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明朝第十位皇帝，是明孝宗朱佑樘和張皇后的長子，在位期間年號正德。
明武宗是一個極其矛盾的人。史書記載，明武宗幼年神采煥發、舉止異常，讀書時聰穎尊師，尊貴的嫡長子又是獨子的身份，更讓孝宗和臣民在他身上寄託了整個王朝之復興的希望。而後繼位，卻屢屢寵信奸候，致使朝綱紊亂，其舉止更多是荒淫無道、昏聵嗜酒、興兵擾民、劫掠婦女，如同無賴強盜一般。
明武宗雖惡行甚多，但史官並沒有遵循“為尊者諱”慣例，而是將其惡行悉數記錄在《明實錄》中。然而正史中明武宗昏庸至此，卻仍未亡國，明朝國柞依舊延續了一百餘年。後世有人言明朝或亡於萬曆，或亡於天啓，甚至評價明朝亡於嘉靖，然竟無一人説明朝亡於正德。
明武宗是一個另類的皇帝，在他玩世不恭、叛逆荒唐的面孔之下，卻又有通情達理的一面，在富有人文精神的時代中，是一個個性斑斕、真實立體的“人”。
他後期頒詔書不以皇帝自居，而是自稱“威武大將軍”，甚至非常虛榮的給自己晉銜加祿。這種精神分裂式的角色扮演，強烈的表達出他想要逃離的慾望。雖然是身為皇帝帶頭踐踏皇權權威的瘋狂之舉，但細細探究起來，他的舉動和考慮，仍然是在自己依舊掌握最高權力的前提下，才會有這些舉動。跳脱和瘋狂，也是因為在明代至高無上的皇權，無人能夠對他有真正發揮出作用的約束，以至於他可以隨心所欲，肆意妄為。
而他也十分清楚，“威武大將軍”、“太師”只不過是自己在可控範圍內給自己開的小差。他從來沒有放鬆過自己對權力的掌控。逃離紫禁城是為了讓自己能夠無所顧忌、不受約束的玩樂，但從紫禁城搬到豹房，他也同時把行政中心，轉移了過去;應州之戰時，他還差人將奏疏從過去，以便自己能夠時刻了解國中動向；儘管再親近佞臣，也從未停止對他們以及對朝局的監督。一旦有人真正觸及到皇權，他會毫不留情的將這些人制服，不讓權力受到任何危及。所以哪怕再厭惡皇帝之尊號，之枷鎖，卻絲毫不能放鬆自己的權力。
在他當政的十六年，絕對沒有任何循規蹈矩的記錄。在他執政的中後期，他執着於北獵南巡，多年沒有舉行大朝儀，但是正德十六年正旦，在他生命最後的時間裏，他卻一反常態，重新視朝，行使他作為皇帝的職責。這也是他的彌留之際的醒悟。反叛一生，最後發現自己賴以生存、賴以尊榮、能夠威風凜凜號令天下的源頭，就是令他痛苦的源頭，就是他想要反叛的源頭。
他也無法和那個時代言和。在他的一些行為裏，體現了某些超前性，但是卻因為其他更多的荒唐之舉而被忽視和誤讀。武宗時期，中國的海外貿易比較活躍，有葡萄牙使者來到中國，並且和武宗有所交流：“皇帝凡出遊時，如韃靼、回回、佛郎機、占城、刺麻等國之使，各擇二三人，使之啓從。或習其言語，或觀其技藝焉。”他很有語言天賦，身為當時的天朝上國之皇帝，甚至會去學習小國外語，並且能夠精通阿拉伯語。但在武宗病死後，葡萄牙使團被遣返，海禁政策又嚴厲起來。
中國的近代化應從晚明之際開啓，因為地理大發現，逐漸開始了全球化的交流，晚明便有耶穌士來華，中國開始和世界接軌，順應時代大勢。正德這樣的舉措意義深遠，雖然還是保持着上國心態，但是在最高層，己經有了去和世界互動交流的想法、甚至行動，這也是明朝人最開始的、想去了解外界的僧懂意識，但遺憾的卻是因人廢言，隨着武宗的離世而終止。
他的時代裏，安穩中隱藏着的變革基因。在他之後的嘉靖朝孕育着晚明經濟改革的種子，甚至有了改革的雛形，而他之前的弘治朝，又是墨守成規，放棄了多種改革的可能性，他身處的時代沒有明顯變革，劉瑾所做的些許改變也因為政治原因而被迫終結。但是改革的要求卻在社會深層咆哮欲出，尚在時代血液深處湧動的革新浪潮，過早的體現在了他的身上，顯得格格不入，舊時代末期僵化的死水和即將到來的新時代湧蕩的浪花，讓他蠢蠢欲動。儘管他為想突破那個時代，但為時尚早，剛剛推開看世界的一扇窗，緊接着又匆匆合上。
從思想上來説，程朱理學尚牢牢統治着知識精英團體，忠與孝不可撼動。但知識層面的分裂在正統時代就己經悄然開始，舊的社會秩序和等級觀點發生動搖，享樂主義漸漸傳播流散，可並沒有形成氣候。而他作為在後人眼中的“自山主義”的體現一一“自由主義”這一名詞，放在晚明都為時尚早，逞論他的時代。甚至晚明司空見慣的個性解放行為，在他的時代還是少之又少的另類之舉。他的放縱，代表着貴族階級的放肆和突破，這體現在最高的貴族一一皇帝身上，既因為他的至高無上和特權性顯得合理，又因為他的身份要求他保住封建宗法和倫理而不被大多數守舊者接受。他一面是舊倫理的代言人，一面又是新突破的急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