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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是歷史上唯一一個以道德治國的皇帝，以我們今天的概念而言，他就是個老實人。
歷史不是選秀，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評價一個帝王如何，不能以他的話題性為標準。
名頭響亮的，也許真的是雄才大略、功績彪炳，但也可能是因為暴虐成性、遺臭萬年；而看似默默無聞的也有兩種，一種是碌碌無為、不值一記；另一種則是大象無形、潤物細無聲。
上面四類帝王中，如果以如今吃瓜羣眾的視角出發，自然會喜歡第一類，他們大刀闊斧、推行變革，揮斥方遒、開疆拓土，大起工程、功在千秋，會讓人情不自禁的心潮澎湃、暗生嚮往。
但如果站在歷史親歷者的角度，也許是另一種情況：帝王越是有為，越會給所處的社會帶來巨大壓力與痛苦。比如漢武帝的雄才大略，讓西漢付出了“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的代價；漢武帝本人，也在晚年發佈了《罪己詔》，承認了自己好大喜功給漢朝百姓帶來的巨大傷害。
因此，假如我們是穿越到古代的老百姓，一定會心儀第四種帝王。而在這類皇帝中，漢光武帝劉秀是公認的標杆。
古代數百位帝王中，霸氣、聰明、英武的並不少見，但從始至終以自己高尚品德治國、並取得了成功的，有且僅有劉秀一個。
自漢武帝時期起，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明面上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底子裏，卻是以法家為內核，秉承霸道、王道，結合權謀之術，才是皇帝的不二訣竅；無數皇帝聲稱自己是孔夫子思想的忠實擁護者，但歷史上上唯一一個具備太學生身份的皇帝，僅有劉秀一人。
劉秀是正兒八經的漢室宗親，但在推恩令的“關照”下，王莽篡位期間的他，已經成了個地地道道的小地主。與積極收買人心、策劃復興劉氏大業的哥哥劉縯不同，那時的劉秀每天挖空心思，只是想着怎麼把田種好。因為這愛好，他沒少受劉縯的嘲笑，甚至被比作漢高祖劉邦碌碌無為的二哥劉喜。
也許正是在親哥哥的刺激下，在王莽的天鳳年間，劉秀前往長安當了一名太學生，系統學習了《尚書》，“略通大義”。這段學習經歷，與劉秀本性的品格產生巨大契合，也對其後的人生產生了重大影響。
公元22年11月，劉縯在舂陵（湖北棗陽市吳店鎮）發動劉氏子弟共同起事，對於這種隨時會掉腦袋的危險項目，眾人自然避之唯恐不及：“劉伯升這是要害死我啊！”但隨後見到劉秀也全副武裝、身穿紅衣大帽時，他們則吃了一驚：“老實人也參加這事？看來比較靠譜”，隨後放下心來。就這樣，依靠着劉秀德性的感召力，劉氏兄弟順利集結七八千人。
隨後，他們與出自綠林軍的新市、平林兵結成聯盟。在取得一些小勝後，由於戰利品分配問題，綠林隊伍一度想跟劉氏武裝火併；而劉秀則秉承成大事不拘小財的原則，把劉氏宗的戰鬥所得收集起來讓給對方，這才及時化解了危機，雙方“大悦”，繼續攜手戰鬥。這件事，充分展現了劉秀的危機處理能力、大度的作風。
但在平日裏，劉秀仍是一副斯文、甚至膽小的模樣，幾乎完全躲在霸氣、豪邁的哥哥劉縯身後，時常被眾將士嘲笑。
但誰也沒料到，當面臨最大危機的時候，能夠率領大家力挽狂瀾的，竟然是這位大家瞧不起的懦夫。
在昆陽之戰爆發前，面對逐漸逼近的王莽40多萬大軍，王鳳等人率領的8000多義軍一邊躲在昆陽城內瑟瑟發抖，一邊商量着是不是要分錢分頭跑路。這時，身為偏將軍、尋常時間幾乎不説話的書生劉秀挺身而出，以冷靜、自信的發言，迅速被眾人視為救命稻草；其後，他有條不紊地安排好防守力量後，自己帶着13人出城搬救兵；隨後，他更是帶着區區數千人，勇敢的殺回被40多萬大軍圍困的昆陽城。
面對聲勢浩大的敵人軍陣，劉秀身先士卒，帶着3000敢死隊衝鋒，親手殺死了多名敵人，眾人見狀紛紛驚歎：“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見小敵懦弱、遇強敵則無比英勇，劉秀生動體現了何為儒家提倡的仁者之勇。
隨後劉縯因功高被害，聲名大振、手握兵權的劉秀並沒有憤而兵變，反而孤身前往宛城向更始帝劉玄致歉。他的大度、坦蕩，不僅使自己逃過了危機，還使起義軍避免陷入分崩離析危險。
人前歡聲笑語、夜晚以淚洗面的劉秀，最終找到了前往河北獨立發展的契機。他依靠建立在高尚品德基礎上的人格魅力、領導能力，在河北不斷得到各股力量的擁護、吸引了眾多人才主動歸附，幾乎沒有使用任何權術，他就一步步成長為當時天下最強大的政治力量。
而在滅掉各路對手、一統天下後，劉秀把他的仁德品質用在了治國方面。
對內，善待功臣，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祿換取對方手中的權力，雙方各得其所；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官場風氣為之一新；以人為本，革除王莽時期的苛政，大規模將奴婢、刑徒釋放為平民；與民休息、輕徭薄賦，恢復西漢前期的三十税一制，極大減輕民間壓力；重新丈量田地、理清户口，抑制豪強、打擊土地兼併......
對外，與其他王朝立國後大肆拓邊的作風不同，劉秀深知民間已疲憊不堪，因此採取了偃武修文、不尚邊功的政策，除非有重大敵情，絕不輕易對外動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 。
針對周邊少數族的威脅，劉秀秉承“柔道”思想，一改漢武帝以來征服作風和王莽的大民族主義，結合休養生息的大方向，制定了以保守為主、以德治邊的國政，以友好、互助的政策對待周邊少數民族，成功緩和了民族矛盾，避免大規模的戰爭，為"光武中興"的實現提供了穩定的環境。
劉秀的治國之道，雖然沒有秦皇漢武、唐宗的豪邁與氣魄，但他針對因久經戰火而疲敝不堪的民生現狀，不用權謀、遠離霸道，採取了以德治國、以柔安民的政策，從思想到行動上表裏如一，創造了“三代以下稱盛治，莫有過焉”的光武中興。
一言以蔽之：一將功成萬骨枯，有為帝王的豐功偉績，往往意味着老百姓的血淚；而以仁德治國的劉秀，正是因為沒有好大喜功、缺少激烈的話題性，才沒給史官留下大寫特寫的機會，從而給一些不太瞭解歷史的朋友留下了乏善可陳的印象。但如果我們拋開看史書的上帝視角，把自己置於劉秀治下老百姓的立場上，就會有這種感覺：皇帝不折騰，則是生民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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