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沒有它,94%的大學生可能無書可讀

由 郎文芬 發佈於 經典

*來源:有間大學(ID:youjian-university),作者:陸兆謙

追溯起“讀書無用論”的發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教育改革,是一個影響巨大的節點。在此之前,社會的鄙視鏈清晰明瞭:

上過大學的看不上沒上過大學的。彼時,只要邁入了大學的門檻,間接等於鐵飯碗到手,很少人會去質疑大學生的含金量。

90年代末,高校擴招的大潮席捲而來,“讀書無用論”、“大學生爛大街”等言論甚囂塵上。與之相伴,大學生之間的鄙視鏈也悄然發生着變化:主流歧視轉變為部屬高校對地方高校的“歧視”。

更可怕的是,無論是學生、家長、亦或整體的社會風氣,都默認了這種歧視。然而,反觀個人,地方高校卻免不了是絕大多數人的歸宿。

數據顯示,在我國龐大的高校羣體中,95%的高校為地方高校。它們培養了超過94%的本科生和51%的研究生。

相反,不論是學校數量還是培養人數,都佔少數的部屬高校,會吞下每年教育經費的大多數。

資本投入的背後是一種隱喻,它暗含着培養質量、師資實力,甚至是食宿條件等方方面面的差距。

關於高校排名,某高校教授曾發表過言論:所有排名都是虛的,經費數量排第幾,學校排名就是第幾。

粗暴的排名方式背後,正是當前社會主流習慣於一褒一貶的根源。但轉念一想,若沒有這些地方高校,每年近千萬的大學生,將只有5%的人有書可讀啊。

上世紀90年代末,重慶扶搖直上,掛上了直轄市的牌子。

與之相對,西南政法大學迎來了校史上的轉折。原隸屬於司法部、被稱作法學界“黃埔軍校”的西南政法大學,在改革浪潮中,被劃歸重慶市管轄。

《南方週末》曾描述過這麼一個場景,一次法學研討會上,中國政法大學江平教授端坐上席,以長輩口吻招呼大家。指點一人,問何校畢業?答曰:西南政法。又問一人,復曰:西南政法。

此時有人開玩笑:江老不必再問,你已被西政包圍。江老不信,指問:這位中央廣播學院的女教授也是?女士一笑:是。

而從歸屬被下放到地方開始,西政迎來了自己的下坡路。哪怕這裏曾經走出過20位大法官、大檢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機關的管理者,以及數十位影響中國法學的學者。

伴隨着高校以部屬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形式劃分開,“誰管理誰出錢”的規則也就被確定下來。

作為部屬高校,背後的中央部門財大氣粗,資源豐富,得到的支持絕非地方高校能比。

目前,全國部屬高校僅100多所,地方高校規模則達到2500多所之多。儘管地方高校數量眾多,也承擔了絕大多數的招生任務,但僅在經費一項,就面臨着嚴重的僧多粥少的狀況。

數據顯示,2009年到2013年的五年之間,政府為全國高校劃撥的科研經費一共達到2647億元,其中有72%的經費被112所“211”高校瓜分。

剩下超過2000所高校,只能分剩餘的700多億。無須諱言,得嘗經費甜頭的“211”高校之中,絕大部分都是部屬高校。

2017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中,高校經費投入為一萬一千多億。看似龐大的經費投入背後,分配不均也十分明顯。

當年,且不論所有部屬高校,僅教育部直屬高校中,經費前五十名的高校經費之和,就達到了3000億元左右,佔比近30%。

對於許多部屬高校,他們在財力上往往有一校拼百校的實力。然而,佔有更多資源的部屬高校,卻註定會將絕大部分學生擋在門外。

以“985”高校為例,作為部屬高校羣體中吞金能力最強的羣體,每年卻僅有2%的本科生能被錄取。

於是,在單個學生的培養支出上,部屬高校的投入往往是地方高校的兩倍甚至三倍。

與大多數地方高校一樣,資本缺失的背後,師資流失,科研乏力……所有關於騰飛的夢想,在缺經費面前都成了一張若有若無的大餅。

人們往往會被“部屬高校由中央財政劃撥經費”一句混淆了視聽。作為老牌“985”高校的蘭州大學,也戴着部屬高校的帽子,但在財力上卻平平無奇。

追根溯源,高校的大部分經費,必須要仰仗地方支持,而甘肅卻又不太掏得出錢。

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教育經費為29919億元,但中央財政教育經費僅為4663億元,僅佔15%。

試想,這些錢攤派到眾多部屬高校頭上,每所高校還能有多少呢?且不説首都高校羣就要吞去極大一部分。這看似龐大的教育經費,有八成還指着地方出錢。

部屬高校的優勢在於,倚仗超強的教育實力,能夠得到來自中央和地方的優先支持。儘管地方出資雄厚,但地方高校在其中卻並不佔優,在資源劃撥上,它們依舊處於劣勢。

作為各省、直轄市的牌面,部屬高校在資源分配上佔盡先機。

2017年,廣東省曾安排6億元專項資金,支持省內五所高校的“雙一流”建設。最終,作為省內頭牌,中山大學分得4億,華南理工大學分得1.7億。其餘三所高校瓜分剩餘三千萬。

而在此前一年,廣東省已投入兩億元支持中大、華工衝擊雙一流。此兩所高校,均屬於教育部直屬高校,誰還能單純認為,地方就會優先支持地方高校呢?

類似的分配不均在浙江省更為明顯。浙江大學作為省內的超級巨無霸,2019年獲得的財政支持,與浙江省內經費排名2-10名的高校經費總和相當。

在對教育的支持上,各地不約而同的具備了“頭牌”意識。

作為各省、市軟實力的代表,各地太需要一所響噹噹的大學來為自己正名,而整體水平反倒成了次要。這助長了高校圈內的馬太效應。

近一兩年來,上海、江蘇、廣東等一眾地方高校逆勢崛起,財力不僅在地方高校中傲視羣雄,甚至令許多部屬高校望塵莫及。

有人將這視為地方高校的突圍,但這顯然不準確。僅僅依靠深圳大學、上海大學、蘇州大學等幾所地方高校的亮眼表現,就認為地方高校實現突圍,未免太過草率。

對於許多高校而言,部屬或地方的屬性可遇不可求。而在此之外,好的區位優勢成為更加令人羨慕的資本。那些東南沿海發達省份的地方高校,已經展現出了地緣背後的優勢。

在每年的經費劃撥中,廣東、江蘇各省仍舊將大頭給予“頭牌”,但僅是“剩飯”,都令許多地處相對落後省份的地方高校,甚至是部屬高校垂涎不已。

2016年,在教育部召開的一次教育工作會議上,時任教育部長懇請東部高校“高抬貴手”。

在明確表態不鼓勵東部高校從西部高校引進人才之後,又放出“狠話”表示:“挖走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

引得教育部長出面“求情”,東西部高等教育差距之大可見一斑。曾有網友調侃新中國成立後的西部高校“一頓操作猛如虎,一看排名是倒數”。

以滇系、川系高校為例,伴隨着國家發展重點的變化,如今除了四川還有幾所高校能勉強摸到名校門檻,其餘高校幾乎集體淪落。

在知乎,面對一名即將從西安交大畢業前往上交讀研的學生的提問,有網友刻薄且不失幽默的將其比喻為“鄉下孩子即將去城裏走親戚”。

當地區發展優勢不再,經費捉襟見肘時,大家只好大談特談歷史與傳統,談曾經西部對中國教育的貢獻如何顯著。

迴歸本質,當地方發展跟不上,地方高校的發展自然也後勁不足。本就得不到多少來自首都恩澤的地方高校,唯一出路也只能是寄希望於地方的支持。

2018年,廣東省經費排名前十的十所地方高校,其經費總和達到了173億。與之相比,地處西部的甘肅,其經費排名前十的地方高校經費總和僅有33億。

與此同時,深圳大學當年的經費接近50億,蘇州大學經費接近35億。兩地僅需一所地方高校,經費已遠超甘肅十所高校總和。

2012年,早在1993年就提出的“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比例達到4%”的願景,終於姍姍來遲。次年,總量驚人的教育經費,呈現出極其明顯的地域分配不均現象,已經成為蓋過上一年曆史性進步的新熱點。

當時,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李文利表示,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東部最高省份與中西部最低省份相差了7倍。

如今,在沿海發達省份,除了轄區內的部屬大學,每年擁有動輒百億的經費,下面許多地方高校,如深圳大學、蘇州大學等高校,也能過着放眼全國難尋的“好日子”。

但這絕非常態,在許多省份,集全省之力為“頭牌”提供一個勉強能達到平均線的體面,後面跟隨者一眾難以餬口的“小弟”,才是隨處可見的景象。

以吉林為例,2019年,作為全省“頭牌”的吉林大學拿了中央的,再拿地方的,經費將近百億,一舉奪下全國大學經費排行榜前十的殊榮。

反觀吉林的地方院校,長春工業大學作為吉林2020年預算最高的地方高校,經費僅為7.69億元,約為吉林大學經費的8%。

同為地方高校經費榜大哥,與粵系、蘇系高校相比,許多省份的地方高校只能流下手握“農村户口”的淚水。

有人説,許多部屬高校,作為國內教育界的領頭羊,它們擔負着衝擊世界一流大學的重任,理應得到更多的經費支持,這當然無可厚非。

只是,當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愈發深刻的影響各地方高校的發展時,便很容易跌入惡性循環中:地方發展後勁不足,於是辦不起一流的教育,教育滯後直接導致地方發展後勁不足……

需要清晰認識到,數量上佔大頭的地方高校畢業生,是社會建設的中堅力量。

基於此,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再是僅侷限於教育的問題,更不再是簡單的高校分錢多少的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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