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與瘟疫作為人生的重要主題往往可以引發人們對生命的重新思考。在大規模的生死麪前，我們的祖先選擇怎樣地繼續生活下去，他們又是如何對待曾經的災難呢？千百年後，我們後人可以從他們的詩文中得到怎樣的啓示呢？
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降臨我國整個北方地區。當時曹操之子曹植《説疫氣》記載這次瘟疫造成的慘狀:“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瘟疫不僅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甚至還改變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命運，進而影響了整個魏晉文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一、建安五子同年因瘟疫死去
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整個建安時期，權臣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作為文學家的他麾下也聚集了不少文人墨客，“建安七子”就是代表。
除了孔融在公元208年被曹操以“違反天道，敗倫亂理”的罪名殺害和阮隅在212年去世之外，其餘五人陳琳、王粲、徐幹、應瑒、劉楨竟然都在建安二十二年染病死去。史料記載，七子中最傑出的王粲，公元216年跟隨曹操南下征伐孫權，第二年在回鄴城的路途中，不幸染疾身亡。
至於是否是傳染上了瘟疫。根據《魏書·司馬朗傳》記載，當時“軍士大疫”，因此他很可能就是染上了瘟疫而死，年僅四十一歲。其他四人，據《魏書·王粲傳》記載：“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
曹丕也在《又與吳質書》中直接提到這次瘟疫使得親人故友大多離自己而去，“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真是讓人痛心疾首！
二、生者懷念：死亡成為了魏晉文學主題
瘟疫之前文人大多宴飲遊玩，吟詩作賦。
他們在一起或是談論六經，或是下棋對弈、或是在北場騎馬射箭，或在南館宴飲，當然飲酒賦詩是更少不了的。鄴宮西園就經常舉辦宴會，文人雅士並排坐在高堂之上，桌上擺滿了酒菜佳餚，他們推杯換盞，或者吟詠小詩饋贈友人，或者一起作賦比試文采，十分愜意。
他們有時一邊暢飲美酒，一邊吟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類的詩句以抒發豪情壯志，有時則眉頭深鎖，奮筆疾書“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之類的句子描寫戰爭下人民的苦難。
那個時候，雖然文人筆下也有對戰爭導致死亡的描述，但是相對來説，知識分子對百姓們的死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垂憫，距離比較遠，感覺沒有那麼深刻。
建安五子的去世帶來無盡傷感。
領袖人物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三曹父子，死亡如魔鬼般一下子吞噬了五位文壇重將，三曹與建安五子之間的酬唱再也不可能了。
傷感的曹丕在《與吳質書》中悲情地寫道，“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而此諸子，化為糞壤”血淋淋的事實讓作者難以接受，之前一起談笑風生的的好友轉眼間全都離他而去，誰能夠接受呢？他只能一遍又一遍的哭訴、哭訴、哭訴。
曹植在哀悼好友王粲時寫下了催人淚下的《王仲宣誄》，其中“嗚呼哀哉、號慟崩慛、悲鳴、哀泣、”這些字眼簡直還原了一個哭的像淚人般的曹植。
瘟疫之後死亡成為了當時的創作主題。
這次瘟疫，使得本來就在戰爭離亂中苦苦求生的魏晉人民雪上加霜，文人們不得不更加清醒地認識死亡。整個魏晉時期，關於死亡的文學作品大量出現。
有人統計過，在宋代之前的悼亡詩211首中，魏晉時期就有41首，佔比將近20%，日本有一位學者統計過《世説新語》中，“哭”出現了二十七次，“泣”出現了十八次，“哀”出現了二十四次，“亡”出現四十一次，“死”出現了三十四次！
三、直面生死：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掙扎
戰爭、瘟疫、災難危害了人們的生命，也喚醒了魏晉知識分子的的生命意識。一方面他們更加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希望有所作為，另一方面也感到生命十分脆弱卑微，朝生暮死、命薄如蟻、人生匆匆短促幾十年，痛苦的現實與美好的理想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們只能苦苦掙扎。
傳統文人的重生輕死情節。
傳統儒家對死亡是不畏懼的，甚至把死亡看做是微不足道的，比如，“朝聞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殺身而成仁”儒家把道義看做十分重要的東西，對死採取蔑視、無視的態度，因此中國人恥於談死，死就死了，微不足道。
魏晉人文人直面生命的脆弱。
關於死亡，道家談的最多。莊子説過，“人生天地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只有道家認識到了死亡的必然性和生命的有限性。
在黑暗的、戰爭災難頻生的魏晉，在人的價值被反覆踐踏、生命被一次又一次否定、結束後，魏晉知識分子們終於意識到生命的脆弱，他們毅然拋棄了孔子，投向莊子懷抱。
超越生死，“至人”成為了他們的終極目標。
《列子·楊朱》中説，人的壽命極限是一百歲，能活到一百歲的沒有幾個。即使有一個，除了孩童和衰老糊塗的幾十年，幾乎還剩下一半。在這一半時間裏，去掉晚上睡覺和白天休息的時間，又只剩下一半，再除掉生病、憂愁、煩惱的時間，還剩下多久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呢？
對生的焦慮和死亡的恐懼一直縈繞着魏晉知識分子們。他們放浪形骸，狂飲爛醉於居室，幻想夢蝶的莊周，或是煉丹服藥，坦身裸體，用小小的藥丸試圖超越死亡，成為莊子口中所説的“至人”、“真人”、“神人”。
不過，這些都是麻痹精神的毒藥而已，他們仍然痛苦地掙扎於生死之間，悲情又華麗。
四、既然不能選擇生死，那就恣意綻放生命
不落俗套，活出自己，才是對生命的尊重。
我們敬佩魏晉知識分子的風度，不僅是因為他們對待生命的超脱感，而且是源自他們人格的獨立與對命運生生不息的抗爭。他們努力把人性從禮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追求個性的自由。
《世説新語》就塑造了一羣具有獨立意識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喜歡驢叫的王粲，有在眾人面前捉衣服裏蝨子的顧和，有寵辱不驚、不懼桓温的謝安，有旁若無人、振袖擊鼓的王敦。
其中《方正》篇中記載庾子嵩稱王衍為卿，王衍不想搭理他，庾子嵩説道，“君不能這樣”，王衍答道，“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這個意思是，我不想搭理你，這件事是我的事，跟你有什麼關係！真是可笑又可愛！
在逆境中綻放生命之光才是最高境界。
魏晉人愛好清談，不理俗務，實際上是對黑暗政治不滿的一種回應，他們瀟灑自由，放蕩不羈也是對如此短暫生命的一種釋放。當人與外部環境發生碰撞時，莊子教給他們如何擺脱，那就是拋開所謂禮教道德的一切枷鎖，拋開現實，追求精神自由，尋找一種任逍遙的精神境界。
如果能避世隱居，逃匿於山林之間最好，即使不能脱離世俗，那也要追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精神境界。雖然生命的旅途十分短暫，但魏晉文人們卻把生命之光遙遙點亮，不僅照耀了自己前進的方向，而且還給後人留下光芒，不得不説，在生死麪前，魏晉文人們看得很透徹。
五、結語
一場瘟疫，改變了魏晉人的生死，同時也影響了生者的生活態度。在自然面前，人類永遠顯得既渺小又卑微，生命是那樣脆弱，但脆弱的生命也能發出奪目的光彩！魏晉知識分子的命運雖然坎坷，但他們卻給我們留下了多少不朽詩篇和精神財富！
他們悲情壯麗，詩意夢幻，坦蕩不羈，從容於世。現在，疫情當前的我們，是不是應該學一學魏晉人這種不卑不亢的生活態度？對於死亡，我們既然不能抗拒，那就勇敢地接受它、直視它。對於生命，既然有限，那我們就點燃起生命之光，讓它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