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官制有長達四千年之久的歷史。在這四千年中，隨着王朝的更迭與發展，官制也隨之發生改變。但其改變之宗旨，歸根結底就一條主線——加強皇權。當這條主線走到了明清兩朝之時，中央集權、君權至上已經到達極致。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明王朝建國初期即廢中書省，也就是罷黜丞相之職，而由皇帝直接管轄六部。清承明制，亦是如此。至此，朝政大事皇帝一人大權獨攬，乾綱獨斷。
儘管明清政體制度一脈相承，但就帝王集權方式與形式上又有較大差別。其中輔佐皇帝們集權的重要機構就不完全相同，明朝主要是內閣，而清朝自雍正皇帝始，輔助皇帝集權的機構就轉變為軍機處。儘管兩個機構都屬於朝廷中樞，但是地位卻不可同日而語，應該説明朝內閣的權力以及重要程度，遠在清朝軍機處之上。
正式與非正式之差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之後，繼續延用太祖朱元璋罷黜中書省制度。但是，對於熱衷於開疆拓土的成祖皇帝來説，將他的全部精力與智慧都用於處理朝政，顯然是不情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個幫助皇帝處理朝廷日常政務的機構便呼之而出，這也就是明朝內閣制度誕生了。注意，這個時候僅有“制度”誕生。但隨着皇帝對內閣依賴程度逐漸提升，內閣在朝廷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內閣”也成為了明朝的一個正式的權力中樞機構。
而軍機處的誕生就似乎很“偶然”了。雍正七年，雍正皇帝以“西北戰事緊急和內閣大臣有泄露軍機”為由，成立了一個臨時機構——軍機處。而後軍機處成為常設機構並被歷代清朝帝王倚重。但是這個影響了大半個清朝的權樞機構，卻自始至終都是“臨時”設立。
千萬別小看了這正式與非正式之差，對於臨時機構，撤用與否，可僅皇帝憑一人意願而定。而正式機構的設立與裁撤，要經過一系列流程才能最終決定的，這就不是皇帝一句話，如此簡單的事兒了。
專職與兼職之差
明朝內閣與清朝軍機處，正式與非正式的另一個實質性的差異就是，明朝內閣閣臣的職務為正式職位，而軍機處的各類職務，都是由其他職位兼職而為。
明成祖組閣之初，閣臣成員都出自其他朝廷機構，當然以“六部”骨幹心腹為主。仁宣時期，以“三楊”為代表輔政近臣直接入閣，內閣權力迅速提升。此後，內閣權力持續提升，等到明朝中葉，內閣大臣職位上與其他朝廷部門徹底分離，正式成為凌駕於六部之上的朝廷核心權樞機構。而成為首席大臣，更是成為朝野上下名副其實的第一重臣，“首輔”與“閣老”等敬稱出現並被皇帝接受。嘉靖之後，出現內閣首輔把持朝政，成為了沒有宰相之名的宰相。
反觀清朝軍機處，因為是臨時機構，所以從始至終，軍機處的官員都未曾脱離六部等其他朝廷職能機構。這樣就無法與六部等機構，形成根本上的權力衝突，更不會借皇帝親信之機而凌駕於六部之上。如此就極大可能地避免了皇權旁落。
當然了，儘管軍機處權力有一定製約，但是實際權力依然很大。因為軍機處成員，尤其是“大軍機”，也就是首席軍機大臣，最有機會與皇帝討論國政，因此對於國家大事的決策，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另外，由於皇帝的命令，大多是經由軍機處發出，因此最先掌握皇帝決策情報的也是軍機處，所以軍機處這一清朝承上啓下的辦事機構，其地位之重要性與特殊性，絕對是毋庸置疑。
明清皇帝個人意志力與能力之差
其實無論是內閣還是軍機處，歸根結底都是封建朝廷的一個機構，其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皇帝更有效地統治王朝，因此，他們的權力的都是皇帝賦予的。至於賦予程度和多少，更是取決於皇帝個人。換句話説，會不會出現皇權旁落，除了制度缺陷這一客觀原因之外，更主要的還是皇帝本人能力上的差異而導致。
掌握權力的結果應該是令人亢奮的，全天下人都對你敬畏到無以復加，這種感覺應該很爽吧。但是，擁有權力的過程是痛苦的，因為這個過程是非常辛苦的，即要耐得住寂寞，更有付出常人所不及的努力。換句話説，勤奮與自律是維護權力集中的必要前提。在這一點上，清朝皇帝顯然要遠遠強於明朝皇帝。
明朝在二祖二宗四代皇帝之後，皇帝的自律與勤奮程度開始下滑。尤其是一些個性較強皇帝，如武宗正德皇帝、世宗嘉靖皇帝、神宗萬曆皇帝以及熹宗天啓皇帝，都是比較貪玩與任性之輩。他們對待本職工作態度上很不端正，本着“大事不糊塗，小事不在乎”的態度，以個人喜好以及個人性情為行動準則，而很大程度地忽視了責任與擔當的重要性。
實際上，所謂的“小事不在乎，大事不糊塗”完全是自欺欺人，給自己翫忽職守找藉口而已。明朝第一大“奸相”——內閣首輔嚴嵩，就是利用嘉靖皇帝的自以為是而做到權傾朝野，進而利用職權為自己及家人謀取權益。
還有一位內閣首輔也做到了大權獨攬，他就是張居正。張居正是在輔政前提下，得到皇帝以及太后的信任而得到權力。並且掌握大權之後，也是為了大明王朝鞠躬盡瘁。與嚴嵩之輩乃天地之差。
但不管怎麼説，以嚴嵩與張居正為代表的內閣首輔，已經達到了制約，甚至是皇權的程度。而整個內閣也幾乎把持了同時代的明朝朝政。
再看清朝皇帝，則大多以勤勉著稱，自律性相對較高，這也是清朝幾乎沒有昏君（同治皇帝算半個）的重要原因。而清朝皇帝這種高自律性的形成，主要得益於在皇子時期接受系統、完備而嚴苛的傳統教育。在傳統文化薰陶下而塑造成的清朝皇帝，不但儘可能地被消磨掉了頑劣個性，做到恪盡職守，同時對權力的把控，更是到了“眼裏容不得半點沙子”的程度。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皇權旁落幾乎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清朝最有可能形成，所謂相權與皇權制衡的時期，就是在同治初年。也就是相權代表人物恭親王奕訢與皇權代表人物兩宮太后之間的權力相對平衡。但這種平衡，輕而易舉地就被手段並不算高明的西太后所打破，相權代表奕訢迅速淪落為皇權代表西太后的大管家。
這一事件充分證明了，清朝皇權的高度集中性極強。即便是以親王身份，成為首席軍機大臣，所謂核心政治圈內中樞骨幹，即便在皇權相對衰弱的時期，都沒有制衡皇權的可能，所以其他時期，以“奴才”身份當選的首席軍機大臣就更不敢有什麼非分之想了。至於軍機處，就更不存在把持朝政的可能，唯有聽命於皇帝，唯命是從的份了。
因此，清朝的軍機處的地位，真的僅僅是皇帝的參謀部與秘書處的二者結合，這與凌駕於六部之上的明朝內閣，其地位差距真不是一星半點。
作者：王金百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中國古代官制》 王俊/著 中國商業出版社
【2】《軍機處二百年》 袁燦興/著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3】《明史》、《清史稿》等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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