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馬曉飛是我的學生，是我所任教的語言學校漢語班的一名特殊學生。
我居住在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科希策，人口不足30萬。我在國立語言學校開設的漢語班是全市唯一的學習漢語的課堂，每年招收有一定英語基礎的中小學學生和成人組成一個混合班。之所以説馬曉飛特殊，是因為他只有六歲半，卻坐在成人和高年級學生為主的課堂裏。
新學年的第一堂課，傳達室的伊萬阿姨領着這個小男孩進教室，把他抱到了椅子上。看到這個一臉稚氣的小男孩，我心裏多少有點打鼓。
每年新學年開始，我要了解每個學生的基本信息，給每個人起箇中國名字。我根據小男孩斯語名中“馬”的諧音，給他取名“馬曉飛”。
上了幾堂課以後，我就發現馬曉飛是這個班一個不小的麻煩。讓一個還不會用母語寫自己名字的小孩，坐在成人班的課堂裏學“外語”，只能説當初我和學校都欠考慮。在最初的幾節課後，馬曉飛就不再“聽講”：把筆盒裏的每一隻鉛筆用轉筆刀削一遍，下課後留下滿桌子的鉛筆屑；用鉛筆在書本上亂畫，再用橡皮擦擦掉，橡皮擦和筆輪番掉地上，從椅子上下來，爬到桌子下找橡皮、找筆，這一套上上下下的動作持續往復。我知道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我向校長明確表示我不想要他。但校長和伊萬阿姨都説：“孩子學漢語的興趣很高，而且家裏把一年的學費都交了，我們也不要求他學到什麼程度，不用參加考試，就讓他坐在那兒混着吧。”
每次上課，我得時不時地走到馬曉飛身邊，把課本翻到當頁，再把他的手指放在正在領讀的詞上，但讀到第三個詞他的手指就跟丟了，他不認識數字，找不到頁面，也聽不懂我所講的內容，常常是從一開課就盯着後牆上的鐘表問“老師，還有多長時間下課？”
這個班每次上課人都來不全，學生有其他活動就不來上課。有一次課堂上只來了兩個學生，馬曉飛和一個女孩，這個女孩剛剛11歲，在班裏年齡偏小，四聲音調永遠讀不對，單詞永遠記不住，也是令我頭疼的學生。那時正臨近春節，我打開投影儀，放了幾張中國春節紅紅火火的圖片，給他倆講中國春節的習俗。兩個孩子饒有興趣地聽“故事”，馬曉飛還時不時和我搶話：“我在學校給我們全班教漢語呢！”我表情誇張地睜大眼睛：“真的嗎？”他一臉認真：“真的，全班同學都坐在下面，連老師都坐在下面，只有我在講台上給他們教。”我腦海裏迅速出現這個小不點“上漢語課”的畫面，不知道他給同學和老師教了什麼，心臟緊了一下。那節課我從收發室借了一把剪刀，從後面裝飾牆上取下幾片紅紙，教他倆剪“春”字，女孩認真地剪着，馬曉飛還不會握剪刀，就在旁邊打開了話匣子：“我們班同學都説我像李小龍，我踢足球踢得最好，誰都比不過我！”我轉頭一看：他的髮型、眼神真的和李小龍一個樣，那種自信和靈氣像一束光，瞬間照亮了我。
課程在往下進行，馬曉飛在自顧自地玩耍。對於漢語中某些發音來説，初學者簡直就是“一鍋粥”。比如一讀“我去運動場打籃球”就聽到“我chu運動場打籃球”，我就得一遍又一遍地糾正。當我再一次讓讀錯的同學跟我讀時，聽到一聲清脆而標準的普通話“去運動場打籃球”從馬曉飛口中傳出，我向他豎起大拇指。從那以後，每當有人讀錯，我在糾正時都用眼神示意馬曉飛示範，他儼然成了我課堂上的小助手。他有時多重複幾遍給別人示範，會露出不屑的神情，有時也表示理解：“大人就是學不會，我在家教我媽媽，她也學不會。”
下課後我往外走，路過伊萬阿姨和馬曉飛坐着的沙發，會聽到他倆的對話：“今天的課上得咋樣啊？”“特別好，老師表揚我了，我是班裏讀得最好的學生。”我想到有一次我準備好了要勸説他父母先不要送他來了，話還未出口，他媽媽迎着我滿面笑容：“馬可特別喜歡你的漢語課，每堂課都早早準備好書包，還常常給我們唱漢語歌呢！”我只好把想勸退他的話嚥了回去。
學校在“六一”國際兒童節舉辦活動，要準備美食，還要用自己所學的語言説一句話。我設計了使用筷子夾爆米花的比賽，事先發給學生每人一雙筷子，告訴他們要回家練習。“六一”那天，有幾個準備明年報名的新同學也加入了我們班，馬曉飛就一遍又一遍教他們用漢語説那句話，又幫着其他班的孩子夾餃子，很有“主人翁”的範兒。
比賽開始了，孩子們圍着一大盒爆米花，有的靈巧、有的笨拙地往自己手裏的紙碗夾爆米花，一分鐘計時結束，有的孩子碗裏只有幾粒爆米花，而馬曉飛碗中的爆米花都高出了一個尖，這讓我很是吃驚。他邊夾邊用漢語數着“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儼然成為了一場表演，所有人都鼓起了掌，馬曉飛臉上露出了“李小龍式的”自豪神情。
我決定向學校申請明年擴招一個班，專門招一個低齡兒童班，讓馬曉飛當我的“助教”和班長。我深深地自責，讓馬曉飛這孩子坐在“照本宣科”的課堂裏是多麼委屈啊！
兒童節的活動接近尾聲，我們團隊的孩子們身着我定製的服裝：黃色T恤，胸前是兩個紅色的漢字“中國”。孩子們站成一排，齊聲用漢語朗誦出那句練了無數遍的話：“值此兒童節之際，我們祝願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