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期剛開啓，那場改變許多人命運的高考，已結束近兩個月。在這期間，有個“發明”時間僅三個多月的新詞，成了很多人口中的流行語——“小鎮做題家”。有人預言，這個詞將在未來成為像“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那樣人盡皆知的精闢詞彙。
“小鎮做題家”，是那些通過高考進入重點高校，從物理上離開了“小鎮”，但在精神上沒有辦法擺脱小地方的青年的自稱。它最早出現於豆瓣小組“985廢物引進計劃”。這個成立於今年5月10日的小組，成員很快從個位數增長到近10萬。
作為“小鎮青年”敍事下的衍生詞彙，“小鎮做題家”實際上是985、211大學的學生對自己生存狀態的形象化表述，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精英學生對於自己精神世界略帶沮喪的描述。
然而，現實中通過高考進入高等教育體系的大學生，某種意義上皆可被稱為“做題家”。如果我們跳出狹義的“小鎮做題家”討論，會發現二本、三本和專科學生面臨着相似的困境，卻被排除在討論之外，而這背後，則是中國高等教育機制的代際變化和社會流動的歷史變遷。
截至2020年6月，全國有3005所高等學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們熟知的985和211院校只佔100多席。中國二本院校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國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然而，相較“985five”們，二本及以下學生面目卻是有些模糊。
近日，學者、作家黃燈出版了最新作品《我的二本學生》，關注中國最普通二本院校學生的命運。黃燈在一所二本院校從教，長期的課堂教學以及課後的師生交流，使她成為這羣學生成長變化的見證者。
《我的二本學生》，黃燈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20年8月。黃燈在這本書中分享了15年的一線教學經驗，對4500個學生的長期觀察和長達10年的跟蹤走訪，也有兩屆班主任工作的總結思考，更有近100名學生的現身説法。
哪怕二本院校的孩子，還是可以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為什麼這些出身小鎮的985大學生開始自嘲“廢物”？相比而言，二本學生有哪些優勢？“小鎮做題家”如何才能擺脱自我封閉和自我否定的情緒，迴歸接地氣的生活狀態？本期“反向流行”主播董牧孜聯合理想國播客“Naive咖啡館”主播郝漢，邀請嘉賓黃燈教授聊了聊“小鎮做題家”該如何通過自我反思，和過去和解，面對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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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沒考上985，
就不配自稱“小鎮做題家”嗎？
郝漢：在某種意義上，“小鎮做題家”一説是在文化上對於村鎮出身的回望。黃燈老師會認為自己是“小鎮做題家”嗎？
黃燈：初聽“小鎮做題家”五個字，感觸特別多。由於年齡和工作經歷的緣故，我見證着這一羣孩子的成長，卻從沒有想過有一天，他們會自我標榜為“小鎮做題家”。這種身份認同一方面特別準確，另外一方面又特別讓我難受。
我觀察過，現在的學生考上985、211大學的難度，一點不比當時我們“70後”考上對應層次的大學難度小。我當初上的大學是一所專科學校岳陽大學（如今已被合併），儘管對沒有復讀一直遺憾，但我還是有考上大學的自豪感，我不否認內心深處瀰漫的天之驕子的真實感覺。為什麼當年一個專科生都會有天之驕子的感覺，但是現在一個985、211大學的學生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廢物，一個“小鎮做題家”？這種自我認知的差異，值得琢磨。
另外，我覺得我當年不是“小鎮做題家”，首先我不來自小鎮，我出生在鄉村，其次，我的求學過程中，做題真的不多，那時沒有刷題這個概念。換言之，我沒有像現在高考的孩子那樣，陷入無盡的題海，做那麼多題。我記得我們當年的試卷，都是用鋼板刻出來再油印的。老師們覺得刻一張試卷是非常神聖的工作，會精雕細琢地選題目，整個教育過程中重複性勞動很少，教育理念偏向讓學生用盡可能少的時間掌握知識，而不是讓他們拼體力。所以我在讀初中和高中的時候，還有大把的時間去寫信、交筆友，甚至談戀愛、寫詩，也會參加大量的家務勞動，從來不會覺得少做一套試卷就很焦慮。
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教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著有《我的二本學生》《大地上的親人》等，主要從事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曾獲 “第二屆華語青年作家獎”非虛構獎、《當代作家評論》年度論文獎等。
郝漢：在豆瓣“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中，也會有些二、三本學生或者專科的學生抒發自己的遭遇，但有部分（當然不是全部）被諷刺説：“你只考了四五百分，還好意思説自己是小鎮做題家嗎？”目前在狹義的定義中，沒考上985、211，沒考上重點大學是不配稱為“小鎮做題家”的，你怎麼看這種説法？
黃燈：很多人會認為，學歷歧視由來已久。但根據我的觀察， 根深蒂固的學歷歧視，是近十幾年伴隨應試教育的推進才被強化的。在我讀大學時，專科學校和本科學校、重點大學之間沒有明顯的鄙視鏈，充其量專科生會發自內心羨慕名校學生所擁有的教育資源，能去更好的城市見更多的世面，而不會覺得彼此命運有天壤之別。在考研和考博士時，只要符合學校的報考條件，專科生和北京大學本科生的起點，在招考的學校看來，沒有本質差異。
我碩士和博士在國內較好的大學入讀，跟學校的本科生也有過接觸，因為這時高校已經全部並軌，我能感覺到他們比之地方院校，會有更強的自豪感和身份上的優越感。而我因為在並軌之前進入大學，這種因為學校差異所帶來的認同差異，並沒有如此明顯。話説回來，我高考那年，湖南文科專科和本科之間的分數線原本差異不大——我當初如果再多考4分就可以進湖南師大，再多考二十多分，可以進一所較好的重點大學。但現在，專科和本科的分數線相差幾百分，普通本科和重點本科相差幾十分，重點本科和頂級大學又有不小的距離，所以，這種無形中的優越感也有現實根據，985、211大學學生嘲諷地方院校學生不配稱為“小鎮做題家”，彷彿也有道理。
02
出身與出路：
從小鎮到大城市有多遠？
董牧孜：黃老師提醒了我，原來“小鎮做題家”這個誕生於當下的詞語有非常清晰的代際指涉。高考是村鎮孩子走出家鄉、成為大都市人的最主流途徑，在這個意義上，能夠“考出來”的小鎮青年其實都算得上“小鎮做題家”級別了。
我的碩士論文是關於小鎮青年的文本分析。的確，自上世紀90年代伴隨城市化、人口流動的展開，那些來到大城市謀求發展的鄉村和小鎮青年，已經歷了幾波的代際流轉。我當時選取了賈樟柯的電影、李檣的劇本《孔雀》《立春》以及郭敬明的經歷與小説，來處理小鎮青年的身份認同問題。這些作品之中，“70後”“80後”小鎮青年同樣面臨的是渴望走出家鄉的急迫心情，以及從小地方來到大都市發展遭遇的真實困境；然而代際差異也造成了他們情感基調上的變化。
在賈樟柯和李檣的故事裏，“70後”小鎮青年的挫折感、自卑感與遭遇的阻滯更大，他們安身立命的社會資本更為匱乏。尤其是文藝青年，他們渴求獲得大城市認可的文化資本，有一種於連式的激情，但也會在出身問題上自我輕賤。
以郭敬明為代表的“80後”小鎮青年，則在城市裏痛苦而又不動聲色地從頭學習整套生活方式的轉變。他對於差異、品位的感受更敏鋭，憑藉強烈的自我發展的慾望最終達成從“小鎮青年”到“新上海人”的身份及認同改造。
郭敬明早年黯然書寫身為小鎮文青的疼痛與憂傷，但在後期的《小時代》系列裏，他完全是以“東方巴黎”的主人翁意識，透過時代姐妹花的故事來為當代上海立傳了。
電影《小時代》劇照
相比更容易在大城市找到自己社會位置的“80後”小鎮青年，今天的“小鎮做題家”在情緒上又發生了新轉變，對於個人出路有了更大困惑。很多人會覺得過去殘酷的刷題應試教育，導致自己現在難以靈活地融入新環境，在求學和工作方面相比城市中產階級的孩子有更大的障礙。
黃燈：我們生於上世紀70年代的那批大學生，如果能夠獲得一個文憑，在工作上就有基本的保障。上世紀90年代末期高校並軌市場化改革之後，個人和單位直接對接，國家分配退場，給大學生帶來更多選擇餘地的同時，也帶來了不確定性。我們那會兒很難想象大學畢業後去廣州、北京工作，但是現在的孩子可以自由選擇工作的城市，會有更大的期待，也會面對更大的壓力。成長是獨立的個體面對和融入龐大的社會的過程，現在的孩子在這個過程中有更大的自由，也有更多具體的困惑和挑戰。
董牧孜：面對這種自由，我們可以選擇成為怎樣的人？有個思維導圖精妙地呈現了“小鎮青年”和“小鎮做題家”之間的關係。“小鎮青年”分為兩類，一種是奮鬥的，一種是不奮鬥的——前者是“小鎮做題家”，後者則可能淪為“三和大神”；而“小鎮做題家”之中也有不同的精神狀態，繼續細分的話，當“小鎮做題家”不再奮鬥時，就變成了“985廢物”。在小鎮青年的兩個分類之外，還有一塊飛地是“小鎮文青”，他們是難以描述的存在。“小鎮青年”的精神狀態和可能的出路，被這幅思維導圖戲謔地調侃了一番。
03
西方高等教育：
顯性的階層區隔，隱性的社會分層機制
郝漢：“985廢物”之“廢”，不是説他們欠缺能力和智識，而更多是指向出路問題。“小鎮做題家”困惑的是，良好的高等教育沒有給他們帶來相應的經濟資本或者社會地位。而這種尷尬的情形之所以存在，前提是因為中國較為公平的教育機制允許這種流動的存在。這十幾年間，中國各行各業的財富積累非常迅速，不管是政府官員、商人家庭，還是醫生、律師、教授和技術人員的孩子，都會在一所大學裏相遇。這種相遇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可能性。
相比中國，西方（特別是英美）的教育分層尤為明顯，而教育分層是社會分層在教育領域的可視化。我想分享一下我在英國讀書時觀察到的教育分層情況。
我在利茲大學讀書。這是英國一所著名的中部工業城市的中產階級紅磚學校。學校中有位朋友成績優秀，原本可以申請劍橋大學，但最後還是選擇了利茲。他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本在劍橋進行置換和騰挪，而利茲的培養機制和學校氛圍更適合他。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這是很奇怪的，因為我們通常會選擇排名更靠前的學校。
還有一位在劍橋讀書的英國朋友，畢業之後去了一個很普通的中學當文法老師。那所中學的學生可能只有五分之一會上大學。但這位朋友身上也沒有我們“小鎮做題家”那種落差感——英國人好像很自然地接受了教育和社會中的階層分化。
董牧孜：類似的情況，出現在法國學者迪迪埃·埃裏蓬在《迴歸故里》一書中。他一直在處理階級區隔給他帶來的痛苦。迪迪埃逃離出身的情緒跟今天的“小鎮做題家”有相似之處，他面對的是置身於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天地時，如何解決自處的問題，需要處理的不只是現實出路問題，還有如何安放心靈世界的問題。
《迴歸故里》，[法]迪迪埃·埃裏蓬著，王獻譯，後浪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2020年7月
郝漢：《出身》這本書提到一些數據：美國收入位列前四分之一的家庭裏，80%的小孩會獲得學士學位，但是後四分之一的家庭裏，只有10%能夠獲得學士學位；美國四年制大學的學生主要來自富裕家庭；哈佛大學近一半的學生家庭收入是全美的前4%，但是哈佛大學只有4%的學生家庭收入位於後20%的尾巴。美國的經濟特權的代際傳遞是通過教育體系去完成的。
在就業環節，頂級Elite Professional Service（簡稱 EPS）專業服務公司和頂級名校也會在聯手製造招聘實踐中的不平等選拔，他們往往通過隱秘的個人興趣要求去招聘跟自己在文化上同構、同質的人。一位大公司的受訪者甚至説：“我不是為公司招人，我是在為我自己找一個下班也能去喝一杯的朋友。”所以即使中間階層的孩子進入了名校，在招聘環節中仍然沒法獲得高薪工作。當然，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
《出身》，[美]勞倫·A·裏韋拉著，江濤/李敏譯，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19年6月
黃燈：找工作的確更多取決於社會網絡和資源。學校的學生在畢業後，也會以校友的身份，跟自己的輔導員、班主任保持聯繫，時間長了，這種積澱的聯繫，對下面畢業的學生就業就會起到作用。我在《我的二本學生》提到的廣東F學院，儘管不是財經類的名牌院校，但依仗廣東的地緣優勢和專業優勢，就業一直還不錯，其中一個現實的原因是，廣東地區60%的銀行行長都來自這裏，廣東唯一一場金融類的專場招聘，也會在這裏舉辦。學校的傳統會積澱成為資源，這也是為什麼一個學生，在一所優勢明顯的大學畢業後，會順利通過一條隱秘、約定俗成的路徑，更好地踏入社會。
除了從出路問題來理解“小鎮做題家”，從教師的角度來看，學生的迷茫，可能意味着他們在介入社會時，碰到了一些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具體障礙。我觀察過很多重點大學的孩子，他們身上的學生氣非常濃，對現實中的人情世故比較隔膜，一般的大學老師會僅僅注重專業知識的傳遞，而沒有意識到，對尚未成人的大學生，其實還要因勢利導地教他們一些與社會相處的能力。我在帶學生的過程中，在專業知識以外，也會利用一些機會，教學生一些和人溝通的技巧，比如告訴他們寫郵件要有具體的稱呼和禮貌的結語，告訴他們如何客氣而明晰地向別人表達基本訴求。我的很多學生第一次給我寫郵件時，既沒有稱呼，又沒有結尾，直接發送一個附件。他們並不是不懂禮貌，而是真的不會寫郵件。一個整天做題的孩子靠自己很難意識到這些細節，當他們獨自面對複雜的社會時，真的會有一種茫然感。
04
廣東二本學生：
接地氣的生存狀態
董牧孜：“小鎮做題家”其實是由一批相對而言更為精英的學生去定義的，但現實中大多數“小鎮做題家”可能是黃燈老師的書中所寫的二本學生、雙非大學生或專科學生。黃燈老師有觀察到自己的二本學生是否也有這種自我命名、或是在網絡上抱團抒發情緒的做法嗎？
黃燈：“小鎮做題家”是985、211大學的學生對自己生存狀態的形象化表述，也是他們對自己精神世界的描述。這種主動地對自己進行文化意義上的分析，在我的學生身上還真是很難出現。
廣東學生都想得挺實在的，他們希望畢業後能夠找到一個“好工作”——能夠解決自己的基本生存問題，不給家裏增加負擔的穩定工作。
廣東的孩子在精神上似乎難以陷入虛空，他們的生存能力較強。我的學生很多都熱衷於商業活動，他們會特別在意在社會上的實踐經歷，上了大學之後一定會去做兼職。有的學生在大一、大二的時候就會做生意，我也可能會成為他們的顧客之一。他們很少和我聊文學問題，但有時會聊一些與現實緊密聯繫的問題。比如之前我們學校為了保證食品安全不允許外賣進校園，有些潮汕的學生就會把自己家裏人叫來，在學校門旁邊開一個快餐店，再利用學生身份，把外賣帶進學校。
郝漢：這跟你之前對於大學教育實踐的認識有落差嗎？
黃燈：説心裏話，的確有落差。因為我覺得年輕人應該有更豐富的內心世界，應天然地更關注精神層面的東西。不過，他們倒也並非不關注這些，他們只是特別能夠認同，通過自己的努力活下來是一個人的基本。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經常和我説，她北京的前同事，都是一些名牌大學的教授，不少孩子大學畢業後，因為嫌工作不滿意，寧願待在家裏，也不想踏入社會，讓父母特別發愁。這種情況，在我的學生身上，幾乎不會發生。他們即使家境再好，也樂意去外面發傳單，去飯店端盤子。這可能是廣東的實幹精神帶來的薰陶。
董牧孜：或許是985、211大學生對於自己的未來有更光明的預期因而也就有更大的落差，而普通大學的學生可能會有更安於生活、腳踏實地的規劃？
黃燈：我只能講具體的經驗。儘管我已經寫完了《我的二本學生》，但我並沒有得出一個明晰的結論，我當初的寫作目的，主要是想通過個人的觀察，呈現近二十年來的教育圖景，想還原一些現場，留下一些一手資料，我越來越覺得無法得出一個清晰的結論。我有時想，這種情況，除了我的主觀感覺，可能也和地域經驗有關。一個受過市場經濟深度洗禮的地方，和一個沒有受過深度洗禮的地方，兩者的觀念差異明顯。
我在教學過程中，發現那些來自安徽或者甘肅的學生，和廣東學生的差異也蠻大的，在具體的課堂裏就更明顯。我記得有一次上課講海子詩歌，有個學生就哭了，他説他離海子出生的地方很近，而在同一堂課上，有一些孩子就覺得海子的詩歌挺搞笑。
05
擺脱出身詛咒，
如何通過教育與自己和解？
郝漢：在《迴歸故里》中，迪迪埃在成為教授之後，常常會想到他當屠夫的哥哥，總有種“我可能成為他，但是我沒有成為他”的念頭。對於他哥哥來説，迪迪埃是法國一所不錯的大學的老師，是他們家裏的“一個幽靈”。黃燈老師在《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兩本書中，也涉及對自身經歷的反思。黃燈老師的個人經歷中有這樣的部分嗎？
黃燈：對，這也是我必須面對的問題。大學畢業以後，我在一家工廠工作，1997年從機關下到車間，1998年下崗，因此決定考研。讀大學時，我跟現在的年輕人一樣，特別把自己當回事。現在再去看以前寫的那些風花雪月、完全不着調的東西也會臉紅。但在成長的過程中，把自己看得特別重，特別在意別人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大地上的親人》，黃燈著，理想國｜台海出版社出版，2017年3月
以前，我對知識的力量深信不疑，但經歷了1998年的下崗，我突然認識到個人的生命經驗也特別重要。985、211大學的學生為什麼自稱為“廢物”？因為在他們進入社會之前的教育裏，個人經驗是完全被遮蔽的。他們做的每一道題，讀的每一本教材和老師發下的每一份資料，在他們的生命裏佔據着重要的位置，他們的村莊、小巷，父母及祖輩的勞動，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都不作為教育資源而存在。而對年輕人而言，如果他們不能充分接納自己的個人經驗，並從中獲得實在的生存依憑的話，就特別容易陷入虛空。
因此，我在給學生上公共課時，會盡量幫助他們喚醒對真實生活的感覺。我會改變跟學生的交流方式，比如説讓他們以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村莊和自己真實的困惑寫作文，會利用教師的身份，儘可能引導他們坦然面對個人生活中挫敗和不堪的經歷，諸如貧窮、自卑等。我在帶學生的過程中發現，那些能夠走出這一關，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去，坦然面對真實自己的學生，會更順暢地進入社會，會更好地承受社會的複雜和鍛壓。面對學生的精神成人，大學教育的一個基本目標，是讓學生的內心變得強大，讓他們能夠接納真實的自我，提升個人認知。
當然，這種看法，顯然和我的個人成長有關。在武漢大學讀碩士的時候，其他同學都是名牌大學的本科畢業生。所以我一直不敢告訴別人我以前是下崗工人，也不説我的專科學歷。我覺得這很丟人。但我後來問自己，為什麼你會覺得專科生是丟人的，為什麼你會覺得自己以前是下崗工人是丟人的？這又不是我的錯。
我婆婆在世時，每次回去看她，面對親人，都會有一種真實的荒謬感。雖然婆婆晚年衣食無憂，有地方住，子女也孝順，但不能否認，她一輩子幾乎就是在生存中掙扎，我哥哥一天到晚勞累不停，也僅僅是謀得一口飯吃。而丈夫和我通過唸書來到城市以後，生存的主要工作，是整天寫一些跟他們永遠也不會有關係的論文，這種明顯的對比，不得不讓我反思和追問。我那篇流傳比較廣泛的文章《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可以看做是自我清理的產物。人需要經過反思才能接納自己，獲得重新思考的起點。
我清理完自己內心的東西以後，就可以坦然面對真實的自己，寫作、跟人的相處特別是跟學生的交流也會變得非常真誠。我覺得通過教育和反思，一個人是可以真正成長起來的，這在我的生命經驗裏面是特別清晰的脈絡。
董牧孜：要怎麼獲得一種接地氣、有實在感的生存狀態？對於今天的“做題家”來説，邁出這一步是艱難的。
黃燈：一個年輕人陷入迷茫的時候，去做一些具體的社會實踐是特別好的。我會跟學生説你們下課如果沒事可以到天河區龍洞的城中村逛一下，跟快餐店老闆、外賣員聊聊天，要跟真實的世界和人接觸，幹具體的工作，它會讓人產生跟專業學習以外的與現實更堅定的關聯。
高等教育除了從大方向上搞教育改革，還可以站在教師的層面，探討老師在自己的行動範圍之內的改變。我很反感高校老師只寫論文，不關注學生、不注重教學的趨勢，教師的本職工作是把課上好，把學生培養好。儘管我做得也並不多，但是我覺得只要對學生稍微多關注一點點，多引導一點點，他們就會有特別大的改變和成長。這也是老師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我從湖南來到廣東後，覺得做實事特別重要，對一個老師而言，我會覺得好好帶幾個學生、把一堂課上好比寫一篇論文更有意義，也正是這種認知，促使我留意學生的個人成長，願意花時間耐心傾聽他們的心聲，並記下和他們的相處點滴，並寫作《我的二本學生》。
本文作者：董牧孜；錄音整理：周潔；播客：黃燈X郝漢X董牧孜；音頻剪輯：吳優，張佳琦；編輯：四毛，木子。校對：趙琳。文章封面來自電視劇《最好的我們》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