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清帝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
相較於兩次鴉片戰爭，這次失敗給予中國的衝擊要大得多，這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輸的對象不同，之前輸的是西方列強，這咱們不熟，打完後知道了人家英法很強，但這次輸給的則是數千年來被中央帝國視為彈丸之國的鄰邦日本，這讓人很難接受！
其二，代價極為慘重，兩次鴉片戰爭的規模相當小，清王朝的內政外交權力喪失其實還是有限的，後期的同光中興又使得表面上國勢重振，但甲午戰爭，清王朝不僅喪失了最重要的藩屬朝鮮，宗藩體制全面崩潰，就連自己核心漢地台灣省都丟了，自宋代之後，中原王朝還未簽訂《馬關條約》如此屈辱的條約，而賠款2.3億兩白銀，幾乎是鴉片戰爭賠款的十倍！
日本人繪製《馬關條約》簽字時的情景
顯然，剛剛打完仗的中國人對日本人不可能有任何好感，但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中日關係便迅速好轉，還進入“蜜月期”，大批中國留學生赴日留學，日俄戰爭中，中國民間普遍支持日本，1898年，黃遵憲出使日本，光緒皇帝親自修改國書，御筆親加“同洲同種同文最親愛”九字，以圖中日交好！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詭異的情況？
我們知道，兩國間外交關係受到很多因素影響，但根本還是取決於國家利益，咱們現在就來分析分析當時中日兩國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首先就中國來説，甲午戰爭帶來的第一個後果當然是重新認識日本，清王朝普遍認識到：日本絕不是一個蕞爾小國，也不僅是一個喜歡惹麻煩的鄰居，這是一個具有相當實力，打交道必須極為慎重的強大鄰邦，甲午戰爭
“不察鄰國,誤輕小邦”
（康有為語）的錯誤決不能再犯！
同時，由於甲午戰爭徹底揭掉了清王朝的遮羞布，列強喪失了對清王朝的最後一絲忌憚，分分對華加大侵略力度，“瓜分狂潮”開始，中華民族的民族危機空前加強，有識之士紛紛意識到：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必須救亡圖存，如何“救亡圖存”呢？必須要向強國學習！
此時的中國，“天朝上國” 的盲目自打情緒算是徹底消退了，開始以謙卑的態度看這個世界，梁啓超言
：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戰爭一役始也。
那學習對象是誰呢？很顯然，最合適的就是日本！日本是中國的鄰邦，和中國地緣聯繫最緊密，同屬漢文化圈，歷史文化和國情相近，而且日本也是通過一系列強國改革實現涅槃的，對於中國來説，這個剛剛狠揍了自己一頓的鄰居是最好的老師。
於是，這個時候，對於中國內部的先進分子來説，“對日學習”成為主流思潮，中國往日本派遣大量留學生，比如我們熟悉的就有魯迅先生。
魯迅和藤野先生
光緒皇帝直接發了聖旨：
出國遊學，西洋不如東洋
。尤其是1905年科舉制被廢除後，赴日留學成為中國有志青年的潮流。
此時中國大有“以日為師”之勢，青年學生紛紛趕日求學，地方大員紛紛聘請日本顧問，學者紛紛研究日本歷史政治…
當然，“以日為師”並不代表“對日親近”，從情感上來説，清廷對剛剛把自己狠揍一頓的日本不可能有太大好感，但是，政治家不能感情用事，而要以國家利益為重。此時親近日本，對中國有什麼好處嗎？
説到這個問題，就要談談當時的東亞局勢了，甲午之後清王朝的地緣形勢非常的嚴峻，列強虎狼環伺，清政府此時非常清醒地認識到了：靠自己的國力根本無力拒敵，所以只能用傳統的“以夷制夷”之法，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從中周旋，以獲取最大利益。
其實一開始，清王朝是視日本為最大威脅的（這也難怪，剛打完甲午戰爭），所以清朝選擇的結盟對象是主導了“三國干涉還遼”的俄國，“聯俄拒日”成為國策，甲午戰爭中方主要操盤者李鴻章尤其主張如此，1896年（清光緒20年），清政府欽差頭等出使大臣李鴻章赴聖彼得堡，慶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並且簽署了《中俄密約》，目的是共同防禦日本。
後來，此事被證明是空前失策，此條約給俄國勢力侵略中國大開方便之門，1900年義和團事件爆發後，俄國不僅出兵加入八國聯軍侵略京津，還單獨出兵近20萬侵略東北，清王朝可謂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清王朝終於意識到了：俄國是比日本更兇惡的敵人。而在俄國侵略東北期間，日本則“仗義執言”，譴責俄國侵略行為，那麼日本真的是“高風義舉”呢？還是另有所圖，答案當然是後者！日本人對東北一直有野心，俄國來搶他的生意他當然不高興。
但在清王朝看來，日本是後援啊，於是另一種思潮死灰復燃——中日組建同種聯盟，對抗西方！
“中日同盟”？在今天的國人看來這可能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啊，在19世紀後半葉的東亞，這個思潮其實是相當有市場的。
19世紀的大趨勢是西方列強大舉東侵，東亞各國一開始都飽受侵略，而這個時候，東亞地區還沒有完全形成民族國家，（漢）文化認同仍是主流，於是乎中日兩國均有一種“聯合禦敵，同仇敵愾”的思潮。
早在1880年，日本就曾出現了較早的興亞團體“興亞會”，其宗旨在於聯合日、中、朝各國人士，挽救東亞頹勢，繼而振興雄起。
二戰時日本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也是這種思潮的延伸
但是啊，這種思潮有這麼一個問題，既然是聯盟，那誰是老大？
在日本人看來，老大當然是他們的，因為日本已經實現近代化，而中國和朝鮮則都是落後國家，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在其著作《脱亞論》中的觀點是：日本應該不惜強佔落後的中國、朝鮮，幫助其建設（當然現實我們是知道的，強佔是有的，建設是有的，但建設的服務對象可不是朝鮮和中國人民，而是日本侵略者，這種統治方式實際是殖民統治）。
日本人當時的思潮是：野蠻的東方文明必定失敗，日本應對鄰國的革新派給予實際支持，幫助西洋文明在東洋的“蔓延”。日本自認已文明化，所以應在東亞作為領袖領導東亞的文明化，日本後來積極介入朝鮮的改革，介入中國辛亥革命，也有這種思潮影響。
這便是日本的
“東洋盟主論”
。
今天的我們不難看出，這實際就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前身，是日本為自己稱霸亞洲，奴役各族人民所制定的一種意識形態，這當然沒錯，但是，分析歷史問題也要站在當時的角度，19世紀末東亞地區的意識形態其實是比較混亂的：首先，西方“民族主義”，“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傳來，民族國家漸漸形成；而另一方面，古典時期的君主國遺風，泛漢文明認同也存在。
日本二戰時的亞細亞主義作家大川周明，極端民族主義者，鼓吹“大日本帝國是上天所派下來的新世界的領導者”，故對全東亞的人民都有義務，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後，被東京軍事法庭列為甲級戰犯疑犯，後因罹患精神病，予以不起訴處分
所以，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日本人當時實際上是想取代中國，成為東亞地區新的中心，以構建一個以日本為首的，類似舊“宗藩體制”的東亞新秩序。甲午戰爭，某種程度來看就是中日兩國爭奪東亞主導權的戰爭。
但現實操作中我們知道，由於東亞的中心自古就是中國，東亞最富庶的地區也是中國，以日本列島為核心的東亞秩序不可能建立起來，所以“亞細亞主義”這種思潮最終演化成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日本開始對東亞進行了野蠻侵略，暴行累累。
注：對於當時的思潮，筆者舉個例子大家可能更好理解，圖為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1909年10月26日，韓國義士安重根在哈爾濱刺殺日本韓國統監伊藤博文），這種思潮在東亞影響很大，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後所給的理由便是：此人在西人東侵之時不思團結，反而欺瞞天皇（安重根對於日本天皇同樣有一種尊重，在寫文時遇到“日皇”兩字時還在“皇”前空一格），野蠻侵略鄰邦，令東亞兄弟之國自相殘殺。隨後他被捕，看押他的日本憲兵、看守等人竟對他非常尊敬，給予其良好待遇，絲毫沒有因他刺殺了自己的國家領袖而仇視他，大批日本人甚至請求安重根賜予其墨寶。
可是，在19世紀末的時候，日本人還沒有那麼瘋狂，日本人同樣深知，作為後起之秀，自身實力遠不能和西方列強抗衡，為了最大限度維持在華勢力，以獲得最大侵略利益，必須和中國交好，所以日本當時同樣大肆宣揚“中日親善”，“同文同種”，“亞洲一體”等思潮，意圖聯合中國，抗衡西方 。
於是，非常罕見的，甲午之後，中日關係竟然進入的“蜜月期”，但隨着日本對東亞的步步蠶食，中國對日本的警惕也與日俱增，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中國舉國大震，紛紛譴責日本暴行。
而在一戰的時候，日本強佔原德佔青島，進犯中立區、其所及處大量犯下暴行、乃至於戰後強佔青島、以武力逼使中國政府簽署“二十一條”…這一系列行為使得中國人民意識到，鄰近的日本才是對華侵略意志最堅定的國家，日本自此成為中國人民心中最大的潛在威脅，中日矛盾成為中國最主要的民族矛盾。
中國人清醒了：日本絕不是可以依靠的對象，中日走向決裂。
“從此以後，不論日本説什麼，中國總是滿腹懷疑，不敢置信；不論日本做什麼，中國總是懷着恐懼的心情加以警戒”
——蔣夢麟《西潮》。
以1919年反日愛國的“五四運動”為發端，中國終於由近代史走入了當代史，而日本呢？則在極端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之路上一路狂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