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職20年，周洪宇前後共提交議案、建議418件，近7成被採納。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他帶來了29份議案建議。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作為和其他代表委員一起見證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取得進步和發展的一位參與者、推動者，與有榮焉。
長久以來，教育是周洪宇關注的重點領域。據他介紹，在履職期間提交的議案建議中，關於教育的話題佔到了總數的一半。在今年提交的29份議案建議裏，記者也注意到，有些關於教育的議案建議他曾多次提及，有的是在今年全國兩會上第一次提到。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受訪者供圖
談法律修訂
設“副學士學位”，提高高職高專畢業生社會認可度
新京報：早在2008年，你就提出了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的建議，此後又在2019年、2021年提出要加快修訂《教師法》，今年是你第四次提交這份建議。它的重要性在哪裏，要解決什麼問題？
周洪宇：現行的《教師法》是在1993年10月31日經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表決通過的，2009年有過一次修訂，但涉及的內容不多。《教師法》自頒佈施行以來，對於提高教師的地位、加強教師隊伍建設、保障教師的合法權益、促進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着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教育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教師法》的許多規定已不能適應當前教育改革發展和教師隊伍建設的實際和要求，有的規定甚至嚴重滯後。
實際上，《教師法》的修訂是納入了“十三五”立法規劃的。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計劃中，按等級分為三類，按優先級來看，第一類是繼續審議項目，第二類是初次審議項目，第三類是預備審議項目。《教師法》目前只處在第三類，所以我今年建議把它調整為初次審議項目。當然，如果具備了一定的修法基礎，又達成了廣泛的社會共識，從第三類調到第一類，也完全有可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在“十三五”立法規劃中，它也只處在第三類，但社會各界要求加強家庭教育的呼聲很高，所以這部法律落地就很快。
除此之外，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中央也相繼出台了很多與教師相關的文件，比如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其中就提到，要確立公辦中小學教師作為國家公職人員特殊的法律地位。我們從2007年以來就一直在全國兩會上呼籲確定教師的法律地位。按照國家意志培養人才，本身帶有公務性，所以中國的教師，既是專業人員，也應該是公務人員。所以説，現在已經有了相關政策和文件精神，我們就應該把它變為法律，增加到《教師法》中，這樣才更科學。
《教師法》的修訂是一個很緊迫的任務，而且我們已經具備了修法的條件，所以今年我希望儘早完成《教師法》的修訂。
新京報：除了關注教師法以外，我們也注意到，在履職期間，今年也是你第四次提到要修改《學位條例》。就《學位條例》而言，面對目前的新形勢，有哪些地方還需要改進？
周洪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頒佈也比較早，是1981年1月1日實施的。我們國家是1977年恢復的高考，當時“77級”的學生是1978年3月份入學，我剛好那個時候上的大學。“78級”的學生是1978年9月份入學，前後相差半年左右，到1982年1月份我們這批“文革”後恢復高考的最早一批大學生就要畢業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得不盡快出台這部條例。
單從法名來看，當時制定的時候不是很嚴謹，嚴格來説，它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應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而不是條例。
從高等教育來看，我們有高職高專、本科、碩士、博士四個層次，但我們的學位只有三個層次。高職高專又幾乎佔整個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這是不夠嚴謹和規範的。所以我也建議，要借鑑發達國家和地區有關經驗做法，構建與現有學位制度相銜接的高職高專院校學位制度，對高職高專院校設立“副學士學位”（或“協學士學位”）。建立副學士學位-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的高等教育學位制度。
2022年1月15日，江蘇淮安，2022年江蘇省職業院校技能競賽——虛擬現實（VR）設計與製作項目在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舉行，來自33所高職院校的99名大學生現場比賽，旨在提升學生應用動手能力。圖/IC photo
我國高職院校學生知識和技能水平差異性很大，以單一的學歷證書作為衡量學生的唯一標準，難以適應現實需要。對高職高專院校設立“副學士學位”（或“協學士學位”），有利於激發學生努力學好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術技能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也有利於提高高職高專畢業生的社會認可度，營造全社會尊重技術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圍。
再比如，現行的《學位條例》中對於教育行政部門和教育管理者只強調職能的行使和權利的擁有，沒有責任性的規定和義務性的約束；對學位申請者的權利和權利保障的途徑缺少規定。2019年以來，翟天臨“學術造假”風波不斷髮酵，北京電影學院等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這一系列事例表明，《學位條例》的修改完善工作迫在眉睫，學位的授予、管理、質量監督等工作亟待加強。此外，我認為，也要打通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銜接，有了縱橫貫通的“立交橋”，職業教育才能在國家教育體系中有地位，才能發揮重要支撐的作用，也才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談“雙減”政策
探索新制度，教師按服務積分實行等同時間“調休”
新京報：“雙減”是個熱門話題，今年你也提了相關建議。“雙減”政策落地後，如何構建一個良好的教育新生態？
周洪宇：“雙減”政策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源於教育生態的失衡，學校教育主渠道不足，家庭教育嚴重缺位，學校、家庭和社會協同不夠。促進“雙減”政策落地，就需要學校、家庭、社會各安其位，學生、家長、教師各負其責，實現教育生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我覺得，實施“雙減”政策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努力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努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雙減”文件中關於嚴禁隨意資本化、由營利性轉為非營利性的要求和對於收費價格的指導，正是去逐利化、去泡沫化的表現，目的是解除資本對教育的綁架，斬斷劇場效應，降低百姓教育消費負擔，使改革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羣眾。
2022年3月4日，陝西省西安市，大慶路小學一、二年級的小學生開展各類闖關遊戲試題，代替期末書面考試。國家“雙減”政策規定，小學一、二年級不進行紙筆考試。圖/IC photo
在“雙減”共識初步達成，學校、家庭和社會協同機制正在形成，教育生態正在向好的方向轉化的同時，我們也發現了一系列問題，比如校外學科類培訓專業鑑定難，部分學科類培訓轉入“地下”，中小學教師工作時間加長，責任加重，壓力加劇，隱形工作量加大，工作要求提高，師資配置和專業水平難以適應現實需要，教師工作積極性受到嚴重影響等。
這也説明，“雙減”政策執行是一項涉及面廣、情況複雜的系統工程，並非一蹴而就的，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針對“雙減”政策落地過程中的痛點和難點問題，採取有針對性措施，進一步加大配套改革力度。
新京報：你剛剛也提到，自“雙減”政策實施以來，教師負擔明顯增加、校外培訓亂象頻發等困境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又該如何去分析和解決？
周洪宇：關於“雙減”，我今年一共提了5個建議。其中就有關於落實“雙減”政策，持續深入開展隱形變異培訓問題治理的建議。截至2021年12月底，我們的線下校外培訓機構壓減了83.8%，線上校外培訓機構壓減了84.1%，校外培訓機構資金監管比例顯著提高，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機構“營轉非”比例達到100%。但是，一些地方出現了培訓機構由“地上”轉入“地下”，改頭換面，以“高端家政”“眾籌私教”“遊學研學”等名義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的隱形變異問題，嚴重干擾了“雙減”政策執行。
因此，我建議將隱形變異培訓工作納入社會綜合治理範圍。建議由政法、網信等部門牽頭，強化部門協同聯動，積極研判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同時建立健全市場監管、網信、公安、體育、文旅等部門分工負責的聯合執法機制，並按照“誰審批、誰負責”的原則，壓實主體責任。對跨區域違規行為，由培訓機構審批地、違規行為發生地相關部門共同查處。
我們也發現，2021年7月以來，為全面落實“雙減”政策，各地紛紛出台課後服務、延時服務、作業管理等措施。隨着課後服務實現全覆蓋，有部分學校反映，教師負擔明顯增加，工作時間明顯延長。
所以我也提出來，要優化評價方式，強化激勵效用，將教師參加課後服務的表現作為職稱評聘、表彰獎勵和績效工資分配的參考，讓教師付出有所回報。也可以依據校情，試行“彈性上下班制”，探索建立“延時服務積分制度”，對參與延時服務的教師積分，以月或雙月為單位，實行等同時間“調休”。如教師一週有4小時的“課後服務”，一個月有16小時，本月教師在完成本職工作之餘，可休息16小時。這16小時，既可累計使用，也可拆分使用。
在“校社”合力方面，可以嘗試引入校外教育機構力量。很多培訓機構有豐富的教學資源，如藝術類、素質類的機構，完全可以加入校內的教學實踐中來，發揮他們的優勢，豐富校內“課後服務”的內容。上級部門應協調與統籌相關資源，如通過公開招標的形式引入一些有資質、有水平的機構供學校選用，同時還要進一步明確與規範相關收費標準，為學校聘請校外資源提供保障。也可邀請一些退休老師、家長及有資質的社會專業人員等志願者參與進來，以此來減輕校內教師工作壓力。
談學制改革
改變“六三制”主導地位，讓學制更加靈活多元
新京報：深化新時代“學制改革”這個概念是你在全國兩會上第一次提出來。提出這份建議的背景是什麼？
周洪宇：我最近幾年從不同的角度談過一些學制改革的想法，回應社會關切。比如，學前教育和高中教育是不是要馬上納入義務教育？我預計今年“學制改革”這個問題的關注度會很高，因為今年很特殊。
我國的學制改革始於1902年的壬寅學制，隨後經1904年的癸卯學制、民國初年的壬子癸丑學制，直到1922年正式頒行壬戌學制。今年是壬戌學制頒行100週年。
1978年教育部正式頒發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學教學計劃試行草案》規定，全日制中小學學制為十年，中學五年，小學五年。中學按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分段。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中小學學制，準備逐步改為十二年。”1981年4月教育部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從實際條件出發，逐步有計劃、有準備、有步驟地將五年制中學過渡為六年制。
此後，全國各地大多重新迴歸到早前的“六三三”學制。由於六年制學制在實施過程中存在問題，1985年以後，“九年一貫制”作為新的探索制度在一些學校實施。
學制的內容雖然歷經數次修改，但是“六三三”分段法的主體架構卻經受住了時間和實踐的嚴峻考驗。伴隨着社會政治經濟的持續發展，當教育難以滿足社會實際發展需求時，教育內部系統，包括學制也應該在新的形勢下適時調整和改進，培養出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高素質人才，這符合教育發展的基本規律。
新京報：具體而言，關於新時代的學制改革有哪些爭議，我們探索的學制會呈現一個什麼樣的形式？
周洪宇：國內也有人對“六三學制”提出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一是不符合現代少年兒童身心發展規律和特點，不利於學生全面發展；二是從修業年限來看，小學的年限太長，把五年能夠完成的任務硬是拖到六年，既浪費國家的人、財、物，也延緩甚至阻礙了學生的身心發展，而初中只有三年，大量新學科在此階段出現，導致學生學業負擔過重。因此，他們主張實施“五四學制”。
2022年3月4日，河北省邯鄲市廣平縣濱河小學老師在課堂上為學生講解兩會知識。圖/IC photo
我認為，學制改革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師資、課程、教材、校舍、設備以及經費支撐等，需要社會形成共識，需要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學制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只能循序漸進，不能過於冒進。
“五四學制”實行小學五年、初中四年的教育，是中國九年義務教育的一種實驗性學制。在以普通教育為主的情況下，農村初中適當增加職業技術的內容，這些內容可以滲透到四年當中，也可以在最後一年進行，實行“3+1”模式。另外，我們還有個“五三學制”，它也是一種實行小學五年、初中三年的實驗性學制。長期以來，這種學制在一些省市，尤其是許多農村廣泛存在，但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行，明確我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意味着這種學制只能在一定時期內過渡性存在。
還有剛剛講到的“九年一貫制”，它是將小學、初中教育作為一個整體，協調安排九年的教育教學內容。這種學制最初僅在極少數地區的學校施行，從實驗結果來看，“九年一貫制”對不間斷地提高基礎教育質量，幫助學生克服小學與初中銜接時在心理、學習、生活等方面的不適應，合理調整九年之間的教學內容密度，加強教育行政部門的整體管理等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現行小學六年學制確實太長，已不完全適應當代經濟社會和教育發展的現實以及兒童自身發展的需要。我建議，“縮短小學年限”，學制改革可將現行的“六三制”逐步改為“五四制”，並允許在局部試行“五三制”。在今後一段時期內，如“十四五”期間，將全國極少數“五四制”實驗學校爭取擴大到佔一半，改變目前“六三制”幾乎完全佔主導的現狀，使學制更加靈活多元、富有彈性，滿足不同地區、不同發展水平、不同受教育羣體的不同需要。
新京報記者 張建林
編輯 張磊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