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可譯”時代到來,翻譯如何兼顧本意與詩意
【熱點觀察】
我們正處在一個翻譯的時代。人人可譯,藉助拍照翻譯、屏幕劃詞翻譯、搜索引擎翻譯等工具,不會外語的人可以輕鬆應對需要外語的場景;處處皆譯,我們用的手機、電腦、護膚品等大都配有已翻譯成多種語言的説明書,瀏覽的國際新聞大多也是編譯過來的。翻譯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人人可譯、處處皆譯的翻譯質量如何?大量夾雜着英文詞彙、複雜句法的歐化漢語,又會給我們的語言和文化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人們對“翻譯腔”已經熟視無睹
人人可譯、處處皆譯帶來了即時翻譯、快餐翻譯。時效即生命。為了追求效率,我們往往不求甚解,只求大意。在外國餐館用拍照翻譯點餐,或是用屏幕取詞翻譯瞭解外語文獻的意思,翻譯工具的確讓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便捷。但如果翻譯面向公眾,譬如圖書翻譯、公示語翻譯、新聞翻譯、説明書翻譯等,那就必須力戒這種大致翻譯或機械翻譯。這種大致翻譯或機械翻譯往往不夠準確,措辭過於歐化,甚至夾雜着不少望文生義的錯誤。
不少譯者一見到“when”就翻譯成“當”,習慣用“的”連接多個前置的修飾語;見到英語的被動語態就翻譯成“被”字結構,於是出現了“噹噹不斷”“的的不斷”“被被不斷”的問題。這種歐化的譯法,余光中謂之“惡性西化中文”,其惡在於“化簡為繁、以拙代巧”。倘若一部譯作讀來只見一片片拗口的長句,雜有“噹噹不斷”“的的不斷”“被被不斷”,漢語的簡約之美便無從談起,也會影響讀者的閲讀。然而,很多時候人們對此習以為常,覺得譯文本來就這樣。可見,人們對帶有“翻譯腔”的譯文,抱有集體無意識的容忍。這種容忍,意味着大家對“翻譯腔”已經熟視無睹。
中文歐化緣起於“五四”新文學運動,經歷了推崇、反思、調和三個階段,始終和翻譯密切相關。傅斯年早在1919年就倡導“歐化的國語”。而胡適一方面主張文化全盤西化,另一方面卻對現代漢語的歐化始終有所保留。魯迅則認為“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因此主張一種雜合的“歐化語體”。鄭振鐸、沈雁冰等亦主張語體或文法歐化。
“五四”新文學運動二十年後,人們開始反思歐化的利弊。語言學家郭紹虞承認中文歐化對新文學有一定幫助,同時也指出過度歐化“終不免為行文之累”。在翻譯實踐方面,歸化翻譯重新開始盛行。比如,翻譯家張谷若用“地道的中文”翻譯《德伯家的苔絲》,將英文原作中的威塞克斯方言翻譯成了土味十足的山東方言。翻譯家傅東華翻譯《飄》,把人名地名都中國化了。
過度歐化的直譯是對原文的假忠實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自20世紀80年代起,隨着中國第四次翻譯高潮的到來,翻譯中的歐化之風再次興起,且一直持續至今。這引發了不少學者的擔憂,認為“翻譯腔”帶來的歐化句式會嚴重影響漢語的純潔性。
翻譯中的中文歐化問題與英語作為全球通行語言密切相關。世界上講漢語的人最多,可與英語相比,漢語是較少被翻譯成外文的語言。據國家版權局統計,2019年我國共引進圖書版權15684項,其中英美兩國圖書引進7643項;同年輸出圖書版權13680項,其中漢語圖書輸出到英美1107項。2019年我國英美圖書引進數量是漢語圖書輸出到英美的7倍左右。總體來看,我國圖書輸出和輸入的逆差在縮小,但漢語圖書的譯出與英文圖書的譯入逆差極大。
外語的輸入,帶來的不僅有新觀念、新技術,更有外國的文化。隨着英語在世界各地的傳播,不少學者擔憂,大量歐化的詞彙句法會衝擊本土語言生態,可能造成本土語言慢慢喪失自身特性,失去被翻譯的可能,從而弱化本土語言在全球語言生態中的地位。人們也擔憂,大量歐化的語言會污染純淨的本土語言,造成語言的殖民。這些擔憂有一定道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0年發佈了《世界瀕危語言地圖》,全球大約有6500種語言,其中將近一半處於瀕危狀態。另據一些語言學家估計,大約每隔一週,世界上就會有一種語言消失。
不過,人類文明的活力在於交往交流交融,而交往交流交融又離不開翻譯。只要翻譯存在,不同語言的相互影響就不可避免。就我們國家而言,漢語受到英語等其他外語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也不必過於杞人憂天。
語言自有其淨化篩選的內在機制,它會在與其他語言的交流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譬如,一些從外語中翻譯過來的詞彙已經變成漢語的一部分,我們甚至意識不到它們來自外語。漢語人稱代詞有性別之分始於1917年,受英語影響,出現“他”“她”“它”的單數人稱代詞,後來又受法語影響,出現對應的複數形式“他們”“她們”“它們”。至於句式方面,“之一”“與其説,不如説”等外來句式豐富了漢語的表達方式,增強了漢語的邏輯性、嚴密性。總之,從外語中引進新的詞彙和表達方式大大增強了漢語的包容性。
至於人們擔心的漢語過度歐化的問題,除了有譯者翻譯能力不足的因素,主要還是由於文化交流的失衡。因此我們反對的不是有益於語言和文化發展的歐化,而是過度歐化。過度歐化的文體大量使用“被”字句,過多使用抽象名詞、連接詞,複製原文的長句結構,往往長篇累牘,行文生硬,甚至邏輯混亂。這種所謂的直譯,是對原文的假忠實,亦即錢鍾書先生所批判的,可以列為“撒謊表”。
結合具體語境選擇合適的翻譯技巧
語言文字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翻譯從本質上講是兩種語言、文本、文化的對話。譯者帶着自身的歷史視域,走進源語文本的視域,在跨越時空、跨越文化的對話中,兩種視域得以融合,從而產生新的意義。因此,翻譯不僅是一個語言轉換的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問題,它與本土文化建構息息相關。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譯者須以本土文化建構、傳播為己任,結合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具體語境,依據讀者對象、文本類型、翻譯的方向(譯入還是譯出),正確使用翻譯技巧。
其一,譯者在翻譯之前,應弄清楚文本屬於哪個類型、誰來閲讀文本等基本問題。魯迅曾經從文化戰略的角度提出“硬譯”,譯文帶有明顯的“翻譯腔”,但並非他的所有譯文都如此。他考慮到文本功能、文本類型和讀者對象的差異性,在翻譯文藝理論時,針對受了良好教育的讀者,採用“硬譯”的翻譯策略,而翻譯兒童文學作品則以意譯為主。
其二,要視翻譯的方向是“外譯中”還是“中譯外”而採取不同的翻譯方式。針對翻譯理論學家韋努蒂為阻抗英語文化霸權所倡導的異化策略,愛爾蘭學者邁克爾·克羅寧認為,為了保存愛爾蘭語的特性和差異性,應該用地道的愛爾蘭語翻譯英語文本,用阻抗式、帶有愛爾蘭語特徵的英語翻譯愛爾蘭語文本。同樣,譯者在將英語文本翻譯成中文時,必須根據具體情形,合理決定譯文“翻譯腔”的程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發展中國文化,體現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在“英譯中”時用帶有一點“翻譯腔”的譯文呈現他者文化的新和異;另一方面,為了保持漢語文化的獨特性,應該避免低級負面的機械“翻譯腔”,根據譯文功能、文本類型、讀者對象等的不同減少對歐化句式的使用,並對原文中的錯誤價值觀予以修正。
總之,語言和翻譯從來不是價值無涉的透明之物,帶有“翻譯腔”的譯文在歷史上的特殊時期承擔的是特定的文化政治任務,而在當下全球化的背景下,譯者須從文化戰略的高度,綜合考慮影響翻譯和文化的諸種要素,採取最適當的翻譯方式,在翻譯中推動本土文化的建構和傳播。
(作者:於德英,系魯東大學教授,本文為山東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基於哲學思維方式的中西譯論比較研究”的階段成果)
更多資訊或合作歡迎關注中國經濟網官方微信(名稱:中國經濟網,id:our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