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封建帝王的敗亡週期率，執政年頭愈久，國家敗壞愈烈，統治危機愈大，百姓受難愈深。萬曆朱翊鈞於公元1573年登極，公元1620年駕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無事到他躺到定陵，然後，又接着太平無事好幾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他的兒子朱常洛繼位，大明天下，便是張大覆文章中譽揚的那個“民間不見所苦”而且“皆有生氣”的社會。
有清一代的文史學者，對萬曆朝多持否定的看法，對萬曆個人頗不以為然，難道張大復的文字，是在粉飾太平？事實似乎並非如此，明末清初的文人丁耀亢，寫過一首《古井臼歌》的長詩，其創作主旨也是在贊詠他曾生活過的萬曆年間。“憶昔村民千百家，門前榆柳蔭桑麻。鳴雞犬吠滿深巷，男舂婦汲聲歡譁。神宗在位多豐歲，鬥粟文錢物不貴。門少催科人晝眠，四十八載人如醉。”已是清朝康熙時人的他，用得着拍前朝萬曆的馬屁嗎？這幾句憶舊的詩，發自肺腑，當無疑義。
朱翊鈞早年為學童時，還算是一個乖順的孩子，後來，親政，江山坐穩，則絕對是一個不成器的敗類。
第一敗，他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消極怠工的皇帝，史稱：“二十餘年不視朝，羣臣從不見皇帝之顏色。”甚至做了三年御史的劉光復，沒見過這位帝王一面，頭一回登殿，越次發言，萬曆大發雷霆，你是什麼東西，竟敢胡亂插嘴，連叱拿下。嚇得他尿屎一褲，頓成土偶人，也就是植物人吧，為歷史一大笑話。
第二敗，他的行政機構，乃是中國歷史上數得着的最為空轉無能的政府，史稱：“萬曆二十九年……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常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國政事歸皇帝獨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負責，朝政懶廢墮弛至此，亦歷史中奇聞也。”
第三敗，他還是一個極其能搜刮，極其能斂財，極其能揮霍，極其性瘋狂的幾乎不可救藥的最高統治者。到了晚年，他像吸血鬼似的開徵各式各樣的惡税，盤剝百姓。張大覆文中起首所説的“罷税”，就是指朱常洛即位後的德政，廢除他老子這些天怒人怨的税政。
第四敗，他一生做得最成功的事情，莫過於他未成年前，將整個大明王朝，交給張居正治理；然而，他一生做得最失敗的事情，是在他成年以後，對死去的張居正進行報復性清算，而尤為混賬的，還徹底否定了實際上已取得成功的改革成果。所以，《明史·神宗本紀》認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説：“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近人孟森對明朝衰亡的脈絡，加以梳理：“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於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
我在景山上看到這棵歪脖樹
萬曆坐了48年的江山，在中國全部帝王中，為排名第5的在位時間最長者，他的後代可就沒有這份好命了。他的兒子朱常洛，廟號光宗，年號泰昌，僅1年；他的孫子朱由校，廟號熹宗，年號天啓，僅7年；他的另一個孫子朱由檢，廟號思宗，年號崇禎，在位17年，李自成進北京，自縊煤山。這就是説，萬曆的一子、二孫、三朝，共25年，只用了他在位時間的二分之一，就將大明王朝玩得土崩瓦解。反過來思索，萬曆差不多是在其子其孫的雙倍時間內，任意隨性，胡作亂為，也沒有將這個帝國消費完，還留給朱常洛一個“皆有生氣”的社會。在張大覆文中與“罷税”同提的“發帑”，足以説明萬曆雖是一個敗家子，但還是給他後人留下相當數量的真金白銀。泰昌初，朱常洛能動用內庫160萬兩，以作餉銀。這可不是小數目，160萬兩白銀，約相當於現在的3億3千萬元人民幣。內庫只是國庫的一部分，可證朱翊鈞這個敗類，這麼大把地糟蹋國帑，竟然還能給兒子留下來為數可觀的錢。
萬曆年間，那富足，那充裕，當是歷史的蹊蹺了。
隋煬帝楊廣，14年功夫，就把隋朝折騰光。朱翊鈞胡搞48年，大明王朝安然無殃，絕對應該垮而未垮。他的後人，尤其那個崇禎，不可謂不盡心，不竭力，千方百計想不垮而終於垮了，而且垮得非常之慘。北京人親眼目睹，崇禎爺掛在景山那棵歪脖樹上，一隻腳穿鞋，一隻腳跣着，其狼狽可想而知。1949年我來到北京，那時還叫北平，我在景山上看到這棵歪脖樹，因為它犯過弒帝之罪，用大鐵練子鎖了起來，以示懲戒。崇禎最後被圍城中，士兵乞餉，國庫拿不出一兩銀子，他只有張嘴朝王公大臣、皇親國戚借，可憐哪，大家像打發一個叫花子似地三萬五萬地給。想想萬曆年間的那用不完的錢，哪怕想想萬曆年後的泰昌仍錢淹腳面，要讓崇禎不上吊也難了。
雖然西諺有云：陽光之下，沒有什麼新鮮事。但我一直認為，萬曆年間的中國人過得比較滋潤，由此推想，萬曆年間的一眾文人，也比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同行，活得更加開心。朱翊鈞廷杖起大臣來，也是蠻恐怖的，張居正“奪情”一案，數十位諫官，無不當場剝光褲子，袒露屁股，被打得皮開肉綻，奄奄一息。但他從來不搞文字獄，這實在是了不起，在中國，幾乎所有皇帝，都患意識形態恐懼症，防文人比防盜賊還來勁。萬曆這個人，應該説很糟糕，但終其一生，他沒有跟文人過不去過，在這一點上，他要比手上沾滿中國文人鮮血的康、雍、乾，不知聖明多少倍！
也許這是萬曆的性格所致，他除去對性、對錢感興趣外，不怎麼關心文學，也不怎麼熱衷文藝活動。以當下的網絡語言描述，朱翊鈞絕對稱得上是一位宅男。除了偶爾視察他的陵寢修建狀況，從不露面公眾。唯一的一次，應該是萬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因為京城久旱不雨，他親率數千臣僚，由紫禁城出發，到天壇祈雨，然後又原路返回。堅持步行，拒絕坐車。
所以，萬曆年間，或許也與他的不管、少管、懶得管有點湊巧，中國文人的活躍，可謂達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從15世紀下半葉，到16世紀上半葉，文化思想之發達，文學藝術之繁榮，人文精神之張揚，人性覺悟之高漲，之前罕見，提倡個性解放，摒棄禁慾主張，破除儒學樊籬，沖決禮教束縛，更是力度極大。這種文藝領域的繁榮，也許可能與二十多年不上朝的萬曆，疏於對文人的“關愛”，有些什麼關聯。人類，在其進展的歷史長河中，道路不盡相同，步伐未必一致，但必得邁過的門檻，必得經歷的洗禮，必得昇華的精神，必得付出的代價，是無可迴避的。該來的，總是要來的，也許早一點，也許遲一點，但不會留下時代空白。所以萬曆年間的這一文藝活躍景象，是與西方世界同步的，也是資本化、市場化逐步發展的必然趨勢。
京華滿城説驚夢
公元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英國的莎士比亞，中國的湯顯祖，相繼同年離世，雖是偶然的巧合，卻是東西方文藝復興運動難得合拍同調的註腳。
這兩位戲劇家同時在十六世紀展現出超人的戲劇天才，第一，是這個時代需要大師，第二，是這個時代催生大師，第三，一個發生着巨大變化的時代，也應該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而決定這個時代會不會，能不能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是經濟，是財富，是看得見、摸得着的黃金白銀。莎士比亞，這個手套匠的兒子，公元1585年，時為中國萬曆十三年，從家鄉來到倫敦謀生。泰晤士河口桅杆聳立，船旗飛揚，停泊着世界各地的商船，裝卸着萬國商貿的貨物，這座貿易發達，商業繁榮的大都市，趕上了資本主義的上升期，像烤麪包一樣迅速膨脹起來。文化消費，本身就是一種商業行為，商業愈發達，文化消費愈盛行，文化消費的高漲，也帶動上下游產業的興旺，這充分説明經濟實力的提升，勢必推動文化藝術的進展和繁榮。同樣，公元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湯顯祖棄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傑作《牡丹亭》，首次演出，盛況空前，造成了一曲《驚夢》，萬人空巷的痴狂反響。時人譽曰“京華滿城説驚夢”，“魂兮歸來話杜娘”，談論《牡丹亭》，品評玉茗堂，成為京師的一種新時尚。明人沈德符説：“《牡丹亭夢》一出，幾令《西廂》減價。”清人俞用濟説：“《牡丹亭》唱徹秋閨，惹多少好兒女為他傷心到死？”次年，湯顯祖作《南柯記》；再次年，《邯鄲記》脱稿。幾年間，他的戲劇成就，達到了巔峯。
如果説，莎士比亞的成功，是因16世紀英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正處於上升的強盛期，給予他施展才華的最佳時刻；湯顯祖的成功，正是趕上了萬曆年間，由最初的富足富有，到真正的富裕富饒的爆發期，使他得以大顯身手。可以想象，頗具規模的資本經濟實力，所形成的擁有財富的新興階層，在大都市中成批湧現，然後遍及城鄉，已是一個很可觀的政治集羣，這個階層湧動着強烈消費慾望。清人趙翼所説，萬曆年間：“世運昇平，物力豐裕。”明人凌濛初作《拍案驚奇》的書前序中所説：“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物質的滿足，必定催熟精神的豐收。這就是萬曆年間，一方面是物質生活的普遍富庶，一方面是文化消費之如飢似渴，經濟動力推波助瀾，上層建築風生水起。正如近人樊樹志在《晚明史》中的論斷：“萬曆朝堪稱有明一代最為繁榮昌盛的一段時光。正是中國融入世界的時代，中國與全球發生密切關係的時代，中國伴隨‘西學東漸’而發生鉅變的時代。”正是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給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標榜自我，張揚個性，突出多元，追求佚樂的特性。於是，在中國歷史上，被褒之曰“繁榮昌盛”的萬曆年間，同樣也是以良莠斑駁的色彩，薰蕕雜陳的光影而引人注目。
顧炎武的《日知錄》，對朱翊鈞的看法很惡，他對斷送了大明江山的這位昏君，十分憤慨，也是情理中事。但他在談到“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時説：“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他所説的這些用來公然行賄的“白金”，即白銀，卻使我們獲知萬曆年所以“繁榮昌盛”的奧秘。
以銀代幣，自明朝開國以後，直到中葉，是嚴令禁止的。為什麼到了萬曆年間，有如此多量的銀兩，流通於社會，出進於市廛，交換於貿易，乃至於行賄於官場呢？據美國學者弗蘭克的《白銀資本》 考證：“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30000噸，日本生產的白銀8000噸，兩者合計38000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為7000噸或10000噸。因此，在那一百年間，中國通過‘絲——銀’貿易，獲得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正是這些真金白銀，給萬曆年間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帶來了物質的豐裕。這大把銀子，若是進入國家財政，當然國就富，若是放在民眾手裏，當然民就強。而國富民強之後走正道，自然也就兵精糧足，兵強馬壯。有了鞏固的國防，外敵不敢覬覦，邊寇不敢啓釁，這是中國盛世王朝必走的強國、強軍、強民之道。
然而，萬曆年間，上下一致地卻反其道行之，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多白銀儲存的王朝，極盡奢侈腐敗墮落無恥之能事。萬曆四十二年，為其愛子朱常洵就藩洛陽，那花掉的銀子足夠當時中國人吃上好幾十年。滋長民風浮躁的同時，也帶來了整個社會的沉淪。從上到下的奢靡，不花白不花，大肆揮霍，遂成萬曆年間的社會風氣。《金瓶梅》的出現，正是這個豐裕，富庶，有錢，有閒時代的必然結果。萬曆一朝，存活48年，歷史評價不高，但擁有的海量貲財，卻種下了大明王朝敗亡的禍根。
現在回過頭去看，第一，若是天假以年，張居正能夠做完他想做的匡國救時的事情，第二，若是造化成全，朱翊鈞只是一個庸常之主，不指望他特別地優秀，只要求不那麼混賬和混蛋，多少聽得進人話，多少做一點人事，多少差強人意的話，也許一部《晚明史》，就不是從他朱翊鈞開頭敍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