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的評審書目——《何謂教育》（上下卷），來自日本作家齋藤茂男。
今天是開學日，我們一起跟隨日本知名記者齋藤茂男，觀察二戰後日本經濟繁榮下令人窒息的教育現狀。《何謂教育》是齋藤茂男“日本世相”系列的教育篇，分為上下卷，上卷直擊泡沫經濟時代日本教育現狀的黑暗面，下卷展現日本的教育反思和走出教育“內卷”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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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團
本期書目
《何謂教育——光明中的黑暗》
《何謂教育——黑暗中的光明》
作者：（日）齋藤茂男
譯者：王天然、張葉秋曉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
作者簡介：
齋藤茂男（1928—1999），日本著名記者。東京出生，畢業於慶應大學經濟學部。1952年進入共同通信社，歷任社會部記者、次長、編委，1988年退休。1958年獲第一屆日本記者會議獎。1974年因系列報道《啊，繁榮》再次獲獎。1983年，因長年的新聞報道活動和作為新聞記者的高聲望，獲得日本記者俱樂部獎。1984年《日本的幸福》系列獲日本新聞協會獎。1993年巖波書店出版其12卷著作集。
齋藤1958年因“菅生事件”的報道一舉成名。他終身關心弱勢羣體，敢於暴露社會黑暗面。齋藤認為，“對於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的現實，光用所謂冷靜客觀的觀察是無法準確捕捉的。記者必須越境進入弱者的狀況中，只有徹底站在弱者的立場和視角上來觀察世界，我們才能接近情況的本質。必須自覺‘中立、公正、客觀’等常識的虛構性”。
有人曾用“生涯一記者”來形容齋藤茂男，認為他是全日本最符合新聞記者形象的人，甚至在晚年，面對猶豫是否要告知癌症實情的醫生，齋藤説“新聞記者需要知道真實情況”，讓醫生告知實情，像新聞採訪一樣用本子一一記錄下自己的病況、還能做多少工作、延緩病情的措施有哪些選項等。這是他失去意識倒下的5天前的事。他作為業界榜樣至今依然受到許多年輕記者的仰慕和懷念。
這是一套什麼樣的書？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終於告別了在生存線上掙扎的饑荒狀況，進入了物質豐饒的時代。可以説，戰後教育體制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為日本振興輸送了大量職業技術人才。然而，這種幸福神話的背後卻暗影叢生。
在“能力主義”和指標化管理的指導下，學校的教育機能逐步喪失，淪為以分數取人的學歷發行所。拒絕上學的孩子年年激增，校園暴力、霸凌事件層出不窮，學生身心異常現象頻發。心懷理想的教師也在巨大的工作壓力下迷失方向，甚至自尋短見。在家庭中，親子間更是無法溝通理解。身為“企業戰士”的父親，缺席孩子的日常生活；熱衷育兒的“雞娃媽媽”，卻培養出厭學兒童或戀母的幼兒。與此同時，課外輔導班正往慾望產業的方向一路狂飆……
“內卷”而殘酷的學業競賽，閉塞而逼仄的社會環境，《何謂教育——光明中的黑暗》映射出日本經濟繁榮下令人窒息的教育現狀。
另一方面，日本的考試機制究竟選拔出怎樣的人？唯命是從的孩子是優等生嗎？用分數代表的學力是真正的學力嗎？學校是什麼場所？教師又在交給孩子什麼樣的東西？如何才能讓孩子獲得真正的學力？正是出於對以上問題的思慮，日本教育界湧現出一批為改變現狀、同教科書的謊言教育作鬥爭的勇士。
從戰前國家主義教育的慘痛經驗中吸取教訓，不屈服於當局方針實施自主教育的教師，尊重孩子自發性、因材施教的地方小學校教育工作者，還有那些支持這些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學生家長……《何謂教育——黑暗中的光明》描述了這些為日本黑暗的教育現狀帶來一線光明的希望的人們。
它為何吸引人？
首先，我想向本書的各位讀者説一説，我們是以何種姿態面對這份工作的，並對一些關於我們個人的情況作出解釋。
為這部紀實文學作品展開採訪和寫作的三個人中，我和橫川曾短暫地擔任過跑文部省條線的記者。雖説我們曾逐字逐句解讀過文部省和中教審等機構發佈的政策及改革方案，也曾根據從日教組領導們處聽來的間接信息，滿臉得意地解説過教育“現狀”，然而，我們從未踏足過真正的教育現場。換言之，我們三個人，是從未目睹過教育議題本身的門外漢。因此，即使我們經常寫相關報道，也無法從自己的文字中體會到真實感。我們一直想有這樣一個機會：能夠不再依賴於從“上面”來的間接信息，而是用自己的手去觸摸那種與具體的形狀、顏色和聲音一起運轉的，有真實的人存在的教育。
對於我們來説，僅有的能夠切身體會什麼是教育的機會，便是通過自己的孩子，以及從孩子出發，觀察學校和老師們。剛開始採訪的時候，我有三個正在讀初中、高中的孩子，橫川則是三個小學生和一個幼兒園孩子的父親。
橫川有個兒子，這個兒子屬於常説的“差生組”。在他四年級的時候，橫川看到他拿回家的算術考卷，吃了一驚。兒子把“100+3”算成了“1003”，被老師批了×號，卻很無所謂。怎麼會這樣呢？作為性格温和的長男，想必在班上被當成了“來做客的”學生——與其向學校老師發一頓火，做父親的還不如自己給孩子上算術課。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兒子卻在早上要去上學的時候突然吐了起來，於是家長向學校請了假，那天很快便恢復了平靜。第二天的同一時間，兒子又突然説肚子痛、想吐，但只要決定不去上學了，他的身體便立刻恢復健康，隨後的一天也是如此。這種像拒絕上學症一樣的狀態持續了一週之後，謎底終於被揭開了。
原來，橫川的兒子一直因為自己在音樂課上不會吹豎笛而煩惱。只要能吹出聲音，老師就會在笛子上纏一圈紅膠帶，但班上只有他和另外一名同學還沒有得到這個紅標記。意識到是這個原因之後，這位父親便陪着孩子一起練習，可就連大人也很難把豎笛吹出聲音。父子倆經過一番“苦戰”練習，兒子終於吹出了聲音，第二天，他便健健康康地去上學了。
聽了這件事，我也想起了我的孩子小時候的事情。我兒子小的時候，格外少言寡語。他無法與別的孩子成為朋友，讓做父親的我很是煩惱。那是我因工作調動到關西，兒子升入小學後第一學期結束時的事情。對於因為這種煩惱而謹小慎微的父母來説，學校的老師是能夠幫助我們解放孩子內心的唯一依靠，但是，身為班主任的單身中年女教師卻非常冷淡：
“別的班上的老師對我説：‘你班上有那樣的孩子，可真不容易呀。’這孩子在游泳池裏也是獨自默默地站着。市裏面有教育諮詢處，你們去那兒試試吧。”
從老師的話中，我絲毫沒有感受到她想要與家長一起幫孩子克服障礙的意思。我們抱着等待颱風結束的心情度過了兩年時光，那位老師終於調走了。而在她新調任小學的班上，正好有我熟人家的小孩。有一天，這位熟人找我聊天，説到這位女教師總是會對沒有吃完學校配餐的小孩嚴加斥責，他的小孩因為這位老師的強迫，吃完了配餐卻吐了，還開始變得討厭去上學，父母因此大為苦惱。因為我是過來人，這位熟人便想問問我，到底怎樣才能既不惹老師生氣，又能跟老師進行有效的溝通。
終於，我再次因為工作的調動而回到了東京，於是又結識了一位與眾不同的老師。因轉學造成的心理負擔，讓內心本就脆弱的孩子更加消沉。這次的女班主任N老師，能夠非常體貼地關注到孩子的這種狀態：
“要是我能早點做他的班主任就好了。這孩子既能認真地思考問題，又能耐心地進行觀察，身上有很多的優點，不能因為孩子不開口説話就批評他。如果能讓孩子把優點發揮出來，那他一定比現在更積極。”N老師這樣説道。
秋天的運動會結束後不久，我在老師分發下來的油印版學校通信上，看到了兒子寫的關於運動會的作文。後來我才知道，並不是因為這篇作文寫得特別棒，而是老師為了鼓勵孩子，期待他能振作起來才這樣做的。然而，令孩子非常難過的是，因為父母的工作調動，他隨後又轉校到了第三所小學。就這樣，突然有一天早上，他不去上學了。
那時候，“拒絕上學”這個詞語還沒有在社會上流傳開來。我只是一味地認為，不能讓孩子這麼脆弱，便心急如焚，甚至會拉着他的衣領把他拽到家門口。從來沒有高聲説過話的孩子，緊緊抓着家門大聲哀號。我並不知道孩子拒絕上學的原因，連着好幾天早上都這樣對他施暴，自己也內疚不已。我至今不能忘記孩子哭喊的聲音和像在乞求饒命一樣悲哀的眼神。
我另一個兒子所在的公立初中，把嚴格管理學生的髮型和服飾當作理所應當的事情。值周生會揭發同伴的違規行為，違規三次的同學就會在晨會上被點名批評，還要在全校師生面前做自我檢討。我兒子的同伴們對這種形式的管理方式習以為常，被指責了就説一聲“對不起”，糊弄着道個歉。我兒子平時就對他們這種行為很是惱火。有一天，他在晨會上做自我檢討的時候，竟然呼籲大家“不要盲從，要想想什麼才是適合我們的規則”，就這樣，他的班主任立刻把我們叫到學校去了。時間正好卡在了臨近三年級第二學期期末考試的節骨眼上，而這次考試又將決定孩子們在中招時會獲得怎樣的調查書。班主任老師説完早上這件事之後又説道：
“今天，教員室的同事們説：‘那傢伙是個愣頭青，就算他考了一百分，我也不會給他打五分的。’我能理解您家孩子的心情，甚至覺得他可真敢言呀，但是，的確是有會因此而打低分的老師呀。現在是緊要關頭，希望您能讓孩子謹言慎行一些。”
竟然有老師因為孩子提出質疑、想要自己制定規則，想到了用“分數”的手段進行報復，這讓我大為吃驚。
這個初中的PTA財政預算裏，每年都有一筆支出，專門用於購買一份我從未聽説過名字的當地報紙。得知此事的一位家長對教導主任説“從來沒見到過這份報紙”，誰料教導主任竟低聲説道：“學校裏也沒人讀過，可要是不訂這份報紙的話，萬一學生們惹出點什麼事情，就會被他們添油加醋地亂寫一通，所以……”教導主任用一種“沒辦法”的語氣，扯開了話題。
我還遇到過一次因為父母們寫的PTA報紙稿件裏出現了批評學校的內容，老師們就把內容改掉的情況。雖然家長們都對此頗為不滿，但又怕孩子被老師們報復，或是早就對老師們失望透頂，所以沒人出來反抗。這個惡性循環也波及了我家，孩子母親的煩躁也使我這個做父親的煩躁了起來。
對於在外工作的男人們來説，關於孩子的情況很讓人揪心。但是，這種微小的、令人感到拘束的“教育體驗”累積起來，大概也間接地讓很多父親開始默默地對學校和教師們產生了疑問和不信任的感覺吧。在成為一名記者之前，我們首先成為了一名體驗者，對教育議題進行着近距離的觀察。
作為記者，我們也想從個人體驗的視角來討論教育議題。
不同於小説或者評論這樣的個人署名稿件，大部分刊登在報紙上的報道雖然也經由一名名記者之手，但是為了證明報道的“客觀性”，並不會標註記者姓名，記者的身影被隱藏在了報紙背後，讀者則只能聽到“某某新聞”這樣空洞無物的“法人”的聲音。實際上，“法人”看似客觀講述的新聞報道，也是每一名記者綜合運用自己的感覺、知識和判斷力，從諸多事實中選取能展現事物本質的部分而創作出來的，其實也算是主觀感受的產物。
在撰寫這部紀實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將試着強調這種主觀感受。一般來説，為了體現客觀性，記者們會剋制想要呈現個人情感的慾望，但我們打破了這種通常的習慣，將“我”或者“我們”呈現在報道中。我們試着將採訪過程中映入內心的東西，轉化為反映報道主題的素材，呈現在讀者面前。
當今日本的教育現狀不是以所謂的客觀報道的方式就能描繪出來。換言之，這樣的狀況迫使我們作為活生生的現代人，而非記者來作出反應。之所以會採取這種報道方式，是因為我們感受到了一種緊迫感。這種個人感情很強的表達方式是否符合當今大眾傳媒的標準？對此，我們並沒有確切的理論可以參考。或許可以説，正因為與眾多孩子每時每刻的成長相關聯，所以我們才沒有猶豫不決。
但是，直到真的由“我”開始講述故事之時，我才明白，這比將自己藏在報道背後要難得多。只要“我”出場，就需要更加嚴密的現實感來支撐起論述中的客觀基調，也要時刻警惕會損害現實感的感傷情懷。不僅如此，大概是因為早已經習慣了為了“客觀”而剋制自己的慾望，我發現，在向人們講述的時候，我總是要儘量減少自己的身影，這甚至會讓我有些許寒意。
就這樣，我又是擔心這個，又是顧慮那個。起初，我一腔熱血想要把“我”的故事生動地講出來，卻遲遲也不能動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抱着會出醜的覺悟，保持住了那一份率直。
我們並非專業做教育報道的記者，但有一件事引起了我們對教育問題的強烈關注。那就是，最近這些年，我們時不時地在日常工作中遇到兒童自殺的情況。國會要求對此進行調查，文部省於一九七二年（昭和四十七年）開始通過全國都道府縣的教育委員會統計自殺案件的總數。統計發現，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四年的五年間，僅公立初中、高中所上報的自殺人數，就達到了一千二百二十九人，平均每年都有超過二百四十名兒童死亡。這到底在暗示着什麼呢？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們決定開始正式採訪。早在一月，就已經傳來了孩子們死亡的信息。曾經，中小學生的自殺事件會成為大新聞，但漸漸地，新聞報道也變得不起眼了，因為這已不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了。
“再這樣下去，也許會像交通事故一樣，有些案子將會連報紙都登不上了吧……”出於這種考慮，我們拜託共同通信社在全國的分社，將當年一月至三月底發生的大大小小的兒童自殺案件全部彙總起來。數日後，各地分社紛紛送來報告。不出所料，雖然有些案子已經被東京發行的報紙報道了，但也有未被報道的，還有隻在當地報紙上報道過、沒有被東京的報紙報道的案子，我們又一次被這種不斷擴大的事態所震驚。因為只收集了最簡單的數據，我們並不瞭解自殺案件背後的情況。同時，大部分數據都是基於警方提供的材料得出，孩子內心複雜的想法都變成了諸如“苦於學業不佳”或者“有精神疾患的傾向”等大同小異的文字。然而，即便如此，孩子們死去的事實仍然沉甸甸地留在我們的手上。在我們當時收集的資料裏，小學生和中學生的死亡案件有以下這些：
★一月六日大阪市的初中三年級男生（十五歲），因被父母訓斥，要求他終止與女性朋友的交往、努力準備升學，開煤氣自殺。★一月七日大阪市的初中三年級男生（十五歲），疲於備考學習，開煤氣自殺。★一月八日新縣中頸城郡的小學五年級女生（十歲），在自家屋後的樹上用塑料繩上吊自殺。之前，她因弄丟了寒假作業而苦惱。★二月六日和歌山市的小學六年級女生（十一歲），因為忘帶作業版畫的底圖，在美術課時從校舍四樓跳下，自殺未遂（受重傷）。該生是兒童會的副會長，成績優異。★二月七日玉縣朝霞市的初中三年級男生（十五歲），苦於中考而在倉庫中觸電自殺。★二月二十八日富山市的初中三年級男生（十五歲），深夜在自家將尖鋭物刺入心臟而自殺。此前，他因轉校後交不到朋友且成績下滑，不知道該怎麼選擇志願學校。★三月六日秋田縣仙北郡的小學六年級男生（十二歲），因常常不想去上學而被父親訓斥，上吊自殺。該生學習成績糟糕。★三月八日大阪府門真市的小學六年級男生（十二歲），因沒能考上私立初中，上吊自殺。其母非常熱衷於育兒。★三月十日新縣五泉市的初中三年級男生（十五歲），因需休息一年治療腎臟疾病而頗為苦惱，開煤氣自殺。★三月二十二日岐阜市的初中二年級女生（十四歲），在市內的山上上吊自殺。生前她的成績是班上第一名，卻在期末考試中獲得第二名，為此頗為苦惱。★三月二十六日福井縣大野市的初中三年級女生（十五歲），成功升入高中，卻被分到了家政科，因此頗為苦惱，自焚身亡。★三月二十七日沖繩縣那霸市的初中三年級女生（十五歲），因在中考中失利、遭受母親訓斥而上吊自殺。★三月三十日大阪市的小學六年級男生（十二歲），疲於升學學習，上吊自殺。
僅僅三個月時間，就有十三名小學生和初中生，算上高中、預科學生的話則有四十個孩子都選擇了死亡。除此之外，還有被家長帶着一起、全家自殺而亡的孩子們的故事。面對這樣的數據，我們試着先從一名普通的社會部新聞記者的視角，對事件進行全面的探討。孩子們選擇死亡，或者被父母親誘導走向死亡，這種異常事件，也許是反映所謂“現代”整體面貌的底片。我們認為，在這幅底片裏，或許隱藏着辨明當今教育問題現狀的線索。
通過事前採訪、收集資料，並聽取了數位專家的意見，我們現學現用，化身教育記者。隨着新學期的開始，我們立刻分頭行動，向全國各地出發。|是一位認真的閲讀者，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對學校和家庭家庭、戰後日本社會等話題感興趣。|期待將自己在閲讀中產生的想法用文字表達出來，與更多人交流，甚至引領一種主張。|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為什麼想讀這一本書，或者分享自己遇到的教育現狀與困境、教育中的反思等話題的看法和觀點。 |等待我們的回覆。我們會盡快選取4位評審員，隨機選擇其中一本，然後確認地址與聯繫方式，儘快將書寄出。|在兩週內（從收到書之日起）將書讀完，發回1000字左右的評論或讀後感，並給這本書打分（滿分10分）。也許有的人會覺得——一本免費寄送的書，換來這麼多的要求，不值得呀。但贈閲並不是“閲讀評審團”的核心，我們所期待的，是讓有意願有能力表達自己見解的讀者，有一個發表和交流的平台；是讓那些原本靈光一閃、只有自己知道的思考，在鼓勵和督促之下能夠被文字所記錄、被他人所閲讀；是為了通過認真的討論，讓“熱點”的潮水中多一些獨立的、真誠的聲音；甚至，是為了發現和培養新的書評作者，讓我們以這種方式相遇，然後看到你從此不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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