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的初夏，15歲的我讀高四，正在奉賢學農。那時不分初中高中，中學只讀四年。那天，我們正在麥田裏幹活，帶隊老師匆匆忙忙走來，招呼大家：“別幹了，馬上回上海，複習功課，準備高考。”
驚喜之下，也很慌亂。從小，我的每一篇作文都是範文，但《工基》課，我一點都聽不懂。直流電、交流電、線圈之類，到現在也弄不明白。回到學校，我們這兩屆學生（77屆78屆）馬上摸底考試。我的數學六十分；物理0分，1分米等於多少釐米，也答不出。因為總分高，我分在快班。學校派出本校最優秀的老師教我們。
中學四年，除了不間斷的批判會，以及三天兩頭的學工學農，語數外和政治課之外，就是“工基”“農基”“農民起義”以及“We study Einglish for the revolution”，從不知何為化學何為物理學何為生物學。難怪，説到哪個年輕人是1966年以前畢業的高中生，人們都會肅然起敬。
小半年之後，快班慢班要解散，重分文科班理科班。我打算選文科。在科研所工作的家父，主張我報考上海交大的計算機系；看到我優良的數理化成績，班主任也勸我選理科。舉棋不定之際，有兩件事促使我做了決定。
彼時百廢待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各界的共識。這個知識，當然是科學技術知識；這個人才，亦是科研人才和工程技術人才。因而有“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説。一天下午，我正在廚房裏幹活，聽見走廊裏有鄰居在議論分班，有人提到我的名字，講：“伊麼，考考文科！”
還有一件事。看罷電影《甲午海戰》，我為清政府的腐朽、清朝科技的落後和鄧世昌的悲壯痛心疾首。聯想起電影《創業》，不由得熱血沸騰，立志當一名為祖國開採石油的工程師。
母親是小學教師，她的一位女同事讀了我寫的作文，力勸我報考文科。我主意已定，更加發奮。只記得，自己裝訂的草稿紙寫完了一本又一本；鋼筆墨水用幹了一瓶又一瓶；右手中指上的老繭生了一層又一層。炎熱的夏夜，沒有電風扇，屁股上生出了痱子。父親和弟弟在前房間看電視，我在隔了一塊纖維板的後房間做試卷。入睡前的營養品，是一杯麥乳精。
1978年的高考語文卷，主要考基礎知識，作文是縮寫。好多猜作文題的考生都翻了車。我沒有押題，但縮寫是我當年最不擅長的。大約過了一週，又參加了中專技校考試。
高考成績單寄到學校，我以379.5分名列全校第二，進了上海紡織工學院（1980年，母校恢復了“華東紡織工學院”的校名）。大學四年，最令我受益的，是階梯教室裏求知若渴的學習氣氛，是圖書館裏搶讀文學期刊的勁頭，是小教室裏獨自饕餮世界名著的安寧……
40年過去，被目為只能“考考文科”的我，仍然從事着與文字有關的工作。在此，我想告訴孩子們，如果，決定職業生涯的時節，你還太年輕，不懂得堅持，不善於選擇，也不要緊。只要樹立了正確的三觀，學會了自學的方法，學什麼與幹哪行，不一定是矛盾的。當今之世，學習與進步，永無止境。（孔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