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這場戰爭,讓明朝軍隊的顏面蕩然無存,連皇帝都覺得是奇恥大辱

由 俎巧玲 發佈於 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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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之變”發生於明朝嘉靖年間,由於,嘉靖本着“天朝上國”的優越感及歷史仇恨,拒絕與蒙古人進行貿易,以至於,惱羞成怒的蒙古部落首領南侵大明,甚至,一度打到京城之外,震驚中原。這起事件,充分地暴露出十六世紀中葉的明朝已出現的腐敗跡象。
明朝初年,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元殘餘勢力同明朝對立。
之後,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一再出兵北伐,逐步擴大北部的廣大地區。為了加強對北方的控制,明成祖朱棣於1421年遷都北京,在長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區,設立衞所20多處。
可以説,元朝在被明朝取代以後,蒙古國力迅速衰敗,體制也在倒退,從而,逐漸被分化為了數個小型部落。到了十六世紀中葉,蒙古諸部中的特土默特部逐漸崛起,成為了蒙古草原上實力最強大的部落。由於,在明朝以前,蒙古曾入主中原,所以,以遊牧為生的蒙古人都明白中原商品的重要性。
所以,特土默特部為了長遠發展,他們對來自中原的糧食、布匹、鐵器及手工業製品表示了迫切的需要。礙於環境的限制,遊牧部落根本無法生產這些商品,只能靠與明朝進行貿易來獲取。在古代,北方遊牧民族能夠提供的貿易品非常有限,除了牛、羊、馬及其肉奶製品外,基本沒有其他商品。所以説,相比於蒙古人對糧食、鐵器、布匹的迫切需求,明朝並不需要畜牧產品。
因為,中原雖以農耕為主,但此時的明朝已有成規模的養殖業,肉奶商品自產自銷,根本無需通過外貿獲取。在這一時期,除了來自蒙古的優良馬匹之外,蒙古根本沒有貿易品能夠吸引明朝人的眼球。
除此之外,蒙古與明朝之間的歷史仇恨,也是雙方無法展開貿易的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元蒙統治就是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推翻的,在此之前,中原漢人深受蒙古人奴役。在1449年,明英宗曾被北方民族俘虜。在這場名為“土木堡事變”的歷史事件中,明朝天子淪為蒙古人的階下囚,受盡屈辱。雖然,幾年後英宗被放還,但由此引發的“南宮復辟”又給明朝政局造成了不小影響。
可以説,蒙古人不但給明朝統治者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印象,在老百姓眼中蒙古人也是無法被原諒的仇敵。所以,嘉靖並未同意蒙古人的要求,拒絕與其通商。到了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落俺答為了與明朝建交,主動提出要成為明朝的附庸,並按年嚮明朝進貢牛羊。
當然,土默特俺答希望的是,自己能在明朝獲得爵位,雙方開展貿易活動。嘉靖採取的態度與之前一樣,面對前來朝貢的蒙古使者,嘉靖絲毫不予理會。俺答久久得不到明廷的回應,於是,氣急敗壞的俺答決定:給大明一點顏色瞧瞧,讓中原皇帝正視自己。
同年六月,特土默特部的首領俺答帶着一支軍隊,南下中原,直逼山西大同。面對洶洶來襲的侵略者,大同總兵仇鸞非但沒有主動抗擊敵人,還派出使者與敵軍進行溝通,用一筆錢“打發”了俺答,讓他去攻打其它地區。就這樣,俺答率軍繞到古北口,才此長驅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下。
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此時的明朝軍隊,在面對侵略者時就像是紙老虎一樣,非但不能戰勝,還輸得十分憋屈。俺答從北到南,打了幾場仗,所遭遇的明軍雖然人數龐大,但是,沒有一人是蒙古人一合之將。打到京城後,俺答所遭遇的,號稱大明禁軍的精鋭也都是些烏合之眾,被蒙古軍隊打得丟盔棄甲。
更讓俺答驚詫的是,高坐在廟堂之上的嘉靖和文武大臣,他們根本沒想到大明將士如此不堪一擊,早年的“土木堡之變”竟要在京城重現。事態緊急,嘉靖不斷將聖旨發往全國各地,徵調各地的藩鎮的軍隊進京。最終,藩鎮的軍隊用了半個月的時間,來到北京城下,與敵軍對峙。
不過,就算是援軍已至,明軍仍不敢主動出戰,與蒙古人分出高下。由於事態緊急,所以,來到京城的藩鎮軍隊大多缺乏糧草,就算他們不與蒙古人打仗,恐怕也會餓死在北京城外。值此之際,嘉靖任命仇鸞為平虜大將軍,希望他能夠帶領各藩鎮擊破蒙古人,一雪前恥。
仇鸞領兵後,非但沒有與蒙古人作戰,反而在京郊率軍搶劫。當時,京郊的老百姓都説,明軍比那些南下的蒙古人還要不堪,簡直像禽獸一樣。可惜的是,當時的朝廷,主戰派的呼聲不夠響亮,主和派在整個事件中佔據主導地位。宰相嚴嵩命令:京城的各個將領,千萬不能與蒙古人作戰,一切以議和為主。
於是,明軍龜縮在北京城內,任由蒙古人在城下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在俺答率兵劫掠期間,意外俘獲了明朝太監楊增。俺答是個聰明人,他知道憑自己的軍隊,在城外與明軍打游擊尚能取勝,一旦硬碰硬地進行攻城戰,絕討不到好果子吃。就這樣,俺答釋放了楊增,讓他作為使者,與朝廷進行溝通。
在俺答的書信中,蒙古人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爾郭!”看完了蒙古人的來信後,朝中文武各執一詞,有人認為:應該以京城為重,立即與蒙古人和談;還有人認為:要先安撫住蒙古人,從長計議。禮部尚書徐階雖然不敢直接與嚴嵩叫板,但至此國難當頭之際,徐階也顧不上自己的前途了。
於是,徐階對嚴嵩義正言辭地説道:“蒙古人已經打到城外了,還要任由他們欺負嗎?”嘉靖立即詢問徐階,有沒有盤桓的餘地。徐階的辦法非常直接,那就是繼續拖,等到距離較遠的藩鎮軍隊集結,明軍就能以人數優勢輕鬆戰勝蒙古人。於是,嘉靖一面派人應付俺答,一面繼續徵調全國各地的勤王軍。拖了幾天之後,俺答發現京城周圍的明軍越來越多,這才意識到自己上了當,連忙指揮軍隊撤退。
聽説蒙古人想跑,嘉靖立馬派兵部尚書丁汝夔率兵追擊。得到皇上的命令後,丁汝夔立即着手做出準備,然而,事態緊急,他不知此戰是吉是兇,於是,他便做出了人生中最錯誤的決定:“請教嚴嵩。”嚴嵩是個堅定的主和派,他告知丁汝夔,此戰關係重大,若戰敗結果絕不是丁汝夔能揹負的,應該勸聖上收回成命。於是,丁汝夔成了嚴嵩的棋子,來到嘉靖面前勸其放棄追擊蒙古人。
嘉靖聞言勃然大怒,當即將丁汝夔打入大牢,沒過幾天,就命人砍了他的腦袋。蒙古人已撤至關外,明軍失去了追擊的時機。至此,這場發生在明中葉“京城保衞戰”竟以這樣以戲劇化的形式收場了。在返回北方後,俺答再次向朝廷提出了要求,並言明:“若是得不到滿意答覆將繼續南侵。”在後來的和談中,明朝答應了俺答的要求,與其互通交易。
編修《明實錄》就庚戌之變一事評論道:“虜自壬寅(1542年)以來,無歲不求貢市,其欲罷兵息民,意頗誠懇。當時邊臣通古今、知大計如總督翁萬達輩亦計以為宜,因其款順而納之,以為制御之策。乃廟堂不為之主議,既大言閉關以絕其意,又不修明戰守之實而為之備,反戮其使以挑之,至於戎馬飲於郊圻,腥羶聞於城闕。乃詔廷臣議其許否,則彼以兵脅而求,我以計窮而應,城下之盟,豈不辱哉?”
不過,由於雙方的貿易是建立在俺答武力脅迫下的,所以,嘉靖覺得這是奇恥大辱,雙方正式通商進展緩慢,明朝方面始終在應付。隨後明廷加強防禦措施,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總三營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薊遼總督大臣,轄薊州﹑保定﹑遼東三鎮,募山東、山西﹑河南諸道兵歲集京師防秋......直到1570年,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來到明朝,這一起偶然事件,終於促成了雙方的貿易關係。
那麼,這起“庚戌之變”又對後世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呢?
從這起事變的始末,可以看出明朝統治者乃至文武大臣的昏庸和愚蠢,也直接反映出明軍急轉直下的戰鬥力。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之間存在着一種必然的、不可缺少的經濟聯繫,也表明了明朝統治者不顧這種客觀的、不可分割的經濟聯繫的制約,而制定並執行的錯誤政策。
因此,這起事變就像是給明朝敲響了警鐘,自嘉靖之後的明朝皇帝開始重視軍事領域的發展,尤其是對外的防禦措施。
“庚戌之變”後,明朝的軍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明朝的防務也有了一定水平的提升。可以説,若沒有這場歷史事件,明朝根本意識不到軍事方面的缺失。蒙古人的入侵,總算是讓明朝有了亡羊補牢的機會,軍事實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庚戌之變發生後,明朝終於開始恢復與蒙古之間的貿易,雖然,進展非常緩慢,但是,卻呈良性發展的態勢。我們知道,這場貿易雖然有利於蒙古的需要,卻同樣能夠維護雙方的外交,對明朝的發展也有一定好處。不過,由於嘉靖始終礙於面子,以至於,互市貿易停停走走。
最終,由於明朝的拖延,俺答數次犯境,南下侵擾,給邊境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巨大威脅。1570年,明朝與蒙古之間的和議終於簽訂,俺答順利地被明廷封為順義王,他所在的部落也成為大明的藩屬。從這以後,雙方的貿易關係得以維持,長城一帶終於重歸安寧。
站在客觀的角度來看,似乎一切都要歸咎於軟弱求和的嚴嵩。實際上,嚴嵩只是明朝大臣中的代表,除少數幾名主戰大臣外,大部分大臣都抱着和嚴嵩一樣的態度。
那麼,為什麼國難當頭之際,大臣們會有這種表現呢?
其實,這種偏安的思想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説:是嘉靖的態度決定了一切。其實,若嘉靖及早意識到雙方貿易的好處,或積極主張解決外患,這起事件根本不會發生。
所以,“庚戌之變”的始作俑者,實為嘉靖皇帝。
參考資料: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二百一十五·外國八· 韃靼》、《萬里長城縱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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