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實話，我對當年的高考印象比較淡，除了沒意外沒驚喜這個因素，更多的恐怕還是由於我中考慘烈“走麥城”的經歷。
高中三年相對比較平穩，雖然也有談戀愛啦，退婚啦，高三後半學期私自轉學到二中的小插曲，但與當年哭鬧着爭取復讀考中專相比，實在沒有什麼能刺痛當年的回憶。
我是1991年參加高考的。
那時全國一套卷，我記得當年作文是一大一小。小作文好像是10分，圍繞“圓”展開想象或聯想；大作文的具體內容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幾個關鍵詞“近墨者黑”或者“近墨者未必黑”。
看到這個作文的瞬間，我內心一陣狂喜，上高三不久，教我們語文的諶老夫子鼓動我們購買一本高考作文指導方面的書，他鼓動得很帶勁，吹噓説這本資料是常年參與高考命制的專家編寫的，沒有足夠的信息渠道根本別説買，連一丁兒消息都探聽不着。我當然買了一本，而且看得還挺仔細，畢竟老師説得那麼邪乎，又和高考緊密聯繫。
當我看到作文題，我從內心裏佩服諶老夫子所言不虛，也印證了他天天掛在嘴邊的先生還真是大神。因為那本書裏就有一篇關於“辯證思維”“反向思維”類似的文章，在不起眼的角落裏就有那麼一行字提到過這個題目。
作文當然寫得挺順，當然我平時作文也屬於優勢，但內心有了那個材料的加持，寫起來更順手更有底氣。
但那年高考我的語文成績並不高，當年語文、數學滿分都是120，我的語文和數學成績都是84。説實話，對我來説數學能考到84屬於驚喜，但語文考84分則讓我鬱悶。
我偏科比較厲害。數字一直是我的軟肋，初中考中專我們班預選上的14名同學最終考上了8個，而我因為數學考72分而與中專無緣。進入高中學習立體幾何時我根本就看不出立體圖形，就好比初中學二次函數始終沒弄懂函數圖像的開口以及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也正因如此我選擇了文科，但中專落榜的陰影一直牢牢地印在我心裏，我實在擔心數學又一次充當“攔路虎”，做夢也沒想到竟然考到84分。提到這一點，我不由地感謝高三教了我半年數學的王延新老師，如果不是他那些“小竅門”（他上課常常笑着略帶神秘地給我們説這個詞兒），我的數學肯定考不到這樣的成績！
因為我是高三後半年從三中插班進入二中的，只跟着王老師上了半年課，但這半年收穫的東西很多，假如我不轉學，憑我當年成績根本無法上大學。
這半年的插班堅定了我一個認識：同為教師，教師和教師是有差別的；學校和學校差別更大，這其中的原因除了管理水平，更重要的還在於教師隊伍的業務素質。
也正是這個認識一直督促着我的教師生涯，站一天講台就當一天好老師，讓每一堂課都有它的温度或者獨特的東西。
現在我都臨近退休的邊緣，當年教我語文的馬啓銀老師、教我數學的王延新老師大概已經退休或者馬上退休了吧。
當年高考都是考前報志願，當時報志願還分“普文”“師文”或“師外”“外兼文”，由於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老老實實報了“師文”，雖然當年的成績略低於自己預期，但已經保證我敲開了大學的校門。
沒有人知道這扇大門對於我這個農村孩子的意義。
最初我是一門心思考中專的，家裏人更是從來沒想過讓我上高中的事兒，即使這復讀考中專，也是我與父母艱苦的抗爭贏得的結果……復讀那年，我平時成績幾乎穩居全鄉鎮前三名，可最後竟然被中專拒之門外，大家可以推想這份打擊。
中考的時候是去學校看榜，那紅榜上長長的名單裏沒有自己名字的畫面永遠刻在了我的腦海裏，長篇小説《第99次回眸》曾不止一次描述那個畫面，以前的作品裏也反覆出現類似的字眼，由此可知打擊之大之深。
我的錄取通知書是同學陳超騎着自行車給我送家來的。當年陳超、志剛、貴安和我一起從三中轉學插班到二中。我記得當年他經常流鼻血，一流起來挺嚇人，雖然我們只當了半年的插班兄弟，可由於“同為天涯淪落人”的插班身份，我們關係處得像親兄弟。
當年高考是沒有家長陪考這個概念的，幾乎都是獨立上考場，很少看到家長影子。要説像我父母那樣只認得莊稼和土地的老農民不陪考倒也罷了，可二中很多學生家長都在縣城裏工作，他們也都上各自的班，沒聽説誰為了孩子高考請假送考或迎考這事兒。
2015年我兒子高考，我和他媽媽説送他進考場。兒子悶聲悶氣説：“又不用你們替我考，忙你們的。”
他下考場時我偷偷站在人羣裏還挺失落，看着別人家孩子迎着父母燕兒似的歡呼，自己隱隱有種被嫌棄的酸意。這小子 不光高考沒讓送，更早的中考就已經不讓送。雖然我和他媽媽都在學校工作，包括小學上到三年級，他都是自己上校車而拒絕我們接送。
我內心其實是有種彌補的想法，總覺得自己這輩兒沒攤上父母送考的温暖，於是想把這份温暖彌補到兒子身上，哪知道人家竟然嫌棄。
印象中那年的雨下得比較大。我們的高考考場是在縣實驗小學，如果沒記錯的話，那個學校建在山腳下，幾排平房，分不同的階梯排列着。我們從學校步行到考場，雨下得非常大，雨水從山上流下，從各個小衚衕裏湧出，匯成渾濁的河流，湍急地奔騰在水泥大路上，我蹚着水，涼涼的水沖刷着我的小腿，嘩嘩的響聲就那樣清晰地迴盪在我的耳畔，迴盪在我的生命記憶裏。
每一次發下草稿紙，除了按規定寫上考號和名字，我總會在草稿紙的右上角，寫一個大大的“好”字，這也許是一種迷信，但在當時，那個“好”字的魔力似乎比老師的安慰更能讓我充滿信心，好像只要寫了那個字，自己心裏就有了底氣就一定會考個理想的成績，好像那個“好”字能保佑自己順利地進入大學。唉，也許就是從那時起，我養成了一定程度的“迷信”，這也是高考給我的影響吧。
當每年高考來臨網絡上開始各自“高考迷信”的小段子，我都會想到自己在草稿紙的右上角寫下的那個大大的“好”字。也許時下父親的馬褂母親的旗袍以及孔子塑像前各種各樣的香火果品都和當年我寫在草稿紙上的“好”字一個意義。如果説有分別，那就是時下的祈福從某一方面還帶動了高考經濟，也屬於發展生產力創造價值。
當年的高考沒有驚喜，也沒發生什麼意外，除了語文發揮得不如平時，其他學科基本正常，最終考試成績出來，高考的分數和我的估計只有五分的差距！
當年我縣的專科分數線459，我的成績472。
當年文科班全校總共也就一兩個本科，專科好像也不多，如果沒記錯，三四個而已。
壹點號壹粉唐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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