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內亂”
全球媒體已不知是第幾次用“黑色”給法國冠名。2019年的最後一個月剛開頭，法國迎來了“黑色星期四”。
據法國內政部統計，這一天全法有80.6萬人走上街頭參加遊行。法國工會則稱他們在全國組織了250場示威活動，150萬名抗議者參加。罷工導致全法90%的高鐵停駛，30%的國內航班被取消，70%的學校受影響。
參與本次罷工的工會組織涉及公交、地鐵、民航、醫療、電力、郵政、消防、警察、律師及省市政府部門。也就是説，整個法國社會停掉了自己的時間，社會運轉直接停擺，社會秩序瞬間蒸發。
翻開法國戰後的社會運動史，已經不知這是法國第幾次出現大規模社會危機了。或許對於馬克龍政府而言，自從黃馬甲運動興起，這種“危機”早已常態化，見怪不怪就是了。
此次罷工的訴求與“黃馬甲”類似，抗議政府養老金改革措施不力。具體説，就是馬克龍希望建立統一的養老金體系，將分佈在各行各業的養老金體系整合起來搞統一福利積分，但這直接影響到諸多行業享有的特殊福利。
如果“內亂”發生在一個國家，這是個例，發生在兩個國家，這是巧合，如果在歐美內部此起彼伏，這隻能説明，這場“內亂”將是西方全球體系內部的普遍性問題，一如癌細胞，從一處迅速擴散到全身。
正所謂由奢入儉難，馬克龍執政後的法國，面臨的是經濟困難、財政枯竭、福利支出入不敷出，由福利國家制度撐起的“中間道路”已有崩殂之勢。英吉利海峽那邊，科爾賓正率領着工黨舉起了社會主義的旗號，與馬克龍交相輝映。
這種吞噬健康機體，把社會推向左右撕裂的“病變”於馬克龍而言，相當危險。在法國複雜的政治版圖中，馬克龍靠着他左右逢源的中間道路撐起了法國政權。他自己承認是毛澤東的崇拜者，卻不是毛主義者，同時他把自己的經濟政策逐漸撥回薩科齊的自由路線。
在今年的法國外交使節會議上，馬克龍感嘆，西方霸權已近末日。可能他早已遇見西方全球體系內部的“癌變”，並且他也無法讓法國獨善其身。但是，在西方霸權末日的巨大吞噬力面前，馬克龍試圖在西方盟友共同的墜落道路上添加其他力矩，改出一條不同的法國道路。
他在向東張望，他還是試圖跳出美國的霸權影響力，儘管法國國內的情形十分不妙，但他不想向抗議的民眾示弱。這種姿態讓人聯想起戴高樂。馬克龍是個戴高樂主義者嗎？
顯然不是，如果他能成為戴高樂主義者，他為何不直接做一個毛主義者？他只是延續着戰後被戴高樂銜接起的法國傳統。這一傳統先後在16世紀、17世紀、二戰後推動着法國邁向國家崛起，特別是二戰後的這一次，馬克龍的前輩與崇拜者在歷史中交匯。
02 向東看的法式傳統
同是今年，11月初，馬克龍到訪北京，中法關係似乎走上了新高度。在西方國家中，法國有個特殊的身份，是同新中國正式建交的西方國家，這是戴高樂與毛主席共同留給中法的政治遺產。
跨過意識形態壁壘，與“敵對”陣營國家建交，這種“離經叛道”的行為恰是法國外交傳統中的重要一環。“向東看”在不同時代會體現不出不同成色。東方是個模糊的概念，它可以指代東邊的“阿勒芒”（法語中將德國稱為Allemagne），也可以指代俄羅斯，亦或是中東的“異教徒”，或者更遠的遠東。
1533年，時任法蘭西國王弗朗索瓦一世派遣使節前往摩洛哥，帶去自己給奧斯曼帝國蘇丹蘇萊曼大帝的友好書信。蘇萊曼大帝備受觸動 ，立刻給弗朗索瓦一世鄭重回信。這次跨越宗教的試探性接觸開啓了法國“不走尋常路”的外交傳統。
在信中，蘇萊曼大帝寫到：“朕乃蘇丹之蘇丹，萬王之王，天下君主王冠之分授者，真主之大地投影…汝！弗朗索瓦，法蘭西行省之王！汝遣使投書朕躬，稟爾國罹敵寇掠、汝淪敵手。是故，汝懇請朕解汝倒懸…”
我們暫且不用糾結法王到底是不是給自己找了個“爹”。法蘭西-奧斯曼聯盟創造了歐洲外交史上的先例，法國成了第一個與不同意識形態國家建交的基督教國家。此舉於當時之歐洲，不啻於引狼入室，令歐洲基督徒一片譁然，但這正是法國人別具一格的政治智慧和富於浪漫主義的世界想象力。
▲ 查理五世加冕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后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國版圖，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日不落帝國，法國恰好被其歐洲領土包圍。
弗朗索瓦一世此舉有其無奈之處。在歐洲的版圖上，法國被哈布斯堡王朝兩面包圍，來自西班牙帝國的查理五世成為神羅皇帝，在與查理五世的意大利戰爭中，法王不幸被俘，只得“割地賠款”。為了對抗包圍法國的西班牙霸權，法王只好跳出來，尋找歐洲大陸以外的盟友。
首先是英格蘭的亨利八世。二人把酒言歡，共謀對抗查理五世的新教同盟。再往下，就是遠在君士坦丁堡的蘇萊曼大帝。恰好這位雄心勃勃的蘇丹也想找機會介入歐洲事務，法王的信給了他出兵歐洲的藉口。
▲ 英王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任王后，為了能自由結婚和離婚（按天主教教規，婚姻須經教會批准），他與羅馬教廷決裂。
唯獨，我們不要忘了，法國是天主教國家，她對羅馬教廷的“忠誠”完全可以用“真香”來形容，所以後世為她加封了“天主孝子法蘭西”的稱號。
弗朗索瓦一世是個人文主義君主，法蘭西的文化在其治下繁榮起來。但在政治上，人文主義意味着一條注重君主權威和現實利益的路徑。思想家博丹（JeanBodin）恰好在這個時代寫出了《國家六書》，提出國家主權高於包括教權在內的一切。在下個時代中，這一國家利益至上傳統演變成紅衣主教黎塞留的“國家理性”（Rasion d’Etat）。
▲ 鐵血宰相黎塞留做夢也沒想到到了21世紀，他變成了這樣。
法王從蘇丹那裏獲得了實在的好處，特別是針對法國人的“治外法權”，有效地保護了前往中東的法國基督徒。而另一方面，也一度挫傷了查理五世的野心。
後世法國人無限緬懷弗朗索瓦一世的功業，統治者們則致力於繼承他開創的國家利益至上與向東看傳統。從亨利四世為了平息三十年戰爭而改宗，到黎塞留與馬紮林時代肢解德意志地區，再到路易十四和大革命時代，後面還應該加上戴高樂。
03 戴高樂主義與“東方”
戴高樂主義的外交目標主要有二，一是要與美國霸權保持距離，保持法國外交的獨立性，二是要建立擺脱美蘇控制的歐洲共同體，且法國要在其中扮演領導角色。
想到法國在二戰同時實現了“德治”與“法治”，並且長達四年時間，這兩個目標不免讓人覺得好高騖遠，更何況法國五常的位置都是三巨頭博弈的結果。
但戴高樂不以為然。1958年，法國爆發大規模遊行，戴高樂趁此機會重返政壇，並重新制定憲法，新憲法賦予了總統更高的權力，使得戴高樂獲得更大力量推進自己的政策。
彷彿弗朗索瓦一世的驚世駭俗之舉再次上演，法國從1959年開始，逐步驅逐美國在法的軍事力量，並研發自己的核力量，直到1969年徹底退出北約，這讓美國人氣瘋了，但戴高樂不為所動。
為了跳脱冷戰兩極格局的同盟框架，戴高樂同時開啓了自己的“向東看”外交。
戴高樂時代，法德關係與法蘇關係的變化是劃時代的。
歐共體框架內，法國在積極踐行自己領導歐洲的外交目標，黎塞留時代和拿破崙時代的餘暉照進戴高樂的總統府。但隨着歐共體的擴大，法國並沒實現自己領導歐洲的理想，反而留下了延續至今的法德雙核心框架，實現了歐洲的“德治”與“法治”共存。
同樣，戴高樂積極改善對蘇關係的努力也沒有博得蘇聯人過分好的印象。只是戴高樂堅持認為俄羅斯應該“獨立”與歐洲打交道，幾十年後倒是一語成讖了。
整個60年代，法國還有一項可圈可點的外交成果，那就是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早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中法兩國的外交人員就有過單獨接洽，談論印支戰爭和雙邊關係。率領中國代表團的周恩來總理巧妙地把握住美法之間的矛盾，嘗試與法國單獨商議印支和平問題。
此時的法國不想長期陷入印支的戰爭泥潭，但也反感美國的軍事力量介入印支。周總理正是利用了法國人的這一心理，將法國政府的天平拉向中國一邊，並表示中國願意與法國建立友好關係。而法國也準備投桃報李，只要印支實現和平，就承認新中國的合法地位。
1955年，法國政府開始各種示好新中國，意圖與新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年八月份，法國總理辦公室還特地派出使節赴日內瓦，與中國駐波蘭大使磋商，提議先行恢復兩國經貿聯繫。但法國政府只提出恢復北京的法國領事辦公室，卻拒絕新中國在巴黎對等設立領事辦公室，甚至還不想切斷與在台“國民政府”的往來。
此一舉動被周總理嚴正拒絕，同時，新中國一貫奉行反帝國主義立場，在諸多涉及法國的國際事務中，都站到了第三世界一邊，還在蘇伊士危機中毫不客氣地批判英法帝國主義，無疑是狠狠“打臉”。這是那個時代中國外交的風貌，面對伸出橄欖枝的西方國家，新中國表示：交朋友可以，但要有原則有底線。
幾經波折，中法建交也就拖到了戴高樂時代。戴高樂出人意料地反對美國干涉台灣事務，與整個西方陣營唱反調，並致力於建設統一獨立的歐洲。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華示好。對於戴高樂其人，毛主席的評價短小精悍：他不壞，但他也有缺點。
新中國的領導人們十分讚賞戴高樂尋求從美帝獨立自主的姿態，但同時又對戴高樂的對華態度保持謹慎，“聽其言，觀其行”。毛主席認為，許多意欲承認新中國的國家迫於美國壓力，不能與新中國建交，其中就包括法國。但是戴高樂的政策也只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戴高樂之於法國，一如蔣介石之於中國。
▲ 偶像效應？毛主席對戴高樂的評價一向毫不留情，但戴高樂生前最大的遺憾卻是沒能親自見到毛主席。
毛主席的判斷基本準確，因為戴高樂的兩個主要外交目標，擺脱美國與領導統一獨立的歐洲，哪個也沒有實現，而且法國後來又重回北約框架內。
不過，戴高樂一直在努力推動中法建交。1959年，巴黎再次提議，法國承認一箇中國原則，與在台“國民政府”斷交，與新中國建交，希望以此能夠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上換取新中國的中立。但這一提案同樣沒有被北京接納，在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問題上，新中國依然選擇力挺阿爾及利亞人民，不放棄反帝立場，又一次“打臉”法國。
中法建交斡旋到此已是戲劇性轉變，最初是兩國存在共識，周總理抓住時機創造機會，主動權還不完全在新中國手裏。但到了戴高樂時代，中法建交反倒成了新中國對法國政府的考驗，戴高樂這位叱吒二戰、縱橫政壇的風雲人物，在毛主席面前，反而成了進京趕考的學生，不得不説，中法這段“友誼”的起點還真是“久經考驗”。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國第一任大使黃鎮（左）和法國總統戴高樂（中）
1962年，法國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勢力達成和平協議。同年中蘇交惡，中國搞起了獨立自主的“兩彈一星”計劃，法國也逐步退出北約，開始獨立的核武裝計劃。兩國之間的矛盾逐步移除。
特別是越南戰爭的爆發，法國又一次站到了美國的對立面上。並且在周總理與戴高樂的進一步會晤時，戴高樂下定決心與台灣斷交。為了阻撓中法建交，美國授意蔣介石不要切斷與法國的外交關係。雖然戴高樂派使團去台北安撫蔣介石，但也只是安撫而已。
中法兩國於1964年宣佈建立外交關係。對此，毛主席終於露出了滿意的神情，並會見了法國國會使團，表示要加強兩國政治經濟合作。在高度讚揚戴高樂的同時，太祖還不忘批評聯邦德國與美國走得太近，不夠“獨立自主”。
戴高樂的“向東看”，最終在古老的東方畫上了圓滿的句號。雖然戴高樂主義的兩大外交目標都沒能實現，但一如弗朗索瓦一世主動接近蘇萊曼大帝一般，法國的傳統政治智慧往往會在關鍵時刻開創全新的時代，併為後世留下寶貴的遺產。
我們應該充分肯定法國人的這種聰明才智和富於浪漫主義的想象力，只是，為了法蘭西民族的體面，歷史的細節有時是可以忽略的。
04 馬克龍會繼續創造歷史嗎？
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法成功建交併未轉化太多成果出來。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競爭註定不會給跨陣營外交留下太多餘地，而且戴高樂領導的法國也不會完全從西方陣營裏脱離出來，正如蔣介石政府也不可能實現中國真正獨立自主一樣。
▲ 戴高樂兩大外交目標，蔣介石的日記中都寫過...
另外，戴高樂時代的法國總是對新中國抱有一點不切實際的幻想，即寄希望於中國放棄支持法國殖民地獨立，維護法國的海外殖民利益。但是對於中國這種在近代飽受殖民主義戕害的國家來説，這輩子都不可能支持西方國家搞殖民地外交的。
話又説回來，法國人也不是到了戴高樂時代才對中國抱有某種浪漫主義幻想的。早在13世紀，法國人就塑造了一種烏托邦式的中國幻想，認為中國的中央皇權、官僚體制、農耕文明都十分“先進”。5個世紀後，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熱，而此時法國知識分子已經做了兩百年的“中國夢”，伏爾泰和盧梭都曾是中國的“腦殘粉”。
一個叫Jean-Baptiste Du Halde的法國人還洋洋灑灑寫了一部四卷的書，叫《對中華帝國和塔塔爾中國人的描述》（La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把一個法國人幾乎沒有涉足的國度描述成理想之鄉，用來批判政治現實。
這種不切實際且有些激進的浪漫主義難免會造成現實政治中的判斷“失焦”。戴高樂時代，法國人並未從中法建交中獲得多少他們希望的東西。作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法國在之後的對華外交中，反而被德國反超。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開始與歐美國家展開經貿合作，本來法國可以藉助“傳統友誼”先入為主的，但卻被德國後來居上，甚至“德國模式”都成了中歐經貿的“標準化”模式，以致於趕超德國一度成了法國對華外交的長期目標。
這也是馬克龍上台之前法國一直延續的對華外交道路。不過在這個時代，馬克龍面臨的危機並不比戴高樂時代好多少。而馬克龍的外交姿態似乎也顯示，他希望通過延續曾經的傳統，以開創歷史的方式度過危機。
比如日趨緊張的法美關係，以及馬克龍高調宣稱北約“腦死亡”，都展現出馬克龍遠離美國的獨立道路。與此相伴，對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改善，也成了這一邏輯下的重要一環。並且，在歐盟內部，馬克龍的高調與默克爾的回擊，特別是在北約問題上，也顯示出法國與德國在歐盟領導權上的競爭關係。
▲ 馬克龍警告歐洲，北約正經歷腦死亡，就因為特朗普。
但馬克龍“向東看”時，中法外交和廣泛國際間合作自然會成為新的歷史趨勢，唯一的問題就是，如今的國際環境比照中法建交之時已經大不相同，中國也已經今非昔比，而中法面對霸權主義的立場又趨於一致，未來中法外交能產生何種效果，着實令人期待。
或許我們些許能夠理解馬克龍為何視毛主席為偶像。戴高樂當年功敗垂成的事情，也許只有毛主席可以做到。
而今，馬克龍又面臨着相同的選擇，他會成功嗎？
似乎又如毛主席所言，他不壞，但是也有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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