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與戰國，總是被人連着脱口而後。
然而，即便是這兩個時間段直接相連，其戰爭形態所反映出的社會風貌也是截然不同。短短數百年時間，便將禮儀戰爭推到了兼併戰爭的新時代。
西周時，由於視野的限制，大多數週人將自己所在的天下視作全部世界。
而這個天下，與諸侯的封國還有士大夫的傢俱有同構的結構。諸侯間的友好與交惡，本質上屬於諸夏兄弟之間的家事。作為大家長的周天子，就是矛盾的調停人。
早期的諸侯與周天子不是親戚就是盟友
由於主要封國的領袖家族要麼是姬姓同宗，要麼是開國功臣。所以在最初的若干代，統治集團內部關係比較親密，周王與諸侯聯繫也比較多。
但是日久天長之後，諸侯子孫間聯繫的減少，周天子與諸侯間實力對比的緩慢變化。西周對外作戰態勢的起伏，以及氣候變法登變量等不穩定變量的作用。各種量變積累成的質變就是西周到東周的轉折。
周王室東遷到了洛陽，失去了控制天下的中軸線豐鎬--洛陽一線的西端。但周王室作為一個實體政權，有自己獨立的政府、軍隊與領土，自然也有自己的外交政策。
儘管衰敗，但是作為天下共主的神聖性依舊還在。
所以霸主應運而生，作為諸侯中的強者，協助周天子維持諸夏世界的秩序。
大部分時候 周天子不會遭到諸侯的背叛
周天子賜予霸主以“伯”的稱號，意思是霸主是諸侯的大哥。
在家天下的思維中，大哥的作用是維持秩序。要做的是懲罰不守禮制者，扶持弱小和即將滅亡的政權。而不是大動干戈地打破諸夏世界的體系。
相應的，作為諸夏世界的對立面，諸侯霸主會去討伐蠻夷戎狄建立的小國。
齊、秦、晉、楚就從周邊蠻族政權得到了很多領土。當然，秦晉等大國也會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客氣的討伐周遺民和姬姓小國。著名的典故“假道伐虢”和“唇亡齒寒”，説的就是早期晉國對同宗諸侯小國的殘酷兼併。
春秋時期的霸主 往往都是兼併周邊地區產生的
但是這種秩序，最終在諸夏世界的外圍出現了鬆動。
楚國屢屢打破禮制，挑戰天子，並率先稱王。到了春秋末期，各個中原諸侯都出現了大夫把持國政的局面。在中原諸侯停止征戰後，由晉楚爭霸引發的吳越爭霸成為了爭霸的主戰場。吳國和越國，都先後被中原諸侯和周天子奉為霸主。
由於總體上缺乏周禮文化的約束，所以吳越爭霸出現了舊霸主被新霸主兼併的情況。吳國作為霸主，不再能號令諸侯前來救援自己。這是之前的春秋時代鎖沒有的。
夫差的失敗也預示着一個時代的結束
到了戰國初年，周王室內亂。在韓趙的干預下，周王室內分化出東周和西周兩個公國。
所以，繼楚王稱王之後，周天子的權威再次降低。與此同時，經過了數個世紀的混戰，各個主要戰國都在各自的史書中，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觀。
魏國的史書《竹書紀年》將魏國自稱為“夏”，魏王就是夏王。
此書論證了三晉大夫崛起壯大，成為諸侯、最後稱王的合理性順序，間接否定了周天子的權威。秦國由於佔有周朝發源地，所以面對西邊的戎狄時，秦人經常自稱為“夏”。
竹書紀年就是諸侯自主中心意識的體現
誕生於齊文化的《公羊傳》，也將齊國和中原的殷商故土稱為“中國”，
其他地區是諸夏，而西周故土已經淪為蠻夷之地。楚國早在春秋時代，就已經仿效天子自行稱王，大有自成一系的氣概。
因為沒有了最後的思想顧慮與包袱，而且諸子百家中，也不乏“定於一”的宣傳造勢。所以兼併的態勢只會越來越激烈頻繁。
公羊傳也是齊國本位思維的體現
地緣因素與地域文化因素
位於天下中心 往往是地緣形式最差的
事實上兼併早在春秋初年就開始了。受傳統文化約束更少的周邊大國，本身就是不斷兼併蠻夷戎狄的產物。
甚至那些名流至今的中等諸侯國，比如魯國、宋國、鄭國和衞國等等，本身也在不斷兼併更小的三流諸侯國。宋國和魯國這種歷史悠久，爵位較高的諸侯，本身還有附屬於自己的小聯盟。但這些勢力位於中原內線，是為了監視殷商遺民而設置得，所以經常出現互相牽制的問題。
也因為這些勢力的存在，晉楚兩大國的爭霸也有了緩衝區與爭奪對象。
兩大國的爭霸，很多時候就是圍繞着宋國與鄭國的歸屬開展的。為了不打破力量平衡，不招來天下仇恨，這些中等諸侯國沒有被滅。
楚國是最早大規模滅國的諸侯
與北方相比，南方的楚國早在春秋時代，就有用兵迅速且兵不厭詐的特點。
而且楚國在早期兼併戰中，就打了很多攻城戰。位於歷史轉折點上的吳越爭霸，本身則更加殘酷血腥，是更加你死我活的搏殺。
進入戰國後，以往各國交界處的蠻族政權已紛紛消失，大國間的緩衝地帶是逐漸沒有了。
位於中原的中等諸侯國們，衞國和魯國國土萎縮，失去了爭霸的可能性。鄭國被韓國所滅，宋國遭到了齊國的吞併，各大國之間的緩衝區更少。
於是，韓國和魏國成為了新的中央國家，成為了天下的咽喉和腹心。
但是三晉沒有就此沉淪。繼承了法家文化的他們，迫於危機意識率先變法圖強，反而成為了戰國早期最有活力的勢力。魏國是戰國早期的霸主，進而刺激了其他國家的變法運動。這意味着華夏世界的局部統一正在加快生成。
三晉諸侯的變法思維 對後世影響極大
戰爭模式的變化
政治格局的變化 也帶來了戰爭的進化
隨着思想觀念與政治格局的變化，軍事與戰爭形態也出現了新氣象。
傳統的春秋軍隊主要由國人和貴族構成，從小接受各種文物教育，所以素質相對較高。
這才有了講究個人武藝和儀式感的陣前單挑。由於各國的規模尚未擴大，國家沒有形成集權體制，無法極端徵集大量資源。
春秋戰爭的小規模 其實就是禮儀文化的影響
所以諸夏世界的觀念猶存，戰爭的長度往往只有一天。
這是為了避免持久戰的消耗，也是要避免戰爭對於農業的干擾。春秋早期冬夏季是不作戰的。為了避免搜尋對手，才有了提前在邊疆約戰的習慣。
到了戰國時代，知識從上向下的傳播、實體領土國家的誕生和疆域的擴大與衝突的激烈化，有利於戰爭的集權機制出現了。
這與諸子百家中重視功利與實用性的兵家、縱橫家和法家有關係。制度的需要又讓前者大行其道，這種機制又反作用於戰爭本身，導致了兼併戰爭的進一步殘酷化和激烈化。
單兵素質的下降 讓軍隊對集團紀律有了新的需求
平民中的國人和野人區別消失。在單兵素質下降的同時，對集體戰術的要求呼之欲出。
所以戰國時代的史書少了對個人武力的描述，多了對將領戰功的記載。為了統一，曠日持久的兼併戰爭導致了持久戰和攻城戰的增加與技術進步。所以春秋和戰國時代的戰爭，才會呈現出不同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