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帶教年輕老師。
北京市東城區首批交流輪崗教師 北京市特級教師 周羣： 我對我自己的期待，説要把這三個徒弟帶一年，我會跟青年教師提要求，從我帶着你做，到我指點你做，到你自己獨立做。跟老師開誠佈公談的時候也是説，我最擔心的是大家不問我問題。我説那我就沒有作用了，我光教兩個班，我光跟幾個孩子説，我覺得這不是我要發揮的最大作用，我最怕的就是你們不問我，我就跟老師們都已經表達這個意思了。並不是説拆了東牆補西牆，你把高的給挖掉了去填坑，然後去造成一種表象上的公平，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對於輪崗，周羣想最大限度發揮她的作用，利用其工作經驗給新學校儘可能帶來一些改變。但與此同時，新學校能否接納和配合，也成為了前去輪崗的骨幹教師最開始擔心的問題。
北京前門外國語學校校長 楊梅： 我認為雖然是外國語學校，相對來講，孩子的語文水平，還有我們語文教學方法一直有待於提高。所以這次周羣老師能夠派到前門外國語學校，也是我們學生的一個福氣，也是學校語文教學水平提升的希望。
事實上，北京此次輪崗考慮到了流轉學校的需求，更關注骨幹教師能在學科組、年級組層面上如何發揮作用。周羣的到來，恰好讓亟待提高語文教學水平的前門外國語學校看到了機會。
北京前門外國語學校語文教研組長 曲文芳： 我們老教研組長退休了，然後我是去年十月份剛接過來，也算是一個新手。周老師做教研組長也做過十幾年了，特別老道，我們也好好地跟她學學教研組長怎麼做。
在一定時間內更換工作地點，對老師的個人生活而言，勢必會造成影響。此次主要是區域內輪崗流動，對於周羣個人而言，已經讓生活的不便儘可能降低，但如何與新同事儘快磨合、適應，才真正考驗着她的工作能力。
北京市東城區首批交流輪崗教師 北京市特級教師 周羣： 能夠思想上和大家都有一種共通，我尊重大家，我也不會指手畫腳。那誰不願意讓自己做一個升級版的老師對吧？你把定位説清楚了，我總覺得老師也是有覺悟的。
為了儘快認識新同學，周羣和同學們互寫了一封信。
北京市東城區首批交流輪崗教師 北京市特級教師 周羣： 孩子們都願意自己有一個好老師，願意有一個自己的引路人，特別樸實的願望，所以我自己的觀念上就有變化。我曾經也擔心過，就是説如果都流動起來了，一所學校他自己的特色怎麼保持。我在景山學校到今年是30年，我也是對學校充滿了感情的。實際上我的觀念就是在於，從原先關注自己學校的教育，到關注不光是區域的教育，而是關注教育本身，是不是應該有公平教育，這是肯定的。我就要去想，我能夠為公平教育做到什麼？
國家開展義務教育階段的“減負”工作，已經有21年了。最初的十幾年，減負主要還是針對來自校內的課業壓力。但到了2018年，也就是3年前，校外培訓機構和家庭的壓力被納入了進來。此次“雙減”更是直接將校外培訓單獨列為重要的一環。據統計，我國中小學的課外輔導培訓機構遠超我國的小學規模。“課內減負，課外加負”，是什麼催生了如此龐大的需求？本該快樂成長的小學時代，為什麼壓力重重呢？
義務教育迴歸基本價值：公平、非選擇性、非淘汰性
某省級重點小學教師： 以往三四五年級，每一學年會有一個全區的質量抽查，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説的調考、合格率和優良率。如果説達不到相應的標準，就會影響學校的績效評價，41個人的班只能允許有一個不及格，如果達不到，相當於我們拖了學校後腿，那是比較嚴重的。調考期間，練習量肯定是大於平常。
提起考試，可能不少學生就會立刻感到沉甸甸的壓力，眉頭緊皺。新學期剛開始，教育部就發來通知，要大幅縮減義務教育階段的考試次數。今後，除了初三年級外，其餘年級都不得再組織區域性或跨校際的考試，週考、月考、單元考、隨堂測驗，也被明令禁止了。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 楊東平： 義務教育階段降低考試的比重，這是必須的。天天圍繞着考試學，直接的後果就是學生的厭學，現在小學生的厭學比例已經相當高了，這就完全違反了教育的本意。小學生最重要的是什麼？身心健康。他還要學十幾年，你在小學的時候，就把他打倒了。孩子的成熟和成長是時間不一的，就像花開的季節各不相同，教育需要有一個寬容，需要有一種等待。
楊東平是國務院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曾參與過多項國家重大教育決策和改革的論證評議。多年來，他一直呼籲，義務教育要回歸基本價值。作為面向全民的基礎性保障教育，義務教育必須是公平的，非選擇性的和非淘汰性的。但由於學校之間的實力不均衡，為取得一所更強學校的入學資格，學區房、掐尖兒考試，許多本該屬於成人世界的激烈競爭，過早擠進了孩子們的世界。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 楊東平：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就是我們通常説的家門口的好學校，而不是説每個學區有一兩所“好”學校，有三四所“差”學校，比如説什麼“菜場小學”，讓家長就不得不擇校，家長就不淡定，所以它不能分成三六九等。
我國義務教育學校之間存在差異，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建國初期，為快速給工業化輸送專業人才，各地都確定了一些重點投資、重點建設的中小學校，集中培優。邁入義務教育階段以後，作為地方發展教育的政績代表，重點學校換了一種叫法繼續存在。“示範學校”“明星學校”“新優質學校”，它們硬件更好，經費更為充裕。最重要的是，特級教師、高級教師雲集。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 楊東平： 老師不僅僅是來上班的問題，他的社會保障福利等，都在這可能要比普通的學校要高很多，這也就影響了教師的流動。但在像比如日本、韓國為什麼教育均衡不存在問題？教師都是公務員，待遇是一樣的，你到城市到農村的，排到你這個級別的公務員都是這個待遇，所以這還是需要一些基礎性的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我國的義務教育長期以來還存在過於注重學生課業表現的傾向。“雙減”拉下急剎車後，體育、藝術，特別是關注孩子人格成長，社會交往的課程明顯提高了比重。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 楊東平： 九年義務教育，究竟要給學生提供什麼？是不是隻有能夠升學的學生才實現了我們的目標，不能升學的學生，教育對他是毫無用處的，我覺得這就是我們要反思的問題。
本週，各地的“雙減”措施都特別強調，嚴禁給家長佈置或變相佈置作業。當清晰的家校邊界劃分出來之後，家長也應該從老師的課業“助教”，回到家庭教育應有的位置。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 楊東平： 其實我們的“獨木橋”已經變成“立交橋”了，家長就要有更大的寬容心，更大的格局和視野。真正應該關注的是考試之外的東西，就是他到底有什麼不同的特質和愛好，怎麼來培養和發展。
我們正在進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時代，等到孩子長大進入社會時，我們很多熟悉的崗位和職業會消失，而同時又有很多具有挑戰性的新領域出現，誰也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的。最好的準備是讓孩子能夠形成自己的個性形成他的內驅力，通過一個主動的自我來應對不確定的變化，而不是你現在要規定他這樣，只能這樣不能那樣，那是沒用的。
我們圍繞教育談論了很多減法。一定有不少家長擔心，“雙減”會不會讓我們的孩子學得少，變得不夠聰明？或者是如果我們的孩子因此放棄了努力，最終考試時又是自己吃虧？其實這樣的心態背後，更多還是對分數的迷信和迷戀。
一個人的成功，應該是他步入成年之後，能發現自己的樂趣，有他的個性發展，有健康的體魄，對生活和事業抱有熱情，而不僅僅是高考多少分，讀什麼樣的大學。或許，我們都應該思考一下什麼是真正的教育，然後勇敢地把童年還給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