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大明的經濟實力到底有多強，按照英國學者Angus Maddison的估計，其gdp佔當時世界的29%，是當時的第一經濟強國。可是與巨大的經濟體量不符的是，明朝政府的財政收入卻低的可憐。
根據明史專家黃仁宇的統計，1600年明朝的財政收入只有區區3000萬兩，3000萬兩什麼概念？給大家舉個例子，1700年還未進行工業革命的英國，gdp只有當時大明的1/9，人口僅有1630萬，但是這麼一個小小的英國，每年的財政收入居然有1億兩白銀之巨（經過核算），足足是大明的3倍之多。就連1900年被內外折騰的死去活來，快要斷氣的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也達1億兩白銀之巨。大明如此巨大的體量，税收為何卻如此微薄？以至於崇禎會發不起軍餉，連家產都當了出去。在這詭異的表象背後，實際上隱藏着帝國數百年以來的積弊和腐敗。
一、“士紳不納税”加上土地兼併，帝國失去了最大税源
按照如今政府的慣例，收税一定的收有錢人的，窮人不僅榨不出什麼油水，而且稍微加點税就會民怨沸騰，揭竿而起。反觀富人，不僅錢多，而且多收點也不會有什麼過激行為，畢竟錢多嗎，人家不在乎。如今的一些發達國家，幾乎全是靠着向富人收税來支撐自己龐大的福利開支。但是大明邪乎的地方就在於，最有錢的人偏偏不用交税，倒是身無分文的窮光蛋要負擔絕大多數的税賦勞役。
大明最有錢的是哪些人，當然是官僚地主了，在萬惡的封建社會，官僚和地主往往是合二為一的。很多人做了官，就開始利用自己的職權發家致富，兼併土地。一個官員，往往在任不過數年，就能擁有萬畝良田，一越成為地方的大豪強。其中的佼佼者，比如內閣首輔徐階，就擁有多達24萬畝良田，以至於海瑞不得不替民做主，沒收其田產。但是可笑的是，這些最有錢的人，卻擁有免除税賦和勞役的特權，即所謂的“士紳不納税”，也就是説這幫人就算錢再多，政府也從他們這拿不到一分錢。而在中國古代，朝廷的大部分税收幾乎都來源於農業，大明也不例外，在1600年大明3000萬白銀的收入中就有2700萬來源於農業税，如果收不到地主的農業税，就只能收取自耕農的。但是隨着土地兼併的愈演愈烈，朝廷僅有的這點税源也陷入了枯竭。
為什麼會發生土地兼併？這還的歸功於這些官僚地主，中國古代大部分的生產者，都是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他們財產微薄，遇上災荒之年很容易遭致破產。這個時候，官僚們和他們的親屬就會乘虛而入，假意向破產農民們提供貸款來賺取利息。而地主們的貸款往往是高利貸，據明人倪元璐記載，當時民間貸款的利率大概為每月5%，乍看一下不多，但是別忘了農民賺錢的週期是很長的，往往要半年或者一年才能迎來豐收，而到了那時，他要償還的數額已經相當於原來的160%。很多農民都因為償還不起高利貸而被迫賤賣自己的土地，從而成為地主的僱農。士紳的税不能收，自耕農的數量還不可抑制的減少，大明的收入，能不越來越少嗎！你或許會問，為啥不收士紳的？這個慣例不能改嗎？對，就是不能改，改的人下場往往會很慘。雍正帝之所以留下千古罵名，不是因為什麼文字獄，而是因為實行官紳納糧的制度，從而遭到了天下所有讀書人的唾棄。至於為什麼，那些所謂的清流給出的理由竟然是：“我就是要替天下讀書人爭口氣，我們就是比不識字的屁民高一等，屁民有這個義務，我們就不能有”。一個國家的精英都是這個樣子，這個國家還能有救嗎？既然士紳不納税，國家就只能裁剪公務員，並把税賦彈到貧苦農民身上，而這兩者就造就了李自成的起義軍。李自成恰好是因為政府財政原因而下崗的公務員，而他的主力，恰恰是那些遭遇天災又面臨政府税賦的貧苦農民。
二、實行海禁，商人的税收不來
熟知明史的朋友也許會問，既然士紳的税收不來，那能不能收商人的税，商人也有錢啊？但是遺憾的是，大明朝廷根本就沒把商人當回事，向商人收税，從來就沒進入大明朝廷的考慮範圍。
要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極為厭惡商人，他要建立的，是一個淳樸的農村社會，商人在這個社會中連穿綢緞的權利都沒有，自然也就不會進入朝廷的考量。明朝中後期，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全球化的貿易開始興起，大明的對外貿易也逐漸興旺發達。但是，大明朝廷卻沒有意識到世界潮流，依然奉行明初的海禁政策，以至於大明的商人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和洋人做生意，很多和洋人生意做得好的商人，比如王直和林鳳，都被大明砍了頭。大明長期的海禁政策與對海商的背信棄義，使得大明的商人們十分不信任政府，對政府的責任感也就越來越低，由此帶來的就是偷税漏税成風。本來大明的制度就跟不上時代，收不到太多商税，再加上商人的有意作對，這僅有的税就更收不上來了。
後來大明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在福建月港開放口岸進行通商，始稱“隆慶開關”。開關的效果十分好，短短一月，大明就獲得了29000兩白銀的關税。但是如此巨大的利潤卻並沒有獲得大明臣子的青睞，他們不僅不加緊開關，收取更多的關税來緩解財政壓力，反而痛斥開放海禁是破壞祖宗之法，動搖國本，百害而無一利。大明，又喪失了一個税收來源。
三、低下的行政效率和難以置信的腐敗
前面的兩項都是從税收來源的角度來分析問題，但是如果大明能讓該交的税賦流入國庫，並讓這些錢發揮作用，大明也不至於亡的那麼快，但只可惜，大明連這個都做不到。先説行政效率的問題，大明的官吏總數，按照記載來看，是十分的少的，在明朝初年，僅僅有5000名大小官員，到了明朝末年，也只有15000人。這麼少的官員卻要統治人口多達一億的大帝國，勢必會力不從心。要知道今日中國的公務員總數多達716萬，輔助政府管理的事業單位人員，更是多達3000多萬，就這樣，還顯得力不從心，人手不夠。大明這樣少的官員，則更是沒法管理了，人手不足，勢必就沒法監督地方繳税的執行，而只能依賴於當地的鄉紳。當地的鄉紳則往往利用自己在當地的權威，跟政府打馬虎眼，不斷的拖欠税賦，而大明官方也不敢撕破臉皮，畢竟大明是個實行村莊自治的國家，即所謂的行政不下鄉。朝廷的統治有賴於地方的鄉紳，也就由此聽之任之。但這種聽之任之給國家的財政卻造成了極大的損害，根據户部和太倉留存的文本，史學家發現從1586到1592年，大明的税賦居然被拖欠了746萬兩，而在1616年和1617年，則分別拖欠了236萬和286萬兩白銀。就算是改徵的税，大明也徵不來。
除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大明還有一個致命的痼疾在消磨着朝廷的財政，那就是無孔不入的腐敗。其中，最大的腐敗就在於軍隊，根據1620年的數據，大明在軍隊薪資方面花費了2000萬兩白銀，幾乎佔據當年收入的2/3，這個數字在名義上是發給123萬名士兵的，但是實際上，此時真正的士兵總數還不到50萬人，這其中的73萬人全都是官員虛報的名額，官員們通過這些空額矇蔽朝廷，從而貪墨空餉，佔公家的便宜。就連京城的禁衞軍也不能倖免，比如帝國的四衞軍在弘治年間有1萬騎兵和3萬步兵，但是到了嘉靖年間，卻只剩下了5000人，而馬則是一匹都沒有，以至於俺答可以在京城城郊燒殺搶掠、為所欲為。但是官員們明顯還不知足，他們不但吃了這些空餉，連本該屬於那50萬人的也要趁機貪墨。這也就導致了明朝軍隊的很多裝備老化嚴重、質量低劣，還會因為欠餉而譁變。就像明朝將領熊廷弼記得那樣：“時至寒冬，見士卒裸體穿甲，身無存棉，乃心如刀割，恨不得以身受之。”明朝的很多士兵，到了冬天，連件棉衣都穿不上，再加上經常欠餉，人家憑什麼給你賣命？可以説，大明的財政困難直接導致了大明軍事上的失敗，很多明朝士兵作戰時不僅士氣低落，甚至因為欠餉還主動投靠了清朝，他們帶過去的火器讓清朝如虎添翼，使得大明連火器這最後一點優勢都喪失殆盡。
本文配圖源於影視《大明劫》
歷史堂官方團隊作品 文 :埃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