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革失敗的原因：剛愎自用，牴觸負面言論
公元前842年，西周首都鎬京（今陝西西安）發生了一起著名的“國人暴動”。根據《史記.周本紀》的記載，鎬京的“國人”集結起來襲擊周厲王姬胡。周厲王一直逃到彘（今山西臨汾霍州），公元前828年客死於此。
關於“國人暴動”的發生，《國語》、《史記》、《後漢書》等著名的傳世文獻都把原因歸於周厲王的“暴虐無道”。有趣的是，文獻並沒有着墨太多於周厲王如何貪婪殘暴，只是提到了他貪財好利和壓制言論。
眾所周知，傳世文獻不可盡信。有學者曾指出：“儒家對於古文獻是按其政治需要來編選的”（見《西周史》）。我們今日所能看到的傳世文獻，不知道多少已被知識分子出於所謂的道義，自覺或皇帝的要求所大量修改。孔子在修編《春秋》時就刪減修改了原始文獻，以儒家的價值觀重塑春秋歷史。後世史官將這一做法發揚光大，即便是司馬遷、班固等著名史官亦不能免俗，以至於我們難以從傳世文獻中準確地窺知歷史事實。尤其是歷朝歷代在涉及本朝政權合法性時，更是需要突出前朝政權的腐朽，以凸顯本朝乃是正朔相承。
幸運的是，考古工作幫助我們接近歷史事實。出土的青銅器上的銘文為我們提供了更多關於周厲王的信息，雖然目前並無完整的證據鏈為周厲王“翻案”，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一點，周厲王採取了一系列試圖扭轉周王室傾頹的改革措施，嚴重侵害了以貴族集團為主的既得利益，而高壓嚴酷的言論管控，使得受損的利益集團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傳達自己的訴求和獲得回應，最終引發了一場暴動。
有學者認為，商周是中國先秦歷史乃至整個中國歷史最為關鍵的時期之一。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商朝和周朝的君王致力於將原始軍事部落聯盟轉變成為城邦國家。與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不同，商周實行的是分封制或封建制。封建制實際上是一種對血緣宗族和軍事部落的政治層級和地緣單位安排。
可以看出，商王或周王的“天下共主”身份，依然帶有部落首領的色彩。商王和周王將領土和人口分給同姓及異姓諸侯，諸侯對所封領地享有軍事、民事和刑事等管轄權，同時，應服從天子並承擔納貢及軍事義務。雖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在現實中，天子只能對王畿之地擁有直接管轄權。與中世紀西歐封建制度中君主與領主之間的“契約關係”不同，天子對諸侯的約束主要依賴的是軍事實力、道義壓力和宗法制度。在王畿之地，天子為了維繫統治，同樣需要對貴族進行分封。雖然這些貴族的封地和王室的土地經常調整，甚至出現重疊，但是不難看出，比起諸侯和天子，王畿之內的貴族和王室之間，更體現出此消彼長的實力變化。雖然商周兩朝君主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強化中央集權，強大的諸侯和貴族勢力卻也一直制約着王權的進一步延伸。
西周中晚期以來，王權衰落與諸侯並起，諸侯國內貴族亂政導致了春秋戰國的混戰亂局；秦始皇儘管統一了中國，建立了中央帝國制度，秦帝國卻也在他逝世後不久崩潰。漢朝初期採取分封制與郡縣制並存的安排，也是對地方貴族勢力和封建意識形態的無奈妥協。
中國一直到西周晚期，王室財產和國家財產並沒有明晰的區分。在分封制下，周王室的財政收入，依靠諸侯和附庸國的進貢，以及王畿之內民眾的力役，後者主要包括國人的兵役（包括出仕為官）和野人的勞役（包括耕作和工程建設）。總體而言，後者才是周王室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而進貢所佔比重不大，且隨着周王室權威增減而升降。周王室所需要承擔的財政支出責任與其財政收入不匹配。雖然在分封制下諸侯有義務為周王進貢和承擔軍事義務，但隨着周王室相對實力的下降，諸侯的態度越來越消極。《史記.周本紀》記載：“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西周中期穆王時代，由於玁狁（嚴允）、淮夷等邊患已經十分嚴重，周王室軍事支出急劇擴張。與之伴隨的是嚴重的財政危機。
周王室所直接管轄的王畿之地，範圍大約是渭河谷地和洛陽平原。周王室的日常開支和軍事支出基本依靠畿內之地的收入。更何況，周王室為了獲得王畿貴族的忠誠，時常賞賜貴族官員土地。西周中期王室土地已經變得十分零碎，東部土地已經分封殆盡。王室土地萎縮使得王室財政危機雪上加霜，至周厲王登基之初，問題已比較嚴重。這是西周崩潰的根本原因之一。
基於血緣姻親關係的宗法制，本質上是為了維繫王權統治。然而，這種政治制度致命的缺陷在於，隨着天子這一天下大宗與其它宗子之間血緣關係的淡泊會日漸疏離。分封制度的建立者並非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因此，他們不僅通過監察制度和軍事壓力等具體措施牽制諸侯貴族，也通過將分封制度意識形態化，從而形成對諸侯貴族的道義壓力。總體上，這種意識形態化的努力比較成功，因為，哪怕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極度衰弱的情況下，霸主仍然需要在表面上匡扶周室。
但是，無論是監察制度，還是意識形態，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權力和利益紛爭問題。只不過，隨着歷史的發展，挑戰王權的力量逐漸從封建制度下的貴族集團，變換成帝國集權下的官僚集團。官僚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貪污腐敗以及對王權的侵蝕和對國家的俘獲，均成為歷朝衰亡的重要原因。
雖然後代歷朝皇帝均在制衡官僚集團權力的制度方面做出改進，但歷史證明，這些都不過是一次又一次的輪迴。哪怕明朝朱元璋以剝皮實草之酷刑和運動式整肅官場，清朝康雍乾三帝運用漸臻化境的法家馭臣之術，官僚集團的不端風氣，始終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最終黃宗羲才道出了問題根本所在，即“君主為天下之大害”。古代中國政治問題根源，不在於官僚權力不受制約，而是皇帝這一帝國最高統治者權力不受制約。
相比起秦之後複雜的官僚制度，西周的官僚體系較為簡單，且官僚職位一般由貴族擔任。自周文王到周昭王間，主要執政大臣之位由“周、召、畢”三大世族佔據。到了中期，三大世族已變為“毛、井、虢”三家。榮、召、南宮家族的勢力則在晚期得到復興。這些宗族集團一方面效力於王室，另一方面也不斷積蓄政治資本、家族財產，並建立新的家族支系。貴族之間的鬥爭相當激烈，一些傳統的世家大族如井氏大宗就在西周晚期被剝奪了土地及附庸（人口），從此衰落。土地（財富）增減依賴於官職職權高低，貴族之間結黨營私形成派系不可避免。
王權對官僚集團的制約，主要仍是在宗法制的框架內運用複雜禮儀、道義和賞罰力量約束。雖然周王室和畿內貴族在西周中期以前都保持着共存共榮的良好關係，但是這種良好關係隨着周王室衰微、貴族內部矛盾激化、貴族勢力相對王權的上升而轉變。從西周的貴族和官僚活動來看，西周的權力制衡制度很可能談不上覆雜。西周中期的牧簋有一段銘文記述了周王（周孝王）譴責官僚體系貪污腐敗、虐待百姓、濫用職權的現象。到了西周中晚期，貴族侵佔王室財產的現象已經比較常見。這又進一步加深周王室的財政危機。
周王室所面臨的上述內困，到了周厲王父親周夷王時，已十分嚴峻。尤其在邊境吃緊的形勢下，周厲王採取改革措施勢在必行。周厲王究竟做了什麼？
根據《國語.周語下》記載：“厲始革典，十四王矣。”我們無法知道詳細的革典內容，但根據文獻的簡略記載，就是周厲王把原本由貴族公用的山澤資源收歸周王室，廢除土地制度的籍田禮，強化王權對貴族財產的管理。各種史料對“山林藪澤之利”着墨最多。有人推測：“周人在分封制度下，山林藪澤之利，由各級封君共享。即使以賞賜或納貢方式，資源仍可上下分治。厲王專利，相對的也就使諸侯不享。”後來，自商鞅變法推行“壹山澤”後，國家壟斷某些利潤豐厚的行業已經成為常態。但在西周，利益均沾是一種“德行”。周厲王壟斷山林藪澤的開採權，嚴重損害了貴族集團的利益，同時也是失德之舉。對於這種周王室“國有化”的措施，貴族集團和其代表官僚只能在道義的話語體系內規勸天子，而不能過於赤裸地圍繞利益分配進行協商，而後世在編撰史書也儘可能地渲染周厲王的“失德”。
這一點在古代中國歷史上非常常見。例如，漢朝鹽鐵會議上文學賢良和公卿大夫，以及宋朝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辯論，無不需要以道德倫理包裝，而不能直接討論利益問題。當撥開倫理話語的迷霧，細究其中辯論主旨，可以發現，漢宋兩場辯論，均討論了資源商品和工商業的國家壟斷問題。漢代的公卿大夫和宋朝的王安石堅決主張國家應壟斷資源商品和工商業經營，相反，漢代的文學賢良和宋朝的司馬光則主張民間經營。
除了任用榮夷公推行壟斷“山林藪澤之利”的改革，周厲王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剝奪貴族利益。也就是所謂“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見《國語.周語上》）。也就是説，在周厲王時期，中國已經出現了國家壟斷的經濟模式。
這一系列改革措施，很可能改善了周王室的財政狀況，周厲王時期，周王室的威信和軍事實力明顯提升。西周青銅器的銘文記述了周厲王一系列對外征戰事蹟，雖然一般而言，銘文主要讚美功績而較少記載失利，但周厲王的確取得了許多重大戰役的勝利，甚至夷王時曾不可一世的楚國國君熊渠，因擔心周厲王討伐自己而不敢稱王。可見，周王室的國威的確得到了一定的恢復，而這自然與上述周厲王採取的增加財政收入的措施分不開。
然而，周厲王的改革措施必然引起了貴族集團的憤慨，享有一定言論自由的“國人”，紛紛議論和譴責周厲王的新政。所謂“國人”，是指王畿範圍內“國中和四郊”之地上的“自由民”，他們基本上是周族貴族後裔及其平民。商周時期，“國人”享有一定的特權，如參政議政、受教育等。他們都是周厲王此次改革措施的受損者。根據《國語》的描述，周厲王採取高壓措施監視國人，並誅殺指責他的人。從此，國人不敢説話。周厲王自負地誇耀自己控制言論的成績，而召公説出了那句名流千古的規勸：“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他認為，民眾的輿論就像河流，不能靠堵塞，因此要引導民眾説話。
如果僅憑《國語》的這兩段故事，我們很容易認為召公和芮良夫主張帶有某種樸素的民權思想和自由市場色彩。實際上，召公和芮良夫更可能是在代表利益集團，向王室表明自己的反對立場。與其説這是言論自由的體現，不如説這是“國人”與王室之間的政治協商傳統或機制。“國人”的這一特權，有着嚴格的等級秩序和身份範圍的限制，根本不具有普適性。召公和芮良夫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不滿周厲王的改革，因此，針對周厲王的改革和“止謗”措施，提出警告和交涉。雙方在談崩後，忍無可忍的“國人”掀起了一場反對周厲王的暴動。
周厲王可能不是一位英主，但他的確試圖扭轉西周中期以來衰頹的命運。在穆王死後，西周百姓便生活在隨時可能遭受邊境異族侵犯的恐懼中，王室財政在經歷了數代自殺式的封賞和貴族侵吞後，出現了嚴重危機，周厲王立志要復興西周。從當時他的對外戰爭行為以及和貴族集團的互動來看，周厲王很可能是一個剛愎自用、強硬好戰，牴觸負面言論的人。
然而，他的改革措施與利益集團產生了直接衝突，卻希望通過封鎖“國人”與王室之間傳統的政治協商機制來實現集權。這其中的矛盾在於，他一方面破壞了西周宗法制中的典制慣例，另一方面卻希望利用本已衰微的宗法意識形態，統一國人的思想。
在利益集團對既得利益和宗族存亡命運的擔憂中，這一矛盾不斷激化，最終，他們掀起了一場針對周厲王本人的政變。周厲王直到倉皇出逃，才發現自己已是孤家寡人。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